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昆明不少中药店都由名医开办，“医”“药”兼营：前为药铺，诊病卖药；后有药坊，熬药制丸，“毋减毋糙修精品，勤心勤力志康宁”，以祖传秘方和独家名药相互竞争。
在传统药坊里，主要工具是碾槽、土灶、铁锅、案板、切刀等。制药既是个技术活儿，又是个力气活儿，被戏称为“骑木马，耍大刀，脚蹬风火轮”。早年还有顺口溜唱道：最苦最累造药郎，吃的都是灰灰饭，睡的都是渣渣床。
不少药店讲求质量信誉，“选材优良，灰碎之杂质不敷；做工细腻，配方之斤两弗疏”，从而推出了不少名药名丸，以品牌打开市场，口碑甚好。据民国初年的《昆明市志》记载，当时一些中药店“专制丸散膏丹”，已经出现一批中成药名品，如体德堂的郑氏女金丹、阮氏长春坊的上清丸、杨恒源的各种丸药和王运通的各种膏药等。
从“簸箕堂”到“福林堂”
光华街上的福林堂是云南现存最古老的药店，创建于清咸丰七年（1857年），创办人是湖北人李玉卿，可归于湖北帮药店。李玉卿早年随父亲来到昆明东郊大板桥，四处采挖草药，走村串寨行医，到李玉卿时，稍有积蓄，便进入昆明城，开设福林堂药店。
福林堂初开张时，只有一间铺面，前面看病卖药，后面切药制药，因面积狭小，人称“簸箕堂”。李玉卿深谙医道，遵循三国名医董奉典故，为穷苦百姓治病不收诊费，只要求病愈者在后堂种植杏树，故将药店取名“福林堂”，意在“福泽杏林”，更请昆明书法家陈荣昌题写“福林堂”金字大匾，高悬店门之上。福林堂由此发轫，成为昆明最大的药房。
传说李玉卿去世时，母亲年迈、妻子瘫痪，三子尚幼，却能“反客为主”，请外人任掌柜，李家兄弟当学徒，以支撑药店经营。后李玉卿次子李复初继续经营福林堂，诚信不欺、服务周到、营销灵活，即便价格稍高，仍然顾客盈门，甚至一些东南亚国家的药商也前来购药。
福林堂以“药真价实”为招牌，其门联称：“遵法炮制生熟饮片，精工修合丸散膏丹。”店堂中柱直匾又书：“本堂药料选办最精，参茸燕桂必择其尤，饮片丸散精益求精，药真价实包换来回。”——此中一个“真”字代代相传，百年不懈，终成大业。
福林堂配制回生再造丸、济世仙丹、银翘散、糊药等84种名药，为保证质量，福林堂第二代传人李复初亲自到竹子巷（今护国路南段）药材市场挑选过硬的上等货，甚至派人远赴川、藏、广、黔乃至南洋选购，务必购得真货。就是抓药，也要查看病历，问清病情，核对处方，然后配药。若发现有问题，就请专家重新诊断，否则拒绝配药。
而无论是名贵的参茸燕窝，还是几分钱的甘草，都要在药方每一味药下面注明价码。当时昆明名医开药，总会交代病家到福林堂抓药，还会在处方上写下七个字：“请到福林堂配药。”
福林堂还根据节令气候变化，有针对性地配制推出时令药，如春季出售银翘散、平胃散，夏季出售附桂理中丸、百仙丹，秋冬季则侧重温补药。此类成药也要问清买家病情才慎重售出。贵重药材如鹿茸之类，福林堂特别注意货真价实，以取得顾客信任。
每年的冬令进补季节，福林堂都要进一批上等鹿茸，事先在药店挂牌宣传，并在电影院做广告，同时展出样品，由顾客看货订购，然后定下日子，在顾客监督下当众开片碾茸，称为“开茸”。每逢此日，店堂顾客盈门，热闹非凡。昆明达官贵人如“云南王”龙云、卢汉两家，都会来福林堂购买冬令补药。
图 | 早年的福林堂
“王运通的膏药——拔尽总毒”
老昆明有句歇后语：“王运通的膏药——拔尽总毒”。这是个双关语，“拔毒”在昆明方言中有“心狠”的意思，“拔总毒”是“心太狠”。清顺治元年（1644年），王运通在昆明辕门口（今光华街西段）开办“王运通药室”，其父王太和以创制“王太和膏药”著名，王运通改进祖方，再制膏药，专治跌打损伤、疮疡痈疾，效果奇好。他把“王太和膏药”改名为“拔毒膏”，以昆明方言立意，朗朗上口，通俗易记，耐人寻味，还通过歇后语的方式，在民间不胫而走，广为流传。
“王运通”三字在昆明走红，老昆明人不仅知道了王运通的拔毒膏，还知道了王运通的各种丹、丸、散等等。这是一个极成功的营销案例。直到370年后的今天，仍然为人称道。
清道光年间，王运通药室为云贵总督林则徐治好疡疾之后，获林则徐亲笔赠联：“有沈宏博丽之作，以宽厚和平为心”。此联悬出，也是营销一招。只是名人品题历来为医界通用，比较传统，不如“拔毒”使用之奇巧。
图 | 而今光华街又见王运通药房
“张二神仙”和文盲神医
老昆明有一种治肚胀的特效草药，名“气死名医”。传说有一中医，素以医治肚胀有名，但对一奇胀病者百般无奈，便赌气说：“如有高明者将他医好，我从此不行医。”不料居然有一草药医生，仅用一味烟叶状之草药，竟将患者医好。名医竟自怨自艾，恨恨而死。后来此药就得名“气死名医”。
