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朽我今年七十有八啦，一个人住在南山秦岭脚下。独处的时候，最容易让人回忆。我时常抬头去望眼皮顶上的山峦。每当我瞧见一丛一丛嫩嫩的绿荫依偎在山体面上飘摇时，我就想到了自己的生命。从我住在秦岭脚下开始，我就一直觉得，我的生命，曾经也像这连绵的绿荫一样，年轻过，活泼过。那些个记忆，在岁月的磨砺下渐渐沉淀，匿在我的心底，只供我一人品味。
（一）
我三十年代初出生在关中靠西的一方小村庄里。我记不得那个村庄的名字了，那太久远了。也许现如今我真的是老糊涂，脑袋瓜子都使不了了，哪里还能记得那幼童时候的碎事啊。不过我能想起，那村庄外有一条河，河不大，水也不急，只是条小河。我们从暮春开始，一直到秋初，差不多是天天都要下河几趟，耍水，逮虾。虾和我们一样，并不嫌河小哩，只要有泥虾就往里钻，几代虾儿钻到一个泥洞里蜷成团，只等着我们伸手去挖。我其实很胆小的，可我竟也不怕虾的钳子来夹我。那些虾呀，都是窝囊，根本夹不下我的一丝皮肉。我还能记起来，村子边上有一台比我年龄还要大的石碾子，村里人收了麦，就排队在碾子边上磨面。有钱的人家靠驴拉磨，没钱的人家只好靠人了。一家十几口甚至几十口一同上阵，换着来，磨上个天昏地暗才扛着磨出来的粗面回家。
我转着脑袋想想，关于村庄，我记得的似乎就只有这些了。
我生下来的就没见过我大。我从一出生开始就一直盯着我娘看，看了几个年头。
娘说我太笨，快四岁的时候才学会走路。我一学会走路就喜欢往出跑，和邻家几个比我大的或是虽然比我小但已经会走路了的碎娃们耍。我们耍谁家盖房子剩下来的土，也耍过家家，我每次都当儿子。我当儿子，一样当得兴高采烈。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快吃饭的时候，其他碎娃除了他娘来唤他外，还有个大男人偶尔也唤，我却不一样，我只有被我娘唤的份。
我就问我娘：那些男人是谁呀？
我娘倒不隐讳，平静地笑三声，说给我：那是人家他大。
我说：那我大呢？
娘依旧平静地回答：死啦，早死啦。我一怀上你你大就死啦！
我这才知道了，我没大，而别的碎娃们都有，那些偶尔唤他们回家吃饭的男人们就是。
慢慢地，我就长大了，走路也稳当多了，也不玩过家家了，因而也就不再当儿子了。
有一段时间，村子里来了一帮人，都穿着一样的衣服，绿绿的，却也不完全是绿。还有一帮人，穿得并不整齐，衣服各有各的样，还破得不行。他们两帮人就在村子边上的野地里打仗，都拿着枪打哩！
那可不是我们平日里玩的木头枪，那一挺一挺可都是真家伙呵！
娘怕我们被枪炮伤到，所有碎娃他娘和他大也都怕伤到，就都引着他们的娃躲进早年挖好的地道里去了。人一进去，再盖上盖子，我们就老老实实地呆在里头，连气都不敢出大喽。全村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塞在里面，地道被塞得满满的，我们就像一窝老鼠。地道里面黑洞洞的，伸手不见五指，我微微耸了耸肩，就碰着了四五个站在我旁边的人。
外头的炮就打响了，震得土地像要翻个跟头了。地道顶上的土层也被震得簌簌地直往下落，落在我的头发上，又顺着额头滑下来，眯了我的俩眼睛。我就举着手直揉眼皮，揉得眼泪唰唰地掉，我却不敢吱声。
外头的炮响了好久不见停，啼哩哐啷吵了大半天，我在地道被憋得差点晕倒。娘不知什么时候用肘顶着我，我能猜出来，娘怕我真的给跌倒了，那样我会被人踩得断了腿脚哩。
