《东京梦华录》书名。宋·孟元老著。十卷。叙述北宋时汴京(今开封)的城市风貌、风土习俗。其中，保存了不少酒楼、酒名等资料。今有单行本行世。
宋代改变了自古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在经济发展上最直观的因素之一就是打破了唐朝的“坊市制度”，不再实行“宵禁”。
政策上的转变，生产水平和科技的提高，成就了宋朝的“商业大国”。商品经济如此发达，酒文化自然兴盛。尤其在宋朝举国重文氛围下，自然多文人雅士，酒也自然是展现风雅的一大利器。
今天，我们就从宋代孟元老的著作《东京梦华录》中窥探宋朝酒文化一二。
前面说到，宋朝在商业经济上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市场非常繁荣，不仅催生了商业街，还出现了夜市（也叫“鬼市”），清明上河图就反映了宋朝这一现状。
宋朝的酒有“小酒”、“大酒”之分。
所谓小酒，也就是米酒。这种酒是宋朝最常见的一种酒，也是多数人喝的一种酒。小酒的酿造周期短，不需要“陈”，能做到随酿随卖。
大酒就不同，这种酒需要“蒸”、“陈”，酿造周期长达一年。一般都是冬季酿造，夏天出售，因此也有“候夏而出”的说法。相较于小酒，大酒从酿造到售卖周期长，价格自然不同。
作为一部北宋“笔记”，《东京梦华录》详细描述了当时的饮酒风尚。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东京城饮酒之风盛行，大街上酒楼林立，不仅有富丽堂皇的大酒楼，还有独具一格的小酒楼，丝竹管弦之声不绝于耳。
所谓，“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这里面包含官家开的酒库，也有私人经营的酒楼，就连乡下，酒楼也是必不可少的。
“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如此浓厚的饮酒风尚，自然使得酒成了一个营收可观的产业，酒的赋税也变得非常可观。
因此，宋朝对酒十分重视，一方面把控，一方面鼓励民间生产与发展。因此宋朝的酿酒产业，也分为官府酿酒和民间酿酒，酿酒技术也十分高超，由此有中国白酒蒸馏酒技术出现于宋代一说。
《东京梦华录》里记载，北宋香飘十里的酒楼，在规模上有正店、脚店之分。正店都设在繁华的街市上，有酿酒的权利，以丰乐楼、樊楼最为有名。脚店只能从正店批发酒。
气派的大酒楼，是达官贵人、名商大贾常光顾的固定场所，使用的也都是金银酒器，价格不菲。
酒楼在装饰上也非常讲究。
东京富庶，门首皆有彩楼欢门装饰。所谓“彩楼”，即用彩色绸帛结扎的棚架，彩楼有一个梯形的檐子，每层顶部都扎成花架状，檐下垂挂着流苏。酒楼门前排设着红绿杈子，用来阻挡人马。每逢重阳节，酒楼都会用菊花缚成洞户来招揽客人。
“各酒店生意兴隆，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京城里的这些酒店，日夜笙歌，从无休歇”。
这就体现出了宋朝夜市的兴旺发达。北宋中期后，“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北宋东京城的夜市分布范围极广，通宵达旦的夜市为酒客提供了饮酒的便利。
《东京梦华录》卷二记载：“九桥门街市酒店，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
另外，在宋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文人聚在一起喝酒，就少不了“行酒令”。宋朝人“行酒令”十分狂热，在《楮记室》中记载，高丽国一位僧人到宋朝，朝廷派遣杨次公接见。每次接见，两人必定饮酒行酒令。
正是因为这种酒文化，才有了“调笑令、天仙子、水调歌”等众多词牌名固定下来，这对中国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节假日喝酒也有讲究。
比如酒楼都会在中秋那天卖新酒，在比如春节，宋朝基本每家每户都会喝的一种酒叫“屠苏酒”，以诗为证：
王安石的《元旦》里写，“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苏辙《除日》，“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
陆游《除夜雪》：“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
文天祥《除夜》：“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
”
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丰富的酒文化是多重因素催生的结果，从《东京梦华录》就可以看出，宋朝的酒楼就是人们消遣的场所，灯火通明的夜市，百姓彻夜饮酒的开怀，这就使得宋朝整个城市都氤氲着一种民生安定的气氛。
作者介绍：
孟元老（生卒年不详），号幽兰居士， [1]北宋时居汴京（今河南开封年），宋代散文家。
孟元老少时从其先人宦游南北。崇宁间（1102年-1106年），寓居开封。靖康之乱，避地江左。晚年，追忆汴京盛事，著《东京梦华录》二卷，自序题绍兴十七年（1147年），备载汴京街坊风俗及朝章典仪，委曲详尽。
孟元老怀着对往昔的无限眷念和对现实的无限伤感，撰写了《东京梦华录》，《东京梦华录》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为“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亡国灭都之痛唱出了一曲凄婉的挽歌
作者生平：
孟元老，原名孟钺，是孟昌龄的第四子,现在仅能据其绍兴十七年撰成《梦华录》,了解其生平大概。
孟元老在序中说，自幼随父亲宦游南北。宋徽宗崇宁癸未（一一〇三），来到京师，居住在城西的金梁桥西夹道之南。在京城中，孟元老逐渐长大成人。成年后，孟元老是否做过官，他在序中语焉不详，后人颇多猜测。
北宋末年，金军大举南下，开封数次被围。靖康癸未（一一二六），徽宗、钦宗被金军虏去北方，史称「靖康之难」。第二年，孟元老离开东京开封南下，避地江左，遂终老此生。孟元老卒于宋高宗绍兴十七年（一一四七）之后，终年在六十岁以后，具体时间已不可考。
靖康之变，中原人士大多随朝廷南下，避地两浙，故国故乡之思时刻萦绕心头。宋人周煇《清波别志》说「绍兴初，故老闲坐必谈京师风物」。孟元老避地江南的数十年间，寂寞失落中也时常暗想当年东京繁华，心中无限惆怅。孟元老在与年轻人谈及东京当时繁华，年轻人「往往妄生不然」。为了不使谈论东京风俗者失於事实，让后人开卷能睹东京当时之盛况，故而孟元老在怅然中提笔追忆东京当年繁华，编次成集，於南宋绍兴十七年撰成《东京梦华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