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来临时，中国的妇女发展如何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尤其在农村，女性如何走出窘境，寻求更好的生活？
加拿大汉学家朱爱岚教授的《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中国妇女》一书，基于山东省一个农村社区的田野调查，讲述了改革开放背景下女性改善生活的愿景和努力。作者指出，鉴于多数西方女权主义观察者都对中国妇女及其变革运动抱有明显的同情，他们可能已不经意地将中国妇女东方化了，即将之以被动者的形象呈现，与之对应，国家权力的作用同样被夸大了。但事实是，现当代中国农村妇女发挥其能动性的实际运作，充分利用了国家政策和计划所提供的资源以及国家的组织部门如妇联，且中国农村妇女的能动性扎根于农村社区的即时结构，并主要有赖于妇女自身。
电影《女人的故事》剧照变化的环境
当男人离开农村，或者至少在外面打工，妇女在农业中承担起日渐重要的角色。不同于传统上女性在农业中的边缘角色，即“男耕女织”的经典表述，到了20世纪90年代，妇女承担了全国约三分之二的农业劳动。小型乡镇企业的生产率驱动着中国经济的成功，这些小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农村年轻女性的劳作，尤其是在关键性的纺织业与轻工产品部门。家庭企业如雨后春笋般遍布整个农村。这些企业通常基于一对已婚夫妻的合作和劳动分工。对于许多已婚妇女而言，这为她们提供了施展从前无用武之地的技能的机会。而缺乏技能、资本或机会的其他妇女则陷入了更加困难的窘境。农村已婚的年轻妇女发现，她们自身及其年轻丈夫的经济潜力使她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性，并使她们在婆媳关系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其他年轻妇女则暂时或永久离开了农村，到其他地方去寻求更好的生活。农村社会性别关系的整体结构开始呈现显而易见且更加微妙的变化过程。
广大农村妇女积极投身轰轰烈烈的建设热潮对这种新出现的广泛可能性，农村妇女的回应方式五花八门。比起过去集体化时代下的相对同质性来说，想概括她们现在的生活状况变得尤为困难。持续不断的经济分化对妇女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她们与所在地及与其男性亲属的关系上，而且也取决于她们自身的活动。然而，尽管当地社区和家庭已有所改变，但它们仍旧是男性中心和父权制的。性别关系和性别劳动分工方面的重大差异，使农村妇女群体仍然拥有实质性的共同利益。
在改革第一个十年之末，即20世纪80年代后期，转变中的性别关系对妇女的特殊影响以及对整个农村社会再度商品化带来的影响，已变得越来越显著。在20世纪80年代最后几年，除妇女和男性塑造着其自身生活的变化之外，源于妇女运动的一种有组织的回应逐渐构思出来并被付诸实践。
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妇女运动
这本书凝聚了许多中国妇女的努力，这些妇女让我知晓了改革开放背景下她们改善中国农村妇女生活的愿景（vision）。这种愿景与之前我从负责“妇女工作”的那些基层女领导身上所期待的发现有所不同。后者的出发点是这样的一个命题，即妇女的决定性问题是她们的“素质”太低。通常可能是在非常笼统意义上使用素质一词的，这里的要点在于，识字、受教育和技能能够使妇女在市场上成功竞争并大展宏图，但妇女在这些方面均处于劣势。基于妇女素质是决定性因素的这种认定，有关方面制定和实施了一揽子项目和政策以提高妇女的素质，特别是在基础教育和实用教育方面，并引导妇女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成功地进行竞争。这里的一个典型悖论是，官方妇女运动，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妇联，正引领着这一行动走向市场。
改革开放让中国女性以崭新形象迈向新生活作为国家的一个左膀右臂，官方妇女运动是如何将该行动引向市场的？我们可以笼统地将这作为当代中国国家与市场特征独特融合的一个方面来加以考察。我在这项研究中的关切点更加具体。我尝试用“特殊民族志”（ethnography of the particular）方法，即将这种愿景放置在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情境以及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妇女策划的种种努力中加以探讨。
关于当代中国的妇女组织值得讨论的议题可能有很多，我的研究仅限于我能够观察到的复杂变化，以及1988至1995年间一系列实地考察中与相关妇女进行的讨论。本研究的框架取决于那些年我在山东省做的田野调查所呈现的情况。本研究还有着更广泛的意义，在20世纪 90年代全国性的政策文件、中国学者的研究，以及中国妇女所撰写和其他关于中国妇女的出版物，特别是妇女工作亲历者笔下的出版物中，同样的政策和实践都显而易见。本研究的贡献在于将本人与这套政策和实践的遭遇置于一个当代社区的民族志研究之中。
中国妇女运动的特色