外头的仗打得热热闹闹，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我的肚子终是挺不住了，饿得瘪了一圈。我就拉着娘的衣服袖子问她要吃的。娘俯了头，把一张大嘴贴在我的右耳朵上说：败家子不要命啦？呆在家的时候给吃又不吃，等到现在枪子飞到头上了又要吃，真是张贱嘴。
母亲的话很锋利，像她缝衣服用的针一样，扎得我的右耳朵生疼，既而又传染给了我的左耳，于是我的两个耳朵一起疼了起来。但娘的话锋利归锋利，她说话时的声音却是很小的，大约只有我一个人能听见吧。我知道她是怕地面上的打仗着的人听到，不管是穿整齐衣服的还是穿破烂衣服的，那样我们可能就真的再也见不到太阳了。
我就不敢再要着吃了。
一个下午就过去了。呆在地道里足足有两个时辰，直立得我的脚像掉了脚后跟一样又痛又麻。终于地面上的枪炮声音渐渐消散，最终一片安静。隔壁重汉掀开了地道顶，双手撑着道沿出去打探了一番。确认打仗的两伙人都走了，才回到地道让我们都出去。
一地道的人拥拥挤挤地上到了地面。慌乱里，我的一只布鞋被踩掉了，我来不及回头捡拾，就被娘一把提上了上去。
回到家的时候，娘才发现我的右脚上的鞋子没了。娘就劈头盖脸地骂我，又骂我败家子，好好的鞋子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没了。我心里说：这咋能怪我哩？要怪就怪我后面的哑巴，是他一脚踩掉了我的鞋子的么！可我嘴上依旧不敢言喘，我大大地知道说出口的后果。
我回过神，突然发现我一下子说了这么多小时侯的故事。啊，啊，啊，我的枯老的脑袋似乎突然一下明朗了许多，幼时的事情也像洪水一样奔流而来。我什么都想起来啦！我看看窗外，春天的花在春天的时节开放了，红红绿绿，好不痛快。我闻见了一缕香味，并且香味越来越浓了。莫不是花香刺激了我的大脑神经，让我忆起了那些个早已老去了的往事？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总之，我似乎在一念之间年轻了十几岁或是几十岁，原先混沌的脑子变得空前的清晰。我还能说什么呢？往事继续冲击而来，我只能接着讲我的故事了。
那段时间，那两队穿着整齐衣服和破烂衣服的军队，整日里在我们村口的空地上打仗。我们也就只好整日里往地道里钻。地道里的那种腐烂我味道我也慢慢习以为常了，我能坚持呆在地道里的时间也越来越久。
等他们的仗打完，我们一上到地面上，我就看见满地的死人。我穿着珍奇衣服的，也有穿着破烂衣服的。有时候穿整齐衣服的人死的多，有时穿破烂衣服的人死得多。他们就那样横七竖八地躺着，有时一个死人还压在另一个死人身上。还有死马，马倒在地上，四只蹄子像竹竿一样直直的，并不动弹。还有一地的铁子弹壳子，黄通通的，还闪光。还有一尺来长的手榴弹。我想拣一颗回家，娘却死死地拽着我，直朝家里走。
我一边跟着娘走，一边问娘：他们为什么打仗啊？他们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啊？
娘就喃喃地说：他们都不是好人哩，好人可是不打仗的哦！你可要听话，从小就不能打架呵！
我不住地点头，也不住地相信他们都不是好人，都是土匪，是坏蛋！
（二）
后来打仗的那两队人就像蒸发了一样消失掉了，再也没有在我们村子和临村里打过仗。
我们这里一片祥和。
后来我知道，他们都去打日本鬼子了，有的跟鬼子面对面打，有的只在鬼子背后打。但不管怎样，他们都去打敌人了，都是英雄了。我就从此不再说他们是土匪，也不说他们的坏蛋了。
我大了些的时候，娘把我送到了村子外的小学里让我念书。同去的，还有我们村子里的好几个和我一样大的男娃。
教书的先生姓秦，临村的，听说还是个小秀才。我不知道什么是秀才，就在他上课的时候问他。
先生倒不生气，很温和地摸我的脑袋，说：秀才啊，就是知识分子啊！是看书写书的！
