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个词很火，“远洋捕捞”。它指的不是渔民出海去西太平洋甚至南美捕鱼，而是部分司法机关违法违规异地抓捕民营企业家，查封、冻结、甚至划转外地企业和个人财产的情况。
本来，异地执法属于公安基本操作，之所以会引发非议，是因为现如今一些跨区域执法目的不纯粹，有逐利之嫌，以至于连被抓地警方都看不下去了。像某派出所此前就曾发文，外地公安在没有本地民警陪同下，不得非法入企办案，如有发现可立即——110报警+录像取证。
一些地方的公安如此热衷“远洋捕捞”，背后是当地严峻的财务状况。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只有上海实现财政盈余，其余皆入不敷出。
为此近年来各地纷纷号召过“紧日子”，一些省份更提出要“砸锅卖铁”，通过地方国企和城投平台处置、盘活存量资产，以达到变现目的，填补财政缺口。
但鉴于地方政府能够支配的资产主要是闲置房屋、土地以及国企股权，在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前景不明、城投债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指望通过拍卖房产或土地，出售国企股权来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难度不小。
一片焦虑之中，一份易方达纳斯达克100ETF连接基金近期发布的中期报告让人眼前一亮。报告披露了该基金前十大持仓所有人，知名城投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高居榜一，目前持有市值为1081.98万元。数据显示，自2020年6月末常州国资买入纳指100ETF至今，该基金的场内价格已上涨了99%。
如此收益，让许多“囊中羞涩”的地方政府与城投公司眼前一亮，似乎找到了脱困开源的新路。
常州这几年风头正劲，堪称合肥之后的又一个明星城市。
经济上，2023年常州携手北方第一地级市烟台，双双迈进“万亿俱乐部”，成为全国第26个万亿GDP城市。
产业上，常州早早布局新能源领域，特别是从洛阳挖来中航锂能（现名为“中创新航”）一战，堪比当年合肥All in京东方。
根据《2023胡润中国新能源产业集聚度城市榜》，常州排名第五，是前十强城市中唯一的三线城市，排名甚至高于广州、合肥等城市。而在“新能源投资热度”一项的排名中，常州更是高居全国第一，傲视天下。
不过上面这些对常州的关注，主要都集中在产业端，而这一次的美股投资让大家发现，常州居然在资本市场上也表现得如此厉害。
相关信息显示，重仓纳指100ETF的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2月，是在常州市政府批准下，由常州市信托投资公司、常州市投资公司和常州常信集团等三家地方金融企业合并组建而成的国有独资公司。
自成立以来，常州投资集团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最初，集团主要承担常州市政府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职责。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集团逐步向多元化业务方向发展，涉及金融、房地产、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
其中，投资业务是常州投资集团的核心业务板块之一，为集团贡献了主要利润。而在具体的投资方向上，常州投资集团对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生物技术与新医药等新兴产业较为青睐。
截至2023年3月末，集团主要在投股权投资基金有58个，投资总额10.24亿元；创投类业务在投项目104个，投资余额6.93亿元。其中，直投项目76家，投资股权基金类27家，参与管理基金类1家，已通过转让、上市等方式退出项目55家，获得投资收益共计5.35亿元。
近年来，常州投资集团的投资策略逐渐向国际市场倾斜。2020年，集团在评估了国际市场环境、美元汇率走势以及美股长期增长潜力后，决定做多元配置。并聘请来专业的投资顾问团队，对美国股市进行了深入研究，最终选择纳斯达克100指数作为主要投资标的。
应该说，当时做出这一决定是很有眼光，也需要胆量的。毕竟受疫情冲击 ，2020年美股经历了多次熔断。就以纳指100ETF来说，2020年6月常州投资集团刚布局时，基金净值还在2元以下（8月29日已涨到3.1558元）。此后两年，纳指如过山车般起伏跌宕，21年一路向上，22年又掉头向下，直到进入2023年以后，才伴随ChatGPT的走红，AIGC风口的吹起，“卖水人”英伟达等科技股股价暴涨而稳步走高。
正因如此，过去四年易方达纳指100ETF基金前十大持有人来来去去，一直在变，唯独常州投资集团岿然不动，排名一路上升，直至成为第一持有人。由此可见其投资定力，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投资回报既令人艳羡，也让人佩服。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国的公共财政和国有资产管理打开了新的思路。
虽然说相比常州逾万亿的GDP规模，近700亿一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甚至常州投资集团10亿规模的股权投资，纳指100ETF基金带来的几百万收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想借此化解常州市1899.75亿的债务余额，更是痴人说梦。
但常州投资集团的实践却给各地政府提了个醒，可以通过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投资来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这对于拓宽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增强其应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具有参考价值。
