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老电影都藏着一种质朴的创作心绪。
站在观众角度，可能有旧时光的“滤镜”。
站在创作者角度，当年岁月的群体性精神面貌更积极，理想也更炽热。
站在时代角度，不同于如今的碎片化，当初的一切都更易凝聚为一种完整的思想。
1990年，名导尹力推出了中国儿童片史上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我的九月》——这部影片被列入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片单。
影片豆瓣评分8.8，曾夺得1991年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首届上海影评人奖十佳影片等多个奖项，著名作家梁晓声盛赞片中有“《清明上河图》的艺术魂韵”。
梁晓声为影片样片写的建议
影片对普通观众的影响也很深。
一位东北的80后观众回忆，他爸妈在新中国第一座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钛合金工厂上班，就读于子弟学校的他去厂里电影院看这部影片，很多同学都看哭了。
对北京观众而言，这部全程在首都拍摄的影片堪称“时代记忆”，片中烟袋斜街、什刹海等取景地尤其亲切。
甚至还有影迷为这部88分钟的电影写起了同人文，片中主要角色由此走出影片，进入延续的人生。
可以说，《我的九月》缘于时代，也融于时代。
1990年的23天
影片故事始于1990年8月31日，结束于同年9月22日。
1990年9月22日，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开幕，这是中国首次举办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
那一年，吉祥物熊猫盼盼出现在千家万户，韦唯、刘欢合唱的亚运会宣传曲《亚洲雄风》响彻大街小巷。
对大榆树小学四年级一班的安建军（张萌 饰）、刘庆来（张晨 饰）、雷震山（范东升 饰）而言，这一年、这个九月，同样意义不凡。他们本是亚运会开幕式团体操表演的一员，却没有在最后的名单中。
三个孩子完全不同的性格在面对这一现实时表现了出来。建军胆小、生涩，不善表达，凡事不愿明里计较，却总暗中较劲。
被同学称作“安大傻子”的他，依旧每日苦练体操，等待一丝可能的机会。
三好生庆来聪明、活络，自己无法参加表演，就撺掇建军去破坏一下别人的表演。
混不吝的震山大条、讲义气，失去表演机会，便说自己大不了以后云游四海、仗剑天涯，面对庆来几次三番“欺负”建军，震山也不吝主持公道。
除了体操表演，片中还有一个彩票事件。
建军中了亚运彩票二等奖，奖额50元（1990年北京人均月收入为221元），在围观者的起哄中，他将奖金捐给了亚运会。
同行的庆来因为健谈，让《北京晚报》记者误将庆来报道成了捐奖人。
这件事让建军心有芥蒂，他每日省下早饭钱，誓言要再中一次彩票，再为亚运会捐赠一次。
《我的九月》围绕体操表演和彩票捐奖这两个中心事件，呈现90年亚运会背景下，北京某胡同四合院内朴素的人情世故。
影片生活化到似乎所有镜头和创作意图从第一个画面就隐退，只剩不事雕琢的天然民生。
大量富有时代温度的细节，使影片积累出了一种贴肤的平民化审美。
流行于改革开放时期的灯笼裤、80后经典记忆小霸王游戏机、东西南北各屋的篾席门帘子、蜂窝煤炉子、从院儿内石缸盆景和人影前扑棱翅膀的和平鸽、汽水儿、易拉罐儿、豆腐脑儿、什刹海要蔫儿不蔫儿的荷，还有班主任高老师送给建军的那本薄皮儿励志书……
细节处处洒落，搭配韦唯歌声“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可以说，《我的九月》吃透了北京闷葫芦小孩儿安建军在特定时代背景中普通又非凡的23天。
32年前的纯真
距离1990，已经32年了。
《我的九月》拍的是1990年，也上映于1990年。
这是导演尹力的长片首作。
尹力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从影前是工艺雕刻厂工人，后被分配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我的九月》原著小说《傻老师》，就是制片厂厂长于蓝（著名导演田壮壮的母亲）推荐给尹力的。
尹力导演
于蓝女士那个年代，片厂领导向导演推荐小说，基本就是确定要拍的意思。
《傻老师》的作者是《东方少年》杂志社长罗辰生，他同影片责任编辑、著名儿童文学家张之路（《霹雳贝贝》作者）一起，共同构筑了影片的文学底蕴。