我就问他：那你写过书吗？
先生说：写过的写过的，那可都是过去的事喽！现在国家乱了，谁还看书呢！
我就不再问了，回到我的座位上捧起书来念：人之初，性本善……
我们学校说大也大，说不大也不大。教室后头的空地边上有一堵土墙，靠着墙有一排石阶，顺着石阶上去有一洞土房子扎在坡上。我们原来偷偷地上去过，去看里面有啥好东西能耍。可很遗憾，上面啥都没有，只是看见房子靠着的土墙上有还几排密密的洞，指头蛋粗，半尺来深。
老先生曾经站在石阶上看着我们笑。一边笑一边还说：那些洞都是他们打仗时子弹打出来的哩！
我们这才恍然大悟。
能记起几十年后，我成了干部，一次随同局长来县里的仓房小学视察时，局长盯着这堵土墙足足有三分钟，然后对着土墙说了一句：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我对我的上学经历记得不大多了。或许是因为当时的生活太平淡了吧，没有大的波折，就仅仅是提着个黄布书包辗转在村子里通往学堂的土道上，看着道两边的苹果渐渐变红，听着青蛙蛤蟆一起叫春。
我上了几年学我也不记得了，但我在学堂里学会了很多汉字。出了学堂告别了那个秀才先生后，我能读书看报，也能自己写字写文章。这些本事让我受用了差不多一辈子了。
出学堂的时候我虚岁是16岁，那时共和国刚成立不久，毛主席的图象挂得满县都是。我扔了书就被分到了县里的信访局，给人家跑腿了。不过我很满足，每个月能拿回九块钱的工资哩！我把每次发的工资都一文不少地交给娘，让娘保管。娘很高兴，装好钱压在枕头下面的一张扁平的木盒子里，看着我笑。
娘从我第一次拿回九块钱工资的时候就不再骂我是“败家子”了。大概是因为我长大了，能赚钱了。也大概是因为娘开始把我当家里的顶梁柱了吧，没男人的家里，女人总是希望有个依靠的吧，而我，这时候有做这个依靠的资本了。
我就成了公家的人。我不用种地，不用像村子里的大部分和我一般大的娃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我那时虽然已经开始上班了，但我终究还是个稚气没脱干净的碎娃，我就问娘：为什么我就成了吃国家粮的干部了？
娘才讲了个故事。
原来，我的舅，也就是我娘的哥哥，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被抓壮丁抓走了。我娘说我舅舅死活不去，那些来抓他的人说就算枪毙了他也不能让他留下，最后竟然把我舅舅活活给绑走了。至于我爹，他没被抓，就是因为我娘那时正怀着我，我爹就以要照顾我娘生产坐月子的借口给留在了家里。至于我爹为什么在我还没出生时就死了，娘一直不告诉我，一直不，直到她也架鹤西去时也没对我说起。我爹的死因就这样成了我们家的谜，没有人知晓了。
我舅舅被抓走后就与家失去联系了，十几年没回来过一次，也没有一封家信。对于我们家，舅舅在被抓走的那天开始就不再算是我们家的人了，是死是活谁也说不清楚。
可这世界就是这么奇妙，意想不到是事情似乎时时都在发生，我们家也就正巧撞上了一件。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也就注定了我们家要翻身了。
我的舅舅，被抓走后，就跟着共产党一起打游击。听说，他跟着部队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也北上打日本，后来还渡江打到过蒋介石的官邸。打了一路也升了官，还接受过彭德怀元帅的接见。共产党打下了江山就要给功臣封官，我舅舅就沾了光当上了礼泉的县长。呵，我就扯上关系被舅舅安排在了县里的信访局子里，摇身一变告别了黄土地，脱胎换骨成了吃国家粮的干部了。