身为“神医”而失手的还有一名李治堂。其曾到病家为一少妇治病，把脉之时，“神疲力倦，致心一静，神魂即入于梦乡”——睡着了。这少妇也是奇人，见此情状，也不声张，只轻轻将手退出，换上一把笤帚，让李神医继续“把脉”。神医竟浑然不知，待梦游归来，才发觉“指下作梗，张目一视，实一笤帚在指下也”。神医一惊，自知大事不好，抬脚就跑，被少妇一家举着笤帚和竹棍追得满街跑。神医至此“声名大挫”〔《纪我所知集》（《云南掌故》）〕。
清同治年间，昆明有名医叫张锐，号称“张二神仙”。民国《续修昆明县志》记有这名“神仙”的不少故事。
一说当时有个总兵官驻兵督学署，请张锐去看病。刚走进大门，张锐就听见厅堂里传出呻吟之声，回头一看，是东门的一个医生，问是怎么回事，有人回答说：“军门服了他的药，没有效果，就把他捆起来治罪。”张锐听罢，掉头就走，大呼曰：“如此无礼，我岂能进此门？”那总兵官听说，急忙命人挽留张锐，一面将那东门医生释放，礼送回家。张锐这才折回来为那官看病。
张锐还曾出诊为南门一居民看病，回家之后，思考再三，觉得所开药方稍有不当，就不顾夜深阴雨，召家人打灯笼，步行五六里之遥，赶到病家更正处方——说是“神仙”，功夫却全在神仙之外，信然。
清代昆明还有一名神医叫刘成琨。据清道光《昆明县志》记载，这个刘成琨出身秀才，在罗平州做过学正，因为性情慷慨狷洁，与同僚不合，称病回家行医。做官时刘成琨就“广施方药”，归里后更是“以济人为事”。他的过人之处是“闻声知病”。
有一天，他到新草房为人治热症，要用瓜做药，问病家有没有瓜。病家还没有回答，隔壁就有人回应说：“这里有瓜。”刘成琨隔墙听见，大惊道：“此人肺上有大问题，恐怕性命难保。”第二天，病者吃过瓜后，热症消除，隔壁那人果然因肺病暴死（清道光《云南通志》）。
俗话说“高手在民间”。清代昆明一高官的弟弟得了肿病，请来名医诊治，多次服药之后，病症却越来越重，最后找来一个戴篾帽、穿草鞋的无名医生，脉也不诊，就要出药。那高官生疑，令其开方，那草鞋医生推脱不过，最后说：“我不识字，我说你写吧。”结果那药为“上天龙”“千头参”“着地鞭”之类，无人能识。唯治病要紧，只好听之任之。
服药之后，病人腹痛大作，继而腹泻，而肿已全消，不可谓不神。也因为不识字之故，这些民间高手的神药妙招没有流传下来，非常可惜。
图 | 画有翟玉六肖像的药物广告
独一无二的“红顶医师”
中国自古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之说，清代昆明一些官员失意之后，退而行医，名重一时，可称半个“红顶医师”。如明末清初的晋宁人郝太极，明代为沾益守备，明亡后隐居，以行医卖药为生。
清乾隆时还有个晋宁人唐文灼，以进士任县令时，县中瘟疫流行，他亲自当医生，救治了不少百姓。有人向他讨要药方，他也不保。这个唐文灼最后积劳成疾，死于任上（《晋宁州乡土志》），算是一个以官行医，“既为‘良官’又为良医”的“七品红顶医师”。还有个昆明秀才周翧，因医术高明，能治危症，引起官府注意，后来竟步入官场，得了个花翎同知衔，选用知县，也是个“红顶医师”。
到了清末，昆明出过“一品红顶商人”王炽，又因王炽出了个“五品红顶医师”翟玉六，都是历史上的“独一无二”，值得一提。
翟玉六是四川人，出身于中医世家，早年在重庆一带行医，结识同庆丰老板、云南人王炽。光绪二十年（1894年），王炽返回昆明，背部生痈，几不能活，请翟玉六到昆明为其治病。王炽病得不轻，翟玉六到昆后，为其医治半年之久，终于奏效。
在此期间，翟玉六还治好了云南府（辖今昆明一带）知府的肺病，救其一命后，又婉拒知府的重金酬谢。后来王炽和知府干脆把翟玉六请来昆明，在藩台衙门（今威远街西端）附近，办起了“翟玉六堂”，成为昆明名医。
后来王炽走“红道”大有所成，深得慈禧太后赏识，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一品红顶商人”。王炽便和知府说动总督、巡抚，联名为翟玉六请封，翟玉六果然得封为奉议大夫、正五品、头戴花翎，赏赐黄马褂和鹦鹉绿八人大轿，恩准自由出入朝廷衙门。翟玉六由此成为昆明显赫一时的“五品红顶中医”。
翟玉六绝非浪得虚名。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前后，他根据祖传秘方改进创制的翟玉六止咳丸，疗效显著，曾得清末云南状元袁嘉穀“良医也”三字盛赞。那止咳丸畅销至今，历百年之久，成为云南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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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朱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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