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福利应该成为刺激经济政策的基石

正文

2024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有关经济形势和工作的会议。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冷静看待当前经济形势，正视困难、坚定信心，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对于下一步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有效落实存量政策，加力推出增量政策”。 

在一系列政策宣示中，特别引人瞩目的是，要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结合起来，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提升消费结构。要培育新型消费业态。要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托育产业，抓紧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在我们看来，要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结合起来，以及抓紧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意味着很可能会推出大范围生育补贴政策。

这些利好的消息几乎将蔓延已久的悲观情绪一扫而空，上证指数在当日上涨了100多点，重回3000点的水平，而人民币对美元也应声上扬；离岸美元对兑人民币再次跌破7元大关。

（一）中国面临严重的低生育

人口对发展来说一般是慢变量，但中国近年出生人口大幅下降已使其成为快变量。中国出生人口在2016年还有1883万，到2023年就减半到902万，前后相隔仅7年时间。而在陷入严重超低生育率的日本，出生人口从1982年的150万，减半到2023年的75万则花了41年时间。由于新冠疫情抑制的生育意愿会在一两年内逐步释放，中国出生人口在2024年有望小幅回升。但2024年上半年结婚登记只有343万对，同比减少49.8万对，表明疫情后的补偿效应已经消退，也预示着明年出生人口将继续下滑。

根据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和民国局部地区生命表估算，中国1929年出生人口是1700-1800万左右，而目前出生的900万则已经退回到清朝中叶水平。2023年中国生育率约为1.0，不到更替水平的一半。韩国近年鼓励生育的力度远大于中国，但生育率却从2017年的1.05降到2023年的0.72。按目前的趋势，中国生育率大概率会沿着韩国的路径演化。

只要生育率明显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萎缩会不断加速；人口结构的影响只会将波动叠加到这个趋势上，整体上并不会改变这个趋势。目前中国基本上是每出生一人，去世一人，但如果生育率一直维持在目前1.0的水平，到今年出生人口达到预期死亡年龄时，中国总人口将以每出生1人、去世至少7人的速度匀速萎缩，直至归零。届时，老龄化程度将达到峰值并维持在峰值水平。

日本经济学者吉田浩定期发布“儿童人口时钟”，警示低生育率危机。他按目前15岁以下儿童的数量及其降速推算，日本将在696年后剩下最后一名儿童。中国15岁以下儿童数量是日本的16.5倍，但萎缩快于日本。按他的方法推算，中国将在542年后剩下最后一名儿童，儿童归零时间比日本还要早154年。

中国有14亿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就算出生人口一直维持在2023年约900万的水平，那么在80岁的预期寿命下，中国未来人口似乎还能维持7亿多。但这非常具有迷惑性，因为除非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以上，否则出生人口会持续下跌。如果未来生育率维持在2023年1.0的水平甚至更低，那么百年后中国连3亿人口都难以维持，况且人口萎缩根本没有底部。

为了反映人口趋势和评估人口政策效果，我们提出一个简单而直接的指标"预期人口”，指的是如果生育率、更替水平、平均生育年龄、预期寿命、净移入人口等反映人口趋势的参数在过去和将来一直维持在今年的水平不变，今年的出生人口达到预期的死亡年龄时总人口的数量。该指标不考虑人口结构，而是基于当年数据的直接外推，且具有明确的可解释性，并不像人口预测那样需要对未来参数做任何假设，从而避免误导的可能。

如果说预期寿命是对今年分年龄死亡率给出的一个可解释为寿命的指标，预期人口则是对今年反映人口趋势的各个参数给出的一个可解释为未来人口规模的指标。在2023年，中国实际人口14.1亿，占世界比例为17.6%，与印度或经合组织相当，是美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四五倍，对五眼联盟、欧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和突厥国家联盟都具有压倒性优势，但中国在2023年估算的未来预期人口只有2.55亿，占世界比例仅为2.03%，只有印度的1/6，美国和印度尼西亚的80%左右，只有经合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几分之一，也被五眼联盟，欧洲联盟甚至突厥国家联盟超过。

（二）经济前景高度依赖于人口趋势

在很多人看来，前面的外推不足为凭，因为生育率不会一直这么低，但这只是想当然。实际上，低生育率下行具有自我强化的惯性而不会自然反弹：长期低生育率,一方面会推升家庭的边际养育成本，抑制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会加剧人口老龄化，加重家庭和社会的养老负担从而减少可用于养育孩子的精力和财力；这两者都会进一步拉低生育率。如果没有政策干预打破这些恶性循环，生育率更可能继续走低，让人口归零的时间更早。这意味着拖延的时间越长，社会在低生育率陷阱里会陷得越深，提升生育率也就越难。