我喜滋滋地，也努努力力地上班，把上面给的任务都一件件地做好。回家有娘，便也有饭。娘很按时地做饭，蒸个疙瘩面啦，打顿搅团啦，散锅糊涂啦，美美地吃，也便和娘一起活得有滋有味。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一群乌鸦正巧从我的屋子顶头翔过，叫得淅沥哗啦的。我倒并不觉得乌鸦的叫声有什么不祥的意味。我只感觉满肚子的兴奋蠢蠢欲出，指使我接着我下面的故事。我讲得乐滋滋的，口水都淌在了窗沿上。
我在县城上班，偶尔和单位里的人发生发生小的口角，也是很快就美美解决。日子和和睦睦，像水流一样不急不缓地顺着地势滑向坡下。我淡淡地过，和娘一起。我早上出门黄昏回家，娘守着家门拾掇琐事。
这样五年就过去了，我就二十岁了。
我二十岁刚过，娘对我说：我的娃呀，得找个媳妇了吧！快找快结婚，娘还等着抱孙子哩！
我满脸的羞意，不知道如何回答娘的话语。
娘并不看我的绯红的脸颊，接着说道：现在是新社会啦，娘也不跟你找，你自己看着哪家姑娘合你心意就行啦！
我依旧不知怎么去应答娘。
娘举起右手，笑着打我的头，问：听到了么？
我傻呆呆地点头，脑袋都已经在娘的问话中僵硬了。
（三）
我仍旧在平淡中工作，也依旧跑前跑后给领导们做着杂活。但我很满足我的工作，于是也就跑得兴高采烈，没有一点怨言。
信访局在县城的西边，很偏僻。但却不是最西的。出了信访局再往西走约莫有10分钟的路，还有一家县城的单位——粮站。
我经常骑着单位里的自行车去给别的单位送文件啊啥的，有时向西，有时向东。我觉得骑着车子实在是威风。屁股顶在翘起的车座上，两手抓住车把，把眼睛睁得跟牛眼一样大，两个脚疯蹬着脚踏，车子呼啸而过，我就感觉耳边的风刷刷地洗刷着我的左耳和右耳。
很久后，我骑车外出办事，忽然发现信访局门口立着一个女娃。这女娃大约二十岁的光景，头发不长，但又光又直。头发很黑，整齐地垂了下来，被太阳一照，就不住地发光。我似乎以前也见过她，她就站在信访局大门的左侧。那里是阴凉处，晒不到太阳的。
我就想起来了，这女娃连着有把月了老是在中午的时候就站在这里，像是在等谁。
我就把车子在她边上停下了，又朝她打了个口哨，问她：等哪个汉子哩，碎女子？
她被我一说，竟不好意思了，脸一下子红到了下巴根上，又匆忙低下了脑袋。
我不罢休，只觉得好玩，就又问：哎，问你话哩！
她并不，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话，算是回答我了。我一听，竟被吓得差点从车子上跌了下来。她说，她在等我。
她还说：你骑自行车的样子可威风哩！我就只想看着你骑车，看你骑得跟飞似的，肯定很好耍喽！
生平第一次，碰见一个等我的女娃，我的心里就摸不准是个啥滋味。我只记得糊里糊涂地就让她上了我的车后坐，带着她在县城里逛了整整三圈。
那天，我真的忘乎所以了，单能感知到带着个女娃骑车比我一个人骑车有味多了。我的力气出奇得大，一路上轻轻快快，和她闲谝，问她一些有用和无用的话。她也问我，也问我一些有用和无用的话。糊里糊涂地，我竟忘记了我的公事。文件被我塞进我的口袋里，我只顾得上后坐的女娃，送文件的事早被我抛到了脑子的最后头。
那天下午我挨了办公室主任的一顿大骂。主任气急败坏地把我没送出去的文件一把撇在地上，站起来指着我的额头大骂我是败家子，唾沫星子溅得我的眉毛都湿透了。我只有呆立着，不敢言传。
