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版《包法利夫人》
几十年前，正值西方现代派文学大批量引入国内，翻译的书籍多如牛毛，学者们都以知晓现代派理论自居。当时被称为西方现代小说奠基者的就是福楼拜，我也赶时髦买了一本他的大作《包法利夫人》拜读。
历史到底是真实存在抑或人为的叙事？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几千年前，人们听荷马史诗，沉醉其中，没人会觉得那不是真的，就算疑惑一个盲人岂能写出那么生动的细节，也只会认为是文学的适度夸张。
工业革命后的科学进步刷新了历史观。一切都要能论证其真实存在过，才算是“正史”。科学的缜密和怀疑精神，使以严密甄选后的材料写成的历史成为一个庞大的封闭体系——一旦某段历史是建立在科学考证之上的，就是定论。对历史的阐释是一元的、权威的，但这样的历史观忽略了时间维度。历史必然是一种阐释，而这种阐释只在特定的时间中完成。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的认知发展了，新的视域也就出现了。
基于新的认知重读《包法利夫人》，我也有新的收获。福楼拜从小患癫痫病，每次发作都死去活来，但他依然活到59岁，要不是嫖妓得了梅毒，还会更长寿些。父亲给他留下了大笔财富，所以他一辈子赋闲，在法国乡下写作，并不断出外旅游。他最大的信仰是浪漫主义，对浪漫派作家甚为着迷，渴望自己也能写出一部神秘、浪漫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必定要以中世纪和异国情调为背景，充斥着奇幻和瑰丽的想象。因此他冒着风险，历经千辛万苦踏上了寻古之旅，足迹遍及埃及、巴勒斯坦、土耳其等地区。那时福楼拜的父亲已去世，他和母亲感情至深。当时，坐着缓慢的马车，以年为计算时间的出游方式，无论对他还是他母亲，在情感上都是极大的挑战。从中可见福楼拜对挖掘浪漫元素的执着。他在中东的沙漠中寻找古代遗址，欣赏当地卖艺女子的舞技，但仍没找到合适的题材完成心目中伟大的浪漫风格作品。
福楼拜不改浪漫情怀，认为其他风格均等而下之，不屑一写，于是陷入了写作危机。他的朋友劝他写写身边的事，譬如福楼拜居住的乡下有个“心比天高”的女子，嫁给了一个平庸男人，于心不甘，于是偷情出轨，最后负债而自尽。听到这个主意，福楼拜大发雷霆——怎么可以去写这么平庸的作品？非但一点浪漫情调没有，人物也是缺乏教养和没有贵族头衔的平民阶层，毫无审美可言。在朋友的一再规劝下，福楼拜才同意不妨试试，然后再去写他的伟大作品也不迟。
他觉得既然是熟悉的生活，应该一蹴而就，然而一写就是四年。这四年是福楼拜写作生涯中最痛苦的时期，一来他对写的东西毫无兴趣，二来对浪漫作品的题材他仍旧找不着灵感。于是《包法利夫人》就似鸡肋，既无法快速完成，又弃之可惜。他把写完的章节朗读给他的朋友听，朋友稍有微词，他就大刀阔斧削删，结果删去的字数比保留下的还要多，所以进度缓慢。
然而，此书出版后竟一炮走红。原因是福楼拜的小说一反浪漫派张扬个性的手法，从纯客观冷静的角度描摹自然，而这种作者“隐身”的技巧预示了一种崭新的视角，为现代派写作开了先河。
按照历史的描述，他似乎是有意为之，自觉成了西方现代派的开拓者，文学史家称其为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作家。这让福楼拜哭笑不得，他明白，这是历史的误读。他非但毫无写自然小说的兴趣和自觉，小说再版时他还非常气恼，称不愿意再见到此书。
福楼拜骨子里实在是个浪漫派，他信仰叔本华哲学，认为欲望无法满足，所以幸福存在于对欲望追求的过程和幻想之中，活生生的现实是龌龊世俗的，只能给人带来乏味和无聊。《包法利夫人》主人公爱玛百无聊赖的生活正是缺失浪漫追求的写照，福楼拜写这样的作品当然无法张扬他的个性和情绪，于是将自己“隐蔽”起来，没想到，却歪打正着地开创了一个新流派。
倘若让福楼拜自己选择身上的标签，他绝不会挑选“现代派”给自己盖棺论定。许多历史偶然或表象都不幸成了定型的历史叙事，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王秋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