众所周知，中国的城投公司模式深受新加坡淡马锡模式的启发，但是与淡马锡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活动，寻求长期资本增值不同，中国的城投公司更多是作为政府的白手套，配合政府进行基础建设或产业投资。独立性不足，资本性更差。
近年来，伴随经济增速放缓，产业投资的回报率不断下降，城投债规模却持续扩大，不仅未能给地方创富，反而成为继上世纪80、90年代“国企包袱”之后，悬在地方头上的又一颗“未爆弹”。
而常州国资入局美股，让人看到了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又一条新路，也是“耐心资本”的体现。
其实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参与资本投资，在国内已有先例，其中最知名的莫过于社保基金入市。但是像常州投资集团这样的地方城投公司投资外国股市的例子，还是不多见的。
而在资本市场更为健全的欧美国家，政府、高校、社团等机构直接或间接投资股市的情况非常普遍。尤其是在面对经济危机或市场不稳定的情况下，机构经常通过国家养老金基金、主权财富基金、或是直接购买股票等形式，来支持本国市场、实现财富增值。
比如著名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作为新加坡政府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包括股票市场。根据其在2022年7月27日发布的数据，GIC的5年期名义回报率达到7.7%。
而全球最大主权基金——挪威政府养老金全球基金，更是将超过三分之二的资产投资于股票、基金等权益资产，2023年录得的投资回报率高达16.1%。其中，股票投资回报率最高，达到21.3%，而同期其他资产类型的回报率分别为：固定收益投资，6.1%；未上市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投资，3.7%；未上市房地产，-12.4%。
在挪威政府养老金基金的股票池里，也包括了咱大A股。截至2023年底，基金持有中国股票3396.1亿挪威克朗，较2022年底的3283.25亿挪威克朗增加了一百多亿。其持有的前十大中国股票分别为腾讯控股、阿里巴巴、拼多多、美团、中国建设银行、百度、贵州茅台、京东、工商银行、比亚迪。其中拼多多的仓位去年增长了117.9%，而对中国石油的加仓幅度更是接近170%。
除了政府主权基金，国外的高校也是投资高手。像耶鲁大学的捐赠基金，其资产规模从1985年的13亿美元涨至2020年的312亿美元，35年翻了20多倍，并创下了年化12.9%的净回报（同期标普500指数回报约7.4%），这在整个投资业界也是凤毛麟角，其首席投资官大卫·斯文森被称为最好的机构投资管理人，是仅次于巴菲特的传奇。
相比耶鲁，哈佛大学捐赠基金的资产规模更大，截至2023财年末已达到507亿美元。捐赠基金运作收入占哈佛大学全部财政收入的比例常年维持在4成，是这所世界顶级名校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有力地保障了学校教学、科研的正常开展。
和它们比起来，常州投资集团入局纳指100ETF只能算是牛刀小试。不过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资本市场逐渐完善，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参与国际资本市场博弈的情况想必会越来越多起来。
常州投资美股的故事，虽然堪称中国地方国资国企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典范，势必激励更多地方政府参与全球资产配置，但也应该看到，常州投资集团的成功具有某种偶然性，更应该看到成功背后所隐藏着的风险和挑战。
毕竟相比投产业，投资股票、基金等权益类资产的风险更大，否则也不会有那句“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的提醒。而比起本国资本市场，在全球市场进行股票类资产配置，哪怕是购买境内基金公司发行的QDII基金，难度又更高，不确定性因素也更多。
首先是来自政府层面的监管限制。中国对外汇的使用，对于境内机构和个人直接投资海外股市有一定的限制。虽然存在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允许符合条件的机构进行海外投资，但额度有限，一旦基金公司的外汇额度用完、暂停申购，即便遇到2020年美股熔断那样的超级大底，也只能望底兴叹，从而影响投资收益。
其次是来自市场的风险考验。国际市场环境复杂多变，汇率波动、地缘冲突、政策调整……随便一个因素都会给海外投资带来巨大不确定性。因此，国内除了一些大型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QDII机制参与海外投资，或者直接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参与当地的金融市场活动，大多数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往往更倾向于在熟悉的国内市场进行投资。
再次是自身专业人才储备的短缺。海外投资需要较强的专业能力和市场洞察力，尤其是在高度发达的美国股市。对于很多地方政府或城投国企来说，因为缺乏足够的国际投资经验、完善的风控体系以及专业的投资团队，无法应对海外资本市场的风浪，所以只能选择在熟悉的国内市场寻找投资机会，并采取更为保守的投资策略。
最后还受到地方国企自身功能定位的影响。一方面，不同的地方国企根据其战略定位和业务重点会选择不同的投资方向。一些专注于本地市场建设的企业不太会考虑海外投资，而是集中资源在本土发展。另一方面，国企不同于民企，除了盈利还肩负着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不贬值的责任，因此国企在投资决策上往往风格更稳健，更厌恶风险，不太能承受剧烈的营收波动，而这就与股票投资“八字不符”。
正因如此，尽管常州投资集团做全球资产配置收获了可观的经济回报，但后续仍需加强风险控制，确保投资活动合法合规。而各地国资国企也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合理决策，避免盲目跟风。
但从总的方向趋势来说，积极投身资本市场，尝试外海资本运作，既是做大做强国资国企的必经之路，也能帮助地方缓解债务压力，不妨勇敢迈出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