虽然我得了一顿劈天盖地的臭训，可我依旧很欢喜。我的欢喜全来自那个坐了我半天车子的女娃。那天下午，我知道了她叫秀丽，就在我们单位西边的粮站里工作。而且，我还答应每天都接送她上班回家。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不得不停滞了话把。我一直很傻，娘这样说，村里人这样说，连我也这样认为。我笨头笨脑的，机械愚闷，谁见了我都说我成不了气候。可我依旧知晓如何和女娃处好，如何能讨好女娃的欢心。我想，这是所有男娃的本能吧，这与天赋和智商连毛大的关系都没有的。每个人都年轻过，每个人也都有过年轻的历史。
后来的事，就和那些千千万万的读者读透了的故事一样，我和秀丽好上了。我见过了她的爹和娘，她只见过了我的娘，谁让我没有爹呢？我娘看了秀丽满心的欢喜，只要我下班一回家娘就不住地唠叨，说我人傻倒是福气好。秀丽的爹和娘对我也很满意，说我虽然人傻但还老实，不是那粘花惹草的料。再后来，也和那些千千万万的读者读透了的故事一样，在选定了良辰吉日之后，我和秀丽的婚事就定下来了。
我娘拿着年历细细地端详，看得乐呵地一个劲儿地笑。我说：娘，你甭笑啦！娘这才停住了笑，又踱进屋里，为我结婚准备什物了。
我不知道娘怎么突然一下子大方了好大一截子，把自己的钱全从压在衣柜深处的木罐子里倾倒出来，拽着我跑东跑西买东西。买了大红的立柜，买了大红的藤椅，买了大红的瓷盘，买了大红的床单，还买了大红的夜壶。那些个家具堆进屋里，就是一片红的世界，刺得我的眼睛发疼，眼泪都快要被刺出来了。
娘买了这么多东西一点也不心疼钱，还总是感觉好些东西还没有买到。我这一辈子也没见过娘这么兴奋过，从早笑到晚，腿脚也比以前麻利了许多。娘的小脚颠颠簸簸地，却不愿意停下步子。她里屋外屋跑，像是回到了壮年。
在田野里的麦子开始泛绿的时候，我和秀丽结婚的日子便快到了。娘就更高兴了，像碎娃一样露着牙齿笑。就在我结婚的前十天，娘做饭时，忽然就像失去平衡了一样跌倒了，直直地跌在土地面上，发出“邦”的一声闷响。我不知道娘怎么了，忙是将娘扶进了里屋，又把娘安置在炕上，再扯开被子给娘盖好，又急着给娘倒开水，热毛巾。
娘却说：儿啊，不用，不用再忙活了。你来，娘，娘有话给你说。娘的声音很轻，是没力气的缘故。
我就撇下了手里的活到了娘的炕头前。娘从被窝里伸出了手，努力地握住了我的手心，说：娘，这是不行了，你爹叫娘去哩。娘，娘这是没，没福气抱亲孙子喽！
我不不知所措地问娘：娘，你早上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
娘不放我的手，说：娘，娘这是高兴死的，娘这一辈子没，没这么高兴过了！
我还想问什么，就只感觉娘的手突然紧握了一下我的手心，然后，就慢慢松开了。最终，娘的手离开了我的手心，垂到了枕头一边，不再动弹。
娘死了。
我是傻子，娘死了还不知道嚎嚎大哭一场。我只是沉默，沉默得像是没有了呼吸。
后来，我娘她哥，就是我的舅舅来了。他并不理睬我这傻子，他自己一个人安静地办了娘的后事。
娘的后事很简单，没有请解放邻居过来，也没有惊动舅舅单位里的人。舅舅在城外买了口厚木棺材，装了娘，又封了棺盖。他让我简单地给娘磕了头，上了香，就叫了一辆车把娘的棺木运到了村后的乔山上，埋了。娘的墓之前是弄好了的，我爹死的时候，娘的墓就和爹的墓一起给造好了，可我并不知道，直到娘下葬。
娘的死并没有影响到我结婚的日子。虽然刚死了娘就办喜事实在是不好，可秀丽她爹和娘就是不同意改日期。他们甚至让我办了喜事就卖掉我家的房子，然后卷着铺盖去他们家住就好了。
娘下葬的第三天，我和秀丽拜了天地。娘下葬的第五天，我就变卖了所有的家产，然后提着一罐子钱到了秀丽家住。
舅舅其实一直和我们家很生疏，除了给我安排了工作外就没为我们家做过任何大事了。我卖了家产舅舅知道了也不说什么，就好像我的事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似的。