长期低生育会对所有行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出生人口下降会依次影响各行各业：

（1）0-5年内是奶粉、儿童用品和托育服务；

（2）5-20年后是教育、食品、服装；

（3）20-50年后是房屋、家具、家电、电子消费品、汽车、旅游、娱乐；

（4）50年后是医疗、养老、殡葬等。

这些面向个体的行业所受到的影响，会逐步传导到面向企业的行业。上述影响不只是实际需求的萎缩，还有预期需求的下降，导致国内投资意愿低迷，进而引发资金和富裕人群加速外移。这也是为何自2016年开始的这波出生人口坍塌，对消费需求的主要影响虽然要在十多年后才会呈现，但现在经济增长势头就开始萎靡。

把产能转移到国外利用外循环，短期可以维持投资收益率和企业竞争力，但如果中国本土市场不断萎缩，这些外移的产能很容易被所在国本地化为他国资产，甚至促使当地的产业发展起来，成为中国的竞争对手。而美西方对中国企业的挤压会因为中国行业地位下降而变本加厉。如果行业进入持续性收缩，企业会从开疆辟土的扩张变成萎缩存量的争夺，从而加剧职场内卷。而市场规模下降会降低需求和供给的匹配效率，推升全员失业率，这特别表现为中壮年大量失业。

随着人口加速衰减，大量农村和小城镇会没落甚至消失，中等城市会变成小城市，大城市会变成中等城市，同等规模下可供选择的城市数量不断减少，窄化人们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人口会不断向少数中心城市收缩，因为人们原先居住的城市的人口在减少，人们只能去更大的城市才能找到适合于自己原先的那种工作和生活方式。随着需求和财力下降，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大幅放缓，大量已建设的会老化，失修甚至被迫废弃。城市面貌也会逐渐凋敝。每个城市的居民面临的选择越来越少，机场、车站、医院、学校、小区、公园、办公楼都会愈发老旧。相对人口稳定下的状态，社会的生活水平会相对更低，甚至面临人道主义危机。

在这样的人口趋势下，中国将难以维持全产业链优势，科技竞争力相对欧美会先升后降。在中国仍然落后的领域，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而在中国已经领先领域，中国可能会被反超。现在印度在校大学生就比中国多17%，届时会是中国的数倍，甚至印度每年上大学的人数都远超过比中国的同龄人数，虽然这不意味着印度科技在可预见的将来会超越中国。中国现在引以为傲的如航天、高铁、大飞机、北斗等大项目和大工程，可能会因为人口持续萎缩放缓技术迭代甚至难以为继。这些行业产业链很长，需要大量工程技术人才和庞大市场规模来支撑。

尽管中国在军事技术领域相对西方的上升势头依然会维持数十年的时间，但如果中国人口的相对颓势无法逆转的话，中国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整体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会大幅下降。国际关系演化是高度依赖于路径，美西方不会因中国国力下降而放弃遏制中国。其他国家会根据预期站队，现在隐忍的敌对势力可能会伺机反扑，中国或将面临严重的地缘政治和安全挑战。    

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埃伯斯塔特2024年5月8日发表在《外交事务》的文章提到，人口锐减将使东亚国家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这些国家将更难实现经济增长、积累投资和财富创造，更难为社会安全网提供资金，也更难动员军队，而且人口减少将使工人更难提高国家的人均产出。作者认为，随着人口减少，中国的雄心和能力之间的差距将越来越大，而且很可能无法弥补。人口锐减意味着人们一直期待的“亚洲世纪”可能永远不会真正到来。而美国人口及15-64岁人口仍在增长，人口的力量正在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提供一份巨大的战略礼物，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战略家们应该认识到这一机遇并牢牢把握。

长期低生育率对技术发展是负面的，与人口稳定的情形相比，快速老化和萎缩的社会的技术发展会更慢，并最终陷入停滞和倒退。人们曾一度担心，自然资源匮乏会制约发展，但自然资源增加值占全球GDP的比例不到5%，且整体趋势是走低。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将来，限制人类技术发展的瓶颈并非自然资源限制，而是面临快速老化和萎缩的人口导致的需求和供给同步萎缩。中国早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自然资源进口国，但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意味着中国人口的规模效应带来的价值远超过其所消耗的自然资源价值。虽然对外部自然资源的高依存度构成安全风险，但真正维持国家安全的是庞大人口规模所能支持的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在和平时期，进口大量的自然资源反而让中国对资源出口国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就像成为最大石油进口国强化了中国在中东的政治地位。

