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缁尘，与其兄王子余都是有名的报人。他亦勤于著述，有多部著作出版。1936年《学术世界》第二卷第一期有陈松英撰写的小传，可略知其生平：“王子澄先生，名淄尘，浙江绍兴人，年五十七岁，少恶八股，不事科举。清末在绍兴创设《白话报》及《阅报》社，又设农事试验场、女工传习所。民国元年在上海发行《新世界》杂志。三年任绍兴《禹域新闻》总编辑。四年至十五年任杭州《之江日报》评论及小说。十六年任国立浙江大学秘书处处员。二十三年来沪寓同孚邨粹芳阁，专事著述。撰《资治通鉴读法》《国学讲话》。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撰《四书读本广解》等书。”《白话报》即《绍兴白话报》，是绍兴第一家报纸，主要创始人应是王子余，王缁尘是重要参与者；《阅报》当作《越报》。除小传所列著作外，现可知还有《陶渊明先生评传》一部（与《陶渊明全集》合册出版，国学整理社，1936），又编校过《郑板桥全集》（国学整理社，1935）。另外王缁尘在推动社会主义思想传播方面也有贡献，如在1912年《新世界》第2期发表《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署名：势伸译述、煮尘重治。煮尘即王缁尘），1936年至1937年在《学术世界》连载四篇《儒家社会主义》，则是“将儒书中所陈社会主义之理论，抉而出之”。
在王缁尘的诸多著述中，《资治通鉴读法》作为导读《资治通鉴》的通俗读物，现在看来依然有其价值。
《读法》由世界书局1935年出版发行，冠以苏渊香序文和作者自序，正文内容首列《资治通鉴读法》，重在介绍《通鉴》的价值。读法方面，认为读者应该师法书中所记的圣贤豪杰，取长补短，“此为读书者之最上乘，亦即读《通鉴》者之唯一要诀也。”又列举了《通鉴》中善读史书的石勒、最不善读书的萧绎、忌人读书的仇士良。此后作者分为18类归纳《通鉴》的内容：帝王与纪年、封建与郡县、政治、军事、知人与用人、儒术、党锢、游侠、清谈、释教、道教、神仙、封禅与郊祀、灾祥图谶与迷信、工程与建筑、女后、宦官、四裔。最后一部分是《资治通鉴外纪读法》。在每一类下，作者都列有“备查”一项，注出了文中所引事件在《通鉴》中的具体位置。在作者的设计中，应该还有《通鉴纪年与西历》的附录，但是最终出版的书中并没有。
《读法》的结构和现在流行的《通鉴》导读类通俗读物不同。大部分《通鉴》通俗书都会先介绍司马光及其编写团队，再概述《通鉴》的内容、相关的衍生书籍等，主体部分是《通鉴》的缩写，虽撰作形式不同，但寻其渊源，与明清时流行的节本《通鉴》思路类似。《读法》的写作专注《通鉴》本身，没有过多涉及其他内容，不是按原书的顺序依次介绍各朝代的历史事实，而是采用归纳法，分门别类展开叙述，在每一类中再按时间顺序选择材料。这种作法，苏序中指出是略仿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因事分类，各成族属”。此外，专就《通鉴》读法来看，梁启超在1923年发表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针对《资治通鉴》说：“若苦干燥无味，不妨仿《春秋大事表》之例，自立若干门类，标治摘记作将来著述资料。”王缁尘可能受其影响，其实他在本书中有自述，称是效韩愈“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的方法，就具体操作看，属于说法各异，本质相同。《读法》的分类式体例，对读者而言可以直观感受到《通鉴》包含的各方面及其重点所在，避免了对《通鉴》内容的复述，因为如果只是浓缩《通鉴》记事，读者完全可以读《中国通史》一类的书，或许更为清晰便利，不一定非要读《通鉴》的故事。
