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及其不满》是精神分析学奠基人、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晚年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他思想拼图的最后一块。在这本书中，他第一次全面地将精神分析学应用于社会文化领域，系统性地回答了他一直以来关注的问题，文明是如何内化为“超我”，进而对人的“自我”进行抑制的？同时，他又借助精神分析的方法，为我们理解社会和文化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角度。不管是从宏观，还是微观来说，这本书都展示出精神分析理论广阔的纵深与可能性，是我们接触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理论系统的一个绝佳的切入口。
《文明及其不满》，[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殷世钞
译，岳麓书社出版
>>内文选读：
为什么幸福如此之难？
迄今为止，我们对幸福的探究并没有让我们获得多少常识以外的知识。即使我们继续追问为什么幸福如此之难，似乎也不会有什么新见解。对此我们已经给出了答案，指出了痛苦的三个来源：自然的优势力量、人类身体的脆弱性以及机制的不完善，即指调节家庭、国家和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机制。对于前两者，我们很快确定了我们的判断，我们被迫承认这些痛苦的根源，并屈服于无可避免之事。我们永远无法完全驾驭自然，我们的机体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将永远是一个短暂的构成体，在适应性和性能方面都是有限的。
认识到这一点并不会使我们停滞不前，相反，它为我们的活动指明正确的方向。我们不能消除所有痛苦，但我们至少可以减轻其中一些痛苦。几千年的经验让我们确信这一点。对于痛苦的第三个来源，即社会痛苦，我们的态度有所不同。我们根本不愿意接受这一点，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自己建立的机制不能给所有人带来保护和福利。然而，当考虑到我们在抵御痛苦这一方面是多么不成功时，就能想到这背后也可能存在着不可战胜的自然因素，而这一次是我们自己的心理性质。
在探索这种可能性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惊人的论断，需要对其进行一番探讨。这个论点是，我们的痛苦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所谓的文明；如果我们抛弃这种文明，回到原始状态，我们会幸福得多。我认为这令人吃惊，因为无论如何定义文明一词，面对痛苦之源的威胁，我们所能采取的一切防御手段显然都属于同一种文明。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人对文明抱有奇怪的敌意？我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各自文明状况的深刻不满为此奠定了基础，在某些历史事件的推动下，就会产生谴责。我相信，我对最近一次和之前一次的历史事件有所认识，但我的学识还不足以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追溯其链条。在基督教战胜异教的过程中，就已经包含了这种敌视文明的因素。“敌视文明”与基督教教义带来的“贬低世俗生活”非常接近。在航海大发现的进展中，在人们与原始民族、部落的接触中，产生了倒数第二个诱因。由于欧洲人对他们的习俗和传统缺乏足够的观察和理解，在欧洲人看来，原始民族似乎过着一种简单、需求很少、幸福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是拥有更高文明程度的来访者无法企及的。然而，后来的经验纠正了许多这样的判断；原始民族之所以生活上过得轻松，是因为自然的厚爱满足了大量需求，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舒适被错误地归因于没有复杂的文明要求。最后一种诱因是我们特别熟悉的；精神疾病有可能破坏文明人的少量幸福，当我们了解精神疾病的机制时，就发现了这种诱因。人们发现，人之所以会患上精神疾病，是因为他无法承受社会为实现其文明理想而强加给他的大量挫折。因此人们得出结论，取消或大大降低这些文明要求，将意味着恢复幸福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还有失望的时刻。近几代人以来，人类在自然科学及其技术应用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步，以一种以前无法想象的方式巩固了对自然的统治。这些进步的细节已众所周知，无须一一列举。人们有权为这些成就感到自豪。但他们也已经注意到，这种新赢得的对空间和时间的掌控、对自然力量的征服、对千年来的渴望的满足，并没有增加生活中快乐满足的程度，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感觉使他们更加幸福。人们应该满足于从这一观察中得出的结论，即获得支配自然的力量不是人类幸福的唯一条件，正如它不是文明发展的唯一目标一样；我们不应推断出技术进步对我们的幸福经济而言毫无价值。有人可能会反对说，如果他能随心所欲地经常听到住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孩子的声音，如果他能在朋友着陆后在最短的时间内知道他顺利地度过了漫长而艰辛的旅程，这难道不是积极的快乐收获、幸福的明确增长吗？医学成功地降低了幼儿的死亡率和妇女分娩时的感染危险，甚至将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许多年，这难道毫无意义吗？我们还可以列举出更多这样的好处，这些好处都归功于遭受了很多谩骂的科技进步时代。但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悲观主义批评的声音，它警告说，这些满足大多遵循的是某个逸事中赞美的“廉价快乐”模式。在寒冷的冬夜，人们把一条腿伸到被子外面，再把腿抽回来，就能获得这种快乐。如果没有远距离的铁路，孩子就不会离开父亲的城市，也就不需要电话来倾听孩子的声音。如果没有横跨大洋的航运，那位朋友就不会远渡重洋，也就不需要电报来缓解对他的担忧。如果婴儿死亡率的降低迫使我们在生育方面进行最大限度的克制，从而使养育的孩子总体上还没有计划卫生之前的时代多，而且这样做还使婚姻中的性生活陷入困境，还很可能与有益的自然选择背道而驰，那么降低婴儿死亡率又有什么用呢？最后，如果生活艰难，乐趣很少，痛苦很多，以至于只好把死亡当作救星来迎接，那么长寿又有什么用呢？
似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当前的文明中感觉不太好，但很难判断早期的人们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感觉更幸福，以及他们的文明条件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我们总是倾向于客观地把握苦难，即带着我们的要求和感受力将自己置于这些条件中，然后研究其中有哪些是导致幸福和不幸的因素。这种观察看似客观，因为它无视了主观感受力的不同，但它当然是最主观的，因为它用观察者自身的心理状况来替代了所有其他未知的心理状况。然而，幸福是一种完全主观的东西。我们总是会被某些情况吓退，比如古代的船奴、三十年战争中的农民、宗教裁判的受害者、面临大屠杀的犹太人，但是我们还是无法与这些人感同身受，无法了解最初的迟钝、逐渐的麻木、期望的停止、更原始和更高级的麻痹手段给他们感受苦乐的能力带来的变化。在极有可能遭受痛苦的情况下，某些心理保护机制也会被启动。在我看来，进一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是徒劳无益的。
文明对于幸福的价值受到质疑，现在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到文明的本质上来。我们不会要求找到一种公式， 用几个词来表达这种本质，而是要先进行一番考察。在这里，我们只需重复一下：“文明”一词指的是使我们的 生活有别于动物祖先的所有成就和制度的总和。这些成就和制度有两个目的：保护人类不受自然的侵害以及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了加深理解，我们将一一收集 人类共同体中出现的文明特征。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接受语言，或者也可以说——语感——的引导，相信我们能恰当地表达内心的洞察，而这些洞察其实是无法用抽象的语言表达出来的。
作者：[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文：[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编辑：蒋楚婷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