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ESG不再是金融数据指标的体现，正在向着GDP、就业、社会治理、“双碳”目标等领域迈进，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3月间，上海、北京、苏州等地行政区域部门各自发布ESG政策，涵盖城市治理、产业升级、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成为未来驱动可持续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
有专家表示，“三个地方文件会产生较好的示范效应。今后，会有更多地方跟进发文。”
三地连续发布ESG政策
3月1日，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发布《加快提升本市涉外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能力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旨在推动涉外企业ESG的能力和水平。方案要求到2026年基本形成本市政府、行业组织、涉外企业、专业服务机构共同参与、协同发展的涉外企业ESG生态体系。行动方案的重点工作包括三个方面：企业ESG能力提升行动、ESG市场增效赋能行动和ESG服务体系优化行动。
3月15日，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北京市促进环境社会治理（ESG）体系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到2027年，北京ESG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逐步完善，生态体系加快形成，在北京的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率力争达到70%左右。到2035年，北京ESG体系高质量发展步入法治化轨道，信息披露充分高效，成为ESG发展全国高地和国际代表性城市。
3月19日，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召开ESG产业发展推进大会，发布《苏州工业园区ESG产业发展行动计划》《苏州工业园区关于推进ESG发展的若干措施》两份文件。其中有具体政策支持，尤其是资金奖励。
如，对于积极践行ESG理念、规范披露ESG报告的企业，最高5万元奖励；打造苏州工业园区ESG产业创新中心，对于符合条件的ESG项目，最高可获得300万元房租补贴等。
商道融绿董事长、中国责任投资论坛理事长郭沛源认为，一个月内，上海、北京、苏州密集发布促进ESG发展的政策，表明ESG的影响力逐步从资本市场扩展至实体经济，落脚到实体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上。
关注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依靠创新驱动形成的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生产力。生产力主要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等基本要素。其中，劳动者是生产力要素中最活跃、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培养一大批掌握现代技术、适应高端设备、具有专业知识的高端创新型人才。
郭沛源表示，上海、北京、苏州都将ESG嵌入“双碳”和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框架中，苏州还特别提到新质生产力，认为ESG将“为园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增添强劲动能”，这无疑将ESG提升到了新高度。
郭沛源认为，原先ESG更多体现为资本市场中的各种数字，将经济活动转化为估值、收益率、波动率等信息。这些本身也是生产要素，但在实体经济中，技术、生产、工厂、工人都是非常具象且有形的。“ESG不是生产要素，而是优化生产要素的催化剂，助力企业搞好生产、融资成本、治理结构、风险管理、产品创新等。从三个发文单位来看，呈现的更多是在管理对象群体中发挥好ESG的价值，促进社会新质生产力发展。”
从三部门发文来看，要构建ESG生态体系，包括专业机构扶持、人才引进、专题培训、数字化平台、ESG金融产品与服务等。此外，北京还计划推动设立ESG学会和协会、举办“中国ESG大会”；苏州工业园区的动作更是迅速，在推进大会就揭牌成立了中新绿色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苏州ESG研究中心、苏州工业园区ESG联盟、苏州工业园区ESG产业创新中心，更多希望通过产学研助推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
青合循环经济与碳中和研究院院长蒋南青表示，三家地方行政部门发布ESG政策，一是各地城市的数字化技术需要量化；二是新质生产力在城市中落地需要绿色低碳循环相关的产业支撑，更需要数字化技术的披露。“城市是商业、工业、居民、学校等的各种综合体，更需要这种评价体系，跟国际话语体系对接。”
做足“双碳”目标
提高信息披露效能
低碳经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在不影响日益增长的城区商贸、市场经济往来等发展要素的前提下，如何打造一个可持续的低碳产业链成为城市双碳发展的重要脉络。
第十三届全国青联常委、徐汇区十五届政协常委、徐汇区青联副主席、益社创始人李磊表示表示，气候披露和气候目标依然会是未来以上城市ESG的核心内容之一。值得鼓励的是，三地行政区域方案更多开始关注环境因素，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反食物浪费等也正在考虑，让ESG在绿色发展领域能够有更加综合的效应。
三个文件都将重点放在ESG信息披露（ESG报告）和ESG评级的提升上。如2026年，上海提出力争“具有涉外业务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实现全覆盖，民营上市企业ESG信息披露率明显提高”；北京提出2027年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率达70%、ESG评级提升的目标；苏州则是为信息披露和评级较好的园区企业提供资金奖励。
李磊认为，北京和上海的方案更加聚焦在推动企业进行ESG信息披露、评级以及推动相关金融产品。苏州工业园区则提供大量的财政资源，对辖区内的ESG项目落地提供各类的补贴和支持。“更通俗地讲，一个是产业规划及产业内涵建设的文件，另一个更像促进大家共同参与ESG的支持性文件。”
“苏州园区作为园区招商平台提出了ESG的支持政策，将国家改革的招商返税方式变为产业扶持的有效工具，可以通过ESG评级来给予支持补贴。”李磊表示，三分文件针对的企业类型也有所不同，上海市是所有的企业都几乎涵盖包括外资，北京是指在京的上市公司包括小企业，苏州则是注册税收在地的企业都可以。“另外，KPI指标也不同，北京是2027年达到70%，上海是要打造ESG指数。”
为社会组织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近几年，不同地区、行业、部门、产业类别和不同性质、规模的企业、机构、经济组织群体等，已经积极地行动起来，积极推进ESG标准研究和制定工作。如，一些头部企业依据GRI（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可持续性报告标准》系列）、CASS-ESG 5.0（《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南》）、上市公司交易所指引等标准和规范进行ESG报告编制和信息披露。
2024年，中国ESG已进入标志性的整合阶段，为中国企业界、产业界步入可持续商业的进程这一重大商业文明进步拉开了序幕。
郭沛源认为，三部门发文让ESG看到了更广阔的空间，不再局限于绿色金融市场，而是扩展到实体经济。这不单关系到GDP变化也关系到就业、双碳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要求。
企业层面，ESG是管理工厂、公司的一种方式。城市层面，ESG包含非常多的空间单元，以社区、社群为基础的一种协同机制，更需要多元参与，这其中社会组织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蒋南青表示，对于个人（消费者）、公众等政策较难触达的方面，顶层设计可以很好，但要下沉到城市和地方就较难。如城市里建设“零碳社区”和“无废社区”，这种单纯从政策层面要求性触达就很难控制，ESG推动城市建设给基层的社区社会组织带来机会，让其有了更多的赋能空间。
反之，ESG对社会组织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其掌握更专业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技术。当前，一些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发展和治理方面的知识技能不够，一些新环境还需要熟悉，应对社会组织提供更多必要的技术支撑。
“三地发布的ESG政策只是提供了一套指标体系，还需要更多的维度建设和具体落地工具方案，构建多元共治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和商业模式，这是构建新型城市的基础。”蒋南青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