《傻老师》讲的是一个农村小学老师帮助落后学生的故事，这个老师，就是张国立饰演、自称“高二傻子”的高老师。
片中，高老师有一句对白，“山里的孩子连人行横道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是尹力导演将罗辰生小说全盘重塑后，留下的原著余音之一。
高老师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整部电影中，他都笑嘻嘻的，没有一刻的恼怒与忧愁，这使他在与学生的相处中状态松弛，这种松弛底下，藏着“因人施教”的纯粹与真诚。
人物的纯真，是《我的九月》最迷人之处。
胡同四合院的群像中，除了庆来妈有点无伤大雅的小心思，其他人都有一种自日常中习来的纯挚。
比如女孩小娟练操要穿的灯笼裤不见了，小娟大哭，院儿里人问起，小娟奶奶急道：
小娟的灯笼裤不知道谁给偷……给拿错了……
从“偷”到“拿错”，对白的转折，一方面见得小娟奶奶在邻里相处上的智慧，另一方面可知她对邻里的信任，以及对邻里关系的顾及。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建军的家庭。
在建军父亲、继母、建军、妹妹这种重组的四口之家中，有的只是水到渠成的自然与柔顺，没有任何龃龉和分裂。
当然，影片最重要的人物还是建军和庆来。
这两个人物并非来自原著，而是编剧杜小鸥在走访中寻到的现实人物。
在导演定下亚运会的时代基调后，杜小鸥走访了有亚运会团体操表演任务的北京灯市口小学。
她在班级上问那些没有参加的同学想不想参加，一个孩子高举着手站在那儿，不说话，只傻笑，杜小鸥从他身上捕捉到一种善良与谦和，由此写出了建军这个角色。
另一个孩子健朗的谈吐、游刃有余的态度，则启发了她对庆来这个人物的创作。
两个人在亚运会开幕式当天的和解，是整部影片最动人的地方之一。
建军出发去表演现场前，庆来让建军的妹妹送了一瓶可乐过去。
建军拿到可乐，两人久久对望——“傻子”有了成功，聪明人退到幕后，但那一刻，台前幕后都在同一颗心中。
这种“同心”，正是那一年最具魅力的时代意义。
诚实的、不争论的
什么是儿童片？
关于儿童的影片，还是给予儿童的影片？
拍《我的九月》时，尹力导演想终结关于儿童片定义的争论。
因此他力求拍一部诚实的电影。
这部电影儿童能看，但绝不小儿科，虽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孩子戏，但孩子的生活就被包裹在时代的细节中。
电影创作中，儿童是最难拍的三大元素之一。
当时，剧组最小的演员、建军妹妹的饰演者邢丹丹只有5岁，出去吃饭，导演都得牵着她的手，以防走丢。
饰演建军的张萌则因拍摄过程不顺利，屡次被导演特别调教，致使张萌的父亲直接找到厂长于蓝，要求更换导演，但于蓝并未答应。在剧组，每位工作人员都必须尽力揣摩不同孩子的性情、心绪，所有在成片中看来无比丝滑的儿童戏，当年大都拍了很多遍。
将儿童戏置于丰富、细致的时代特征中，这同样不易。
尹力抛开当时国产电影流行的小津安二郎式固定画面构图，从法国新浪潮中借鉴跟拍式长镜头，往往用“画面的移动”将那些后来可能消失的生活细节全然囊括。
比如镜头绕着教师办公室扫一圈，地图、毛巾、锦旗、脸盆等渐次入画，带来旧时光的沉浸感。
为此，剧组还专门从八一制片厂借了一台斯坦尼康，由于这机器在当时太珍贵，所以剧组也只借了一天。
而在人物上，片中还有不少作为历史见证的重要“配角”。
比如采访建军、庆来的记者确有其人，她就是当时《北京晚报》记者骆玉兰，影片也请到了她本人出演。
片中还有一位高龄老太太偶尔出现在四合院中，就坐在那，不参与影片叙事，成为一个渗入式的背景。
据导演所言，北京胡同四合院中经常可以见到这类老人。
他们不说话，也没多少动作，就静静存在于生活的场域中，如同一种历史见证、一个时代符号。
饰演这位老太太的是导演的奶奶，拍片时她已92岁，两年后便离世了。
如此种种，使《我的九月》这部孩子戏，真正具有了记录时代的质感和看透岁月的智慧。
毕竟俗话说得好，老人和孩子是最像的。
他们身上都有大智若愚的味道。
回头再看建军这个角色，他的憨、他的“傻”，只是其善良内心的外化，而他不计较别人、专与自己较劲的性格，其实含有1990年代国内那种蓬勃、积极的纯净精神在。
当时，导演尹力、编剧杜小鸥都很担心建军这样的孩子将来如何在社会上生存，因此他们甚至自觉《我的九月》含有深刻的对弱者的同情。
但其实不必担心。
因为，明亮的灵魂会有明亮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