中国妇女运动与西方读者所熟悉的样貌迥然不同。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它一直是由官方的妇女运动机构，即众所周知的妇女联合会主导的。这些机构最初是1949年以前在共产党治下的边区建立起来的，后来成为全国性组织。原初称作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自1957年起改称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用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来说，妇女联合会是一个“群众组织”，是共产党影响某个特定群体的一个纽带，此处指的是妇女。与之并行的还有针对青年和产业工人的类似组织（分别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译者注）。群众组织隶属于党而不是政府，尽管在某些方面（比如在财政上）比政府部门更弱，但在这里它被认为是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国家的统治结构包含党、政府、武装力量及与那些元素相关的所有机构。
个人不能加入妇女联合会，但所有妇女至少名义上都是该联合会的成员。在实践中，通过针对工人的群众组织（即工会）与女工进行联系。直到近期，政府机关的妇女尚未成为目标。妇女联合会的关注点很大程度上在于如何影响农村妇女的问题，妇联的多数工作人员都致力于此项工作。妇女联合会有好几个行政级别，与国家行政结构平行，即国家、省、州/市、县和乡/镇。尽管在这些层级之间有一个领导框架，但同时每一级的妇女联合会均在其自身级别党委的领导之下。在中国，这种行政安排几无例外，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意味着每个妇女联合会都在自己的层级上与国家紧密相连，妇联本身的结构并不具有自主性。
妇女联合会的使命是动员全体妇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同时也代表妇女并谋求妇女的利益。历史上，妇联一直将优先目标放在为了党的方案而动员妇女。作为社会主义的方案，这可以被解读为涵括了将妇女解放作为一个目标，因此，为党工作和为妇女工作在本质上是兼容的。实际上，妇联的大量工作都围绕着实现诸如经济发展等总体社会目标，而不是针对妇女的具体问题。鉴于妇联的人员和资金非常有限，将其纳入国家的总体工作，导致了可用于妇女权益工作的资源大为缩减。尽管如此，这种结构的存在为妇女提供了一个由公共资金资助的全国框架，而且这一框架从历史上看颇为成熟。
妇女联合会的工作是由专职工作人员来执行的，这些工作人员经由政府部门惯常的人员分配机制派到妇联去工作。也就是说，这些人并非因为对妇女问题的倾力投入或积极争取而成为妇联工作人员，而是被派去从事这项工作的，并且可以调入或调出妇联。尽管对新来的工作人员需要不断进行入职培训，因为这些新来者在分配到妇联工作之前可能对妇女工作并没有给予很多思考。诚然，这些妇联工作人员对妇女工作总的来说是尽职尽责的。妇联工作人员的绝对数目十分庞大，这是因为妇联是每一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然而这可能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政府工作人员普遍缩减后），一个县很可能只有六名妇联工作人员，每个乡镇只有一或两人。由于妇联工作人员通常还要做其他工作，尤其是在乡镇一级，因此人力资源十分匮乏。妇联的架构尽管薄弱，但它贯穿于整个行政结构，一直正式延伸到乡镇一级。除了这点，它还与村妇女主任建立联系，后者不属于妇联，但与妇联紧密相连。
在多数情况下，一个独立的妇女运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官方妇女运动占据了代表妇女利益进行合法组织的基础。诚然，中国的妇女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做妇女工作的那些人的职业，即在妇联工作或与妇联有联系的妇女。妇女可以采取以个人或家庭为导向的策略，其中可能包括谋求妇女主任一职，但除官方渠道外，农村妇女组织起来的现象颇为罕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中出现了一种更为独立的妇女运动，比如大学的妇女研究圈子，新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及在发展中的组织。当这些团体转向农村开展工作，它们通常与官方妇女运动的现有架构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并不难做到，因为妇联本身也在重整旗鼓，渴望通过寻找新的盟友和新的组织模式将其工作范围拓展到传统渠道之外。
1995年联合国NGO妇女论坛开幕式，北京在某种程度上，本书关切妇联的战略，但实际上更关切官方妇女运动边缘正在发生的事情。妇女运动与妇女们的生活互为交织，后者在一个转型社会中规划着自身的行动路线。
（以上内容摘编自《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中国妇女》第一章）
《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中国妇女》
[加] 朱爱岚 著
蔡一平 胡玉坤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思库
2024年5月出版
ISBN 978-7-214-28762-5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No.230
