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华大成立24周年，并纪念薛定谔发表“生命是什么”系列演讲80周年、DNA双螺旋结构发现70周年、人类基因组完成图完成20周年，特设【生命天书：无尽的探索】专栏。本期分享者：华大智造欧非区负责人侯勇
问：可以分享一下您的求学经历吗？您又是如何与华大结缘的？
侯勇：我从小就对自然比较感兴趣，高中时跟生物结下了比较深的渊源。2007年，我进入东南大学读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专业，7年制本硕连读。
一次在等待实验结果的空隙，我偶然刷到一则新闻：华南理工大学与华大联合培养的本科生在《自然》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了论文，当时我觉得非常了不起，也在思考为什么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学生能在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恰好当年华大就与东南大学开始做联合培养的招生，所以2010年我通过联合培养来到了华大。
问：2012年，您在《细胞》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了单细胞与肿瘤相关研究的文章，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探索的过程吗？
侯勇：文章主要是从单细胞层面做相关疾病的研究和探索，当时我们测了肾癌的一些癌细胞，以及正常组织的一些单细胞。通过对比去研究肿瘤的异质性，并通过基因测序看是否能找到肿瘤异质性的一些规律。那时基因测序技术在国内兴起不久，单细胞测序技术也处在早期。
这个研究早在我加入华大前，大概是2009年就启动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第一次建立了单细胞测序的方法学，并将这个方法学用到了肾癌、慢性血液肿瘤等方面的演化上，即用测序仪研究单个肾癌细胞的基因图谱。
问：您觉得您在华大的成长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侯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专注于从0到1的研究，带领团队探索单细胞技术、单细胞技术的应用，发表顶尖文章，解决具体的科研问题。同时，我们借助单细胞的技术优势和华大大平台陆续跟国内的一些医院合作。
这个阶段，我深刻感受到了华大大平台以及华大在前沿创新上的优势。不管是跟深圳本地的医院合作，还是跟国内最顶尖的医院合作，用到的方法、技术、分析都是华大自主完成的。特别是在2013年完成CG收购后，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国产测序仪赋能精准医学合作伙伴开展国际前沿的大科学项目，并在单细胞某些研究领域形成并跑。
第二个阶段是2019年，那时我被派驻到欧洲。这个阶段做研究比较少，更多时间花在筑巢引凤。令我感到骄傲的是，我们在欧洲从零开始，成功推动华大自主研发的测序仪实现商业化，并助推华大时空组学技术在欧洲建立联合科研平台。
在读书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讲过高端的生命科学仪器绝大部分都是进口的。所以，当欧洲顶尖的科研机构和大学采用我们的技术在顶级期刊发表高水平文章时，我感到非常自豪。
问：从2007年进入大学到现在，您学习、研究生命科学已经16年了。站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您对“生命是什么”这个问题怎么看？
侯勇：我个人认为，生命首先是信息的载体，能够可知、可测、数字化，这也是现代生命科学最根本的东西。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基因测序为代表的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数字化描述，为生命科学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方向性的突破。每个人要认识自己是能够被定量、被数字化描述的。
最近这10年来，生物科技突飞猛进，国际上的技术突破很多跟生命科学相关，几乎都是如何精准预测、测量或者改造生命信息的，我相信一定能够通过数学化、模型化的方式不断解读生命这本“天书”。
问：人类基因组图谱的完成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为生命科学带来了什么重大影响？
侯勇：从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之后，在生命科学特别是组学领域中，工具迭代、科学发现是层出不穷的。而生命科学工具的突飞猛进，也将研究范式从假说驱动为主导转变为数据驱动为主导。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行业里的一些前辈曾跟我说过，他们读博时花3至5年才能完成的课题，今天可能一天就做完了，而且他们读博可能也就十几年前。所以我认为，自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以来，整个组学、生命科学产业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问：上个世纪，有人说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站在21世纪第三个10年的开头，您还是这么认为吗？
侯勇：对，越是这个时候，我越是这么坚定的认为！国家现在鼓励科技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生命科学无疑是战略新兴产业最重要的领域之一。目前国内很多与生命科学、生物科技相关的产业都在蓬勃发展，原来在国外才能高效开展的科研项目、企业研发项目以及相关岗位，在国内都已遍地开花。
我们确确实实能看到从人类基因组计划以来，知识、技术的革新已经大大改善了某些疾病的筛查或诊疗。像无创产前诊断，像单基因遗传病的诊断、治疗等，生命科学技术尤其是基因技术的发展已经在切实地造福人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