我不知道娘对我的所为有多悲伤有多生气。我，一个堂堂男家，竟然在自己的娘尸骨未寒的时候就办了喜事。这还不算毕，败家子的我竟还把整个家卖了住进了女家。这也不算毕，十几年后秀丽他爹和娘也都死了的时候，我们逢节就在八仙桌上供着秀丽的爹娘，却从来没有供过我的爹或娘一次。娘也许在天上看着他儿子连肺都气炸了，她定然又开始骂我“败家子”了吧。
我败家子，我窝囊，我呆，我傻，我从里到外都是个瓜娃子！
（四）
不管我做了什么，我终究是住在了秀丽家，开始了结婚后的生活。
结了婚我就真的是大人了。我依旧开始起早贪黑地在信访局子里跑杂活，秀丽也继续做着她在粮站的工作。秀丽的爹和娘在家种着几亩地，闲时就在家拾掇着。生活倒也安详。
慢慢地，我就忘记了我自己的娘。我呆在秀丽家里，感觉理所应当了。秀丽的家就成了我的家，或者说成了我和秀丽以及秀丽爹娘共同的家。我每年就只有大年三十的时候去娘的坟一次，烧根香磕个头，算是见了娘一面。我每年也就似乎只有在大年三十能记起娘一天，然后又匆匆将娘忘却。
我的生命里没有了娘，却有了秀丽和秀丽的爹娘。这是我的又一次生命了，是全新的。
我在不明不白中和秀丽完了事，秀丽很快就怀上了孩子。
秀丽的肚子在怀了孩子六个月后，就变得大得像是塞了一头肥猪。我摸着秀丽抚在肚皮上的手，告诉她肯定是个男娃。秀丽打了我一下，说：是新中国了，女娃也好！
我就也笑着说：好好，女娃也好啦！
娃终于是在他娘的肚子里呆了十个月后出生了。出生那天，接生婆把秀丽和她两个人关在里屋里不让其他人进去。我就伏在门外，听着秀丽在屋子里头狼嚎般地叫，叫得撕心裂肺。我听得也紧张，手背的皮凝在一起，露出了深青色的筋。
那么久的时间，一阵哇哇的啼哭才从门缝钻了出来，传进了我的耳朵和秀丽爹娘的耳朵。屋门打了开来，接生婆婆搂着个毛孩子出了门。她朝秀丽娘说：娃下面吊着个小鸡鸡哩，你们二老有福气啊！
秀丽娘就笑，笑得像一朵老荷花。
我去看秀丽，秀丽虚脱一样倒在床上，汗水浸得枕巾和她的头发湿了一片。我说：娃好着呢！秀丽没力气回答我，就只点点头，睡去了。
我们第一个娃就这样出生了。秀丽他娘给娃取名叫“胜利”，我说：胜利就胜利吧！秀丽也说：胜利就胜利吧！
黄昏了，秦岭山暗了好大一截子。我想到了我大儿子刚出生时的情景，就想笑了。我知道我这是高兴地笑。而今，我的大儿胜利已经快四十五啦，比我有他时的年纪大多了。我笑着想刚出生时的胜利，和四十五岁的胜利，满心的欢喜。
接着的时间里，在胜利两岁时，我们的第二的儿子建国也出生了。在胜利四岁、建国两岁时，我们的第三个娃芽子出生了，这是个女娃。
我和秀丽就只有这三个娃了，两男一女。
在芽子两岁的时候，秀丽她娘就死了。死的原因我们谁也说不上来。那天早上还好好地做饭呢下午就突然合了眼睛没了气。我忽然想到了我的娘，我娘也是这样死的。我就想，秀丽她娘莫不是也是高兴死的？看着满屋子活蹦乱跳的孙子孙女，一高兴就归了西？
秀丽的爹却不同，身子骨竟然一天比一天硬朗了起来。他开始走路也健步如飞了，腰挺得比我还直，整日搂着孙子抱着孙女亲亲爱爱，幸福的很哩！
后来的事情就和一般家庭的生活一样。我们一家：我和秀丽，领着三个娃，加上秀丽他爹，六口子平淡地度日。已是七十年代了，胜利和建国，还有芽子，都陆续上了学。文革就如火如荼地开始在新中国大地上蔓延了，礼泉也不会例外。万幸的是，我家的历史好得一塌糊涂，祖上以来都穷得啼哩哐当。于是我们家也就像在文革潮水中的一挺孤岛，完好地留存了下来。三个娃娃也都还好，在混乱的礼泉倒没有被污染，一个个健健康康地从碎娃长成了大娃。