内容简介
本书是加拿大汉学家、人类学家朱爱岚教授的代表作。作者基于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记录了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妇女在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下，如何发挥其能动性，充分利用国家政策和农村社区的即时结构所提供的资源，提高自身素质和职业技能以改善生活的生存智慧。展现了中国妇女在改革开放时代大潮中的重要作用和各方面变化，揭示了农村社会性别关系的整体结构变迁过程。
朱爱岚（Ellen R. Judd），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人类学系荣休教授，加拿大人类学联合会原主席（2012—2013）。20世纪70年代，曾在北京语言学院、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1981年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1982—1984年在剑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中国北方及西南农村移民和农民工、女性、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等。著有《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中国妇女》等。
蔡一平，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网络“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with Women for a New Era, DAWN）的执委会委员。曾就职于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中国妇女报社。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社会性别与发展、反对基于性别的暴力、国际妇女人权等议题的研究、监测、培训和倡导。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和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并分别获得历史学和全球研究硕士学位。目前为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全球研究系博士候选人。
胡玉坤，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5年从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到北大任教，曾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富布莱特学者（2013—2014年度）。先后担任过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联合国妇女署等国际组织的顾问/专家。目前是中国人口学会、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等。研究兴趣包括全球化，公共卫生与人口健康，气候变化与人类健康，性与生殖健康，人口、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及社会性别视域下的“三农”问题等。
本书是对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研究的重大贡献。
——《中国研究》（The China Journal）
本书对为实际性别利益而进行的集体组织活动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探讨，充分实现了其帮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基层妇女的目标。任何对国家和市场如何塑造并影响中国公民生活感兴趣的人都应该阅读这本书。
——《中国国际评论》（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目 录
第一章引言
中国的妇女组织
一个农村社区
研究
妇女运动
第二章素质的含义
精神文明
妇女素质
市场中的素质
第三章中国特色的社会性别与发展
男工女耕
庭院经济
“双学”:早期构想
“双学”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章扫盲、教育和培训
全国背景
数据与分析
识字状况
教育
为男性提供的教育
培训
系统培养
参军
机会结构
第五章基层组织
槐里村
村妇和妇女委员会
妇女主任
乡妇联
县妇联
研究会
观察
第六章动员和竞赛
实践中的庭院经济
“双学”
项目
量体裁衣的裁缝工作
蘑菇栽培
肉鸡与鸡蛋生产
观察
第七章城市妇女的联谊会
背景
妇女联谊会
妇女协会和妇联
妇女与国家权力
素质
第八章反思
对素质的追求
妇女之间的差异
实际障碍和策略回应
变革的潜力
附录
参考文献
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