《读法》所分18类，详略不一，大体是前详后略，尤其是政治、军事内容最多，这符合《通鉴》以政治史为主的实际情况，其中军事部分最能体现作者提要钩玄的功夫。“军事”类从秦并六国谈起，历述重要战争，以后周王朴献《开边策》结束，核心是分析战争中兵法的应用。如关于淝水之战，作者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战争中两大战役之一（另一为赤壁之战），《通鉴》对此记载尤为精彩，相较而言，淝水之战比赤壁之战更复杂，头绪纷繁，故叙事难度极大。王缁尘先叙述《通鉴》所记战争经过，然后展开分析，以为秦军本有必胜之道，具体指出了必胜之道的四个方面和最终战败的四个原因，经此分析，自然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此次重要战役。政治军事虽然是主体，但从分类也可以看到，作者视野宽广，兼顾到了《通鉴》中的其他方面，这对读者全面认识《通鉴》的内容也是有益的。
从王缁尘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关心社会现实的人，所以《读法》中常会把古代和当代相连接，通过古代认识当代，也通过当代去理解古代。“政治”中讲到粮食储藏，提到汉宣帝时耿寿昌提出建造常平仓，作者在此指出后世的义仓即是仿照常平仓，但因用人不当，义仓的弊端也和常平一样，“大半为贪蠹官吏所侵渔”，然后又以自己亲见的某邑义仓为例来说明，最后感慨理论虽佳，而无良法处置。读者通过此今人今事对古人古事的认识当会更真切。“四裔”讲到中外关系，其中提及唐肃宗时大食、波斯劫掠广州，浮海而去，说明当时由红海经印度洋至南洋的海道已通，但中国对此并不重视，“盲于外情”，所以到明代郑和下南洋时还以为是西洋，作者由此说：“则中国人闭关自守之性质，亦于此可见。而最近数十年来之横受外侮，亦于千年前肇其端！”在当时历史环境下，读者对此大概也会深有同感吧，则今日中国与古代中国的联系不言自见。
《读法》具有现代意识，首先表现在其标举科学，反对迷信。如“释教”中，傅奕混淆医药与术数、妖教，作者以为是“科学未明，不知物理”；“封禅与郊祀”中，作者以在古代作为无上盛典的封禅为“不值一笑之迷信”；灾祥图谶自然也被看作是迷信，“盖由无科学以物理证明之也”。其次，吸收现代学术观点，如引用《社会通诠》《平民政治》《古代社会》《世界史大纲》等。再次，能从发展的角度分析历史，如关于封建与郡县的问题，作者认为郡县是大势所趋，非人力能阻止，这就是西人所谓“潮流”，“智者因而导之，以底于成功；愚者逆而阻之，遂身败名裂为后世笑耳”。
王缁尘不是专业历史学者，但对《通鉴》，他自言“曾从事数度之研究”，所以《读法》对《通鉴》信手拈来，作者又长期撰写报刊文章，长于为文，所以《读法》对史料剪裁得当，语言畅达，读之不觉沉闷，其中所提的一些个人观点，不一定是正确的，读者可以不认同，但也是一种促进思考的方法。
从《通鉴》学史的角度看，《通鉴》由于卷帙浩繁，又是编年史的题材，阅读难度较大，因此司马光说书成之后只有王胜之借读一遍，其他人未读完一卷，已欠伸思睡。所以后来出现不少节本，但节本普遍质量不高，不适合现代人阅读。近现代以来，较早的《通鉴》研究著作主要有两部，即崔万秋《通鉴研究》（商务印书馆，1934）和张须《通鉴学》（开明书店，1948），特别是张著，学术价值颇高，但对一般读者而言或许过深。近年来，新出版了不少通俗类《通鉴》导读书籍，改变了这一现状，但如上文所述，《读法》的结构、内容、理念等与之都不相同，所以时至今日，它除了学术史的意义外，仍然是一部值得阅读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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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安平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编辑：李纯一 刘迪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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