这段历史，这段关于文革的历史我不想诉说的。无数的小说和历史纪录将文革这场浩大的狂潮已经深深得打印在了无数读者的心间，我便也不愿再去浪费过多的口舌去在文革中绕圈了。在这场灾难里，我们家基本没有受到伤害，我很欣慰。我全将我们家的幸运归功于祖上了。也只能如此归功，历史的铁棒让我不得不去如此归功呵！
八十年代初，胜利上了中专。八三年的时候，胜利就在县城里的卫生局上班了。那年，他21岁。
八四年，建国随我介绍，进了信访局工作。我们父子就同地上班，我照料建国，建国也照料我。单位好些人都在羡慕我们父子。
八六年，芽子进了县里的仓房小学，就是我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时陪局长一起视察过的那所小学教书。
秀丽的爹老了，越来越老。但身子骨还好，只是满口的牙终是开始掉了。
秀丽成了老妇人，初遇她时的那种鲜嫩早已不复存在。
我，上着班，只是不再给局长跑杂活了。我只是在办公室里读读群众的来信，然后随便回上几封。
我娘的哥，也是我的那个当县长的舅舅，在不知不觉里也已去世。后来是谁填补了县长的位子，我已忘却。
八五年，胜利结婚。八七年，建国结婚。九零年，芽子出嫁。八六年，胜利的儿子、我和秀丽的孙子羽毛出生。八八年，建国的女儿、我和秀丽的孙女姗姗出生。九一年，芽子的女儿、我和秀丽的外孙女鱼鱼出生。
我像流水账一样讲述着我家的这段历史，大约让闻者心已烦闷。我在秦岭山里，望着已经挂上枝头的月亮，真诚地向读者们道歉了。我不知道如何去叙述这段历史，因为我觉得，一个故事的叙述者之所以能泉涌般地讲述出惊心动魄的故事，全是因为那段故事是不同寻常的，周身都有着值得细讲的地方。而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关于我家的故事，平淡得就想一瓮自来水，纯净得连几丝杂质都不含。大约是因为这时的生活太幸福了吧。故事仅是属于苦难者的。
八六年胜利的儿子羽毛出生后，秀丽的爹还好，正在度过着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看着自己的重孙高兴地神采奕奕。他的胳膊已经干瘦得像柴火了，可依旧要抱着羽毛哄哄。
羽毛随胜利和胜利媳妇住在了卫生局的家属楼里。秀丽他爹就天天往卫生局跑，只是为了看羽毛一眼。胜利媳妇说：爷，你呆在家就对了，我礼拜天一放假就和胜利把您重孙子给带回来啦！
秀丽爹却不依，说：看，也都老成这了，没几次看我亲重孙的机会了，哪能等到你们礼拜天回家呀！
胜利媳妇没了法，又不能违背老人的意愿，就每天下班都带着羽毛湖趟家，给秀丽爹看个够。
秀丽爹终于在八七年的时候死了，他没见到他的重孙女姗姗和鱼鱼的出生。秀丽爹活得其实已经很充实了，死的时候很安详，脸颊红着，像个婴孩。
儿子女儿们随着媳妇丈夫都搬出家住了，家里就只剩下我和秀丽两个人了。我们开始变成了新的老人。
我明显得感觉的腿脚考试变得不灵便了，秀丽也和我说她的耳朵开始聋了。我说：岁月不饶人啊，如今已经是儿子孙子们的时代了。
秀丽纠正我说：现在是新中国了，不能重男轻女了。如今呀，是儿子女儿和孙子孙女的时代喽！
我笑着这个老婆子，顺便点点头。
（五）
羽毛、姗姗还有鱼鱼都开始长大了。每过几个礼拜，他们都和他们的爸妈（在孙子这一代，他们已经改口称爸爸妈妈了）一起回老家看看，看看他们的爷和婆。
我和秀丽当然高兴，我就嚷着秀丽：他婆呀，去给娃们弄顿搅团吃吃吧！
羽毛就说：我不吃搅团，搅团难吃着呢！
然后，姗姗和鱼鱼也附和着说不吃不吃。
建国、胜利就教训孩子，说：爷爷婆婆可是为你们好呢！我就挡住了建国、胜利：娃不吃罢，罢！娃想弄啥就弄啥！
我在心里知道，我，这老头子，已经和孙子、孙女们有了深深的隔阂了，已经不能再理解他们的想法了。他们，在学校里接受着最新潮的教育，和我们这老脑袋已经融合不到一起啦！
但我依旧爱我的娃们。我也知道，娃他婆，秀丽，一样爱娃们。
娃们来一阵就走，留下一个空荡荡的屋子怪寂寞的。人年纪一大就容易寂寞，老是看着屋顶觉得空旷。我就一直希望娃们快快回来，哪怕只是看我和老婆子一眼也好。
娃们继续长大，我们继续苍老。
终于有一天，秀丽倒了，病倒了。儿子们把他娘送到医院，被诊断了癌症。我很痛心，痛心这和我走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女人被癌症宣告了无形的死刑。人一老就太容易得病了，一病就是一次生与死的考验。秀丽没经得住，两千年刚过了三年就死了。
秀丽在最后的时候瘦得像木头人。全身的皮都皱在了一起，头发白得像病房四周的墙壁，看得我的心口实实的。死的时候，秀丽很安静，秀丽叫了我去了她的床边，艰难地说了一通话。她说我是好人，我痴痴地点头，不敢言传。秀丽又盯了我好久，才默默地合了眼。我看着她的眼皮合上，竟然失声地抽泣了半宿。
秀丽走了之后，老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开始变得不爱说话了。我渐渐就有了想一个人住进山里的想法。但我没对儿子们提及，那时，羽毛正准备着高考，我不愿意去打扰。
二○○四年七月，羽毛的通知书来了，他考上了西京的一所重点大学。我也为大孙子高兴，我特意包了一万块钱红包给羽毛送了过去。羽毛已经十八岁了，活泼潇洒，就像我刚参加工作那会。我看着我的孙子长得比我还高了半个头，就一阵阵幸福的感觉。
我顺便给胜利提了我想去山里的想法。胜利在之后和建国、芽子商量后，很理解我。我很欣慰，很欣慰自己的娃们对他们老去的爹有着一颗关爱的心。
二○○四秋天的时候，我就在娃们的陪同下，住进了秦岭山靠近西京的一段谷子里。娃们依旧回在闲暇的时候来看望我，陪我聊天，逛山。
我是已老去了，脸上的皱纹长得比山里的野草还快，但我自觉得我的生命依旧很美和。从我的屋子窗户看出去，我连绵的群山，山是绿的，像年轻的生命。山涧里淌出山顶融化的雪水，顺着山势经过了我的屋子前。水很清凉，能看到水底的卵石。太阳时常悬挂在秦岭两页山之间的空隙上空，使得两页山看起来就像两页贝壳，而那红亮的太阳就像是夹在贝壳里的一枚鲜艳的珍珠。
我的心随着美好的山景一起美好。我幸福了。
而今，我依着屋子的窗台，看着秦岭，回忆着我的家以及我家的历史，心潮开始澎湃。这伟大的回忆，似是那惊涛拍岸，霎时间卷起千堆白雪。
我面对着我的已经苍老的躯壳和我的依旧健全的灵魂，老泪纵横……
后记——
余华在他的《兄弟》序言中说，在中国，你只要用四十年（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就可以感受到中国历史最深刻的变化。我，则找了这样一个老者，用自己七十余年的生命来感受他们家以及中国历史的变更。
这样的记述跨度之大，叙述之难可想而知。我收集了从幼年时起直到现在所有听到或读到的关于人物的命运变革，然后将其归类。这当然不是出自一个人身上，而是成百上千的老者的记忆。我将这些记忆会集、筛选，然后又将这些挑出的记忆赋予一个人身上，让其活动、跳跃、展现。这个人，就是文章的主人公“我”。当然，这里的“我”不仅仅是“我”，而是一大批像“我”一样走过茫茫历史七八十年的老人，他们不仅仅代表自己，更是代表了整个社会、整个中国。
谨以这段微弱的记忆呈献给我身边的老人和老人或痛或喜、或苦或幸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