（三）需要高额而稳定的养育补贴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

要维持民族的薪火相传和现有人口的福祉，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是迟早要做到的，越早做到越好。不同时间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带来前景的差异，会左右人们对发展的预期和信心，进而直接影响当下的经济表现、财政收支、生活水平乃至其他国家的对华立场乃至政局的稳定。

基于我们根据按时空连接紧密度加权的规模效应的估计，如果中国在5-15年内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并保持不下降，总人口会维持在9-15亿，中国的综合国力最终将在世界上具有压倒性优势。而如果中国到本世纪末才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总人口会维持在3亿左右，届时中国的科技和社会发展处于世界中间略偏上水平，但综合国力会显著低于现在的相对地位。

低生育率的症结是激励机制错位；为养育付出代价的是家庭和个人，但受益的却是全社会。在工业化之前，小孩长大后可直接给父母带来经济收益。到工业化之后，特别是在社会化养老制度下，年轻人在经济上回报老年人主要是在社会范围，而非家庭内部实现。具体来说，老年人的养老积蓄在兑现时的价值，来自于工作人口创造的商品和服务；年轻人口越少，养老积蓄兑换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也就越低。

提升生育率的受益者是未来的全社会，鼓励生育就应该在全社会层面进行，而且需从长计议。根据欧洲国家的数据，生育补贴等家庭福利开支占GDP高一个百分点，对应生育率大约高0.1。可以肯定的是，人对社会的经济价值，整体上是正的。过去几百年来，人类数量越来越多，但人类社会整体上却越来越富裕，说明人对社会的贡献，在平均意义上大于其带来的负担。

解决低生育率问题的关键，是让养育成为有收入的工作，并确保养育家庭获得的收入是稳定和可预期的。近几年，中国许多地方政府陆续推出生育补贴政策，但力度太小。我们之前曾经建议，可给每个一孩每月补贴一千元，给每个二孩每月补贴两千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税减半，给每个三孩及以上的孩子每月补贴三千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税全免，同时还需考虑到不同地区和不同收入人群之间的差异。再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急需扩大内需，还可给每个孩子一次性的十万元的现金奖励以及房贷利率减免。如果这次真的开始大范围补贴生育，那将是一个值得大大点赞的政策。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即便真的有这样的政策落地，也不要指望这种激励力度就可以稳定出生人口。稳定出生人口需要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而目前的生育率仅在1.0左右。即使激励政策能把生育率稳定在现在1.0的水平，相对于2.14的更替水平和30岁的平均生育年龄，出生人口也会以每年减少2.5%（即1-(1/2.14)^(1/30)）的速度萎缩。而随着城市化和教育水平以及婚育观念的改变，生育率下行惯性非常之大。如果大规模激励机制到位后，出生人口甚至生育率依然继续下滑，那只说明激励力度不够，而不是无效。

解决之道就是加大激励力度。如果投入GDP的2%不够，那就投入5%，10%，甚至20%。简单来说，就是逐步往上加，一直加到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以及中国预期人口稳定在至少10亿以上。由于边际养育成本会随家庭平均养育数量下降，而且中国是一个社会从众心理很强的国家，一旦友育氛围形成，生育率进入上升的良性循环，生育激励的效果会越来越好 ，将生育率最终提升到更替水平所需要的投入力度远低于目前的预期也是可能的。

不要以为投入GDP的10%就很多了。如果目前1.0的生育率延续下去，出生人口乃至总人口将以每年减少2.5%的速度萎缩。而且由于人口萎缩会负面影响经济发展尤其是创新的规模效应，相对于更维持替水平下的人口稳定的经济体，人口年均萎缩2.5%的经济体的人均GDP增长会更慢。即便不考虑人均GDP增长更慢这种影响，这也意味着，如果目前的生育率趋势不变，10%的GDP这个看起来很大的投入，也就是三四年时间就会被人口萎缩给消磨掉。

有人会说高额的生育补贴让社会成本太大。但不管是通过长期国债、信用扩张还是基于电子货币的起点收入来进行大规模生育补贴，本质上都是经济体产出的更好分配，就是让对经济的可持续繁荣乃至未来税收和技术进步做了更大贡献的家庭，获得更大比例的经济产出。这是让民众真正享受经济发展的果实，更是对未来最好的投资。

由于育儿家庭的消费倾向高，给他们发的钱将有很大比例转化为消费支出和市场繁荣，进而带动财政收入的增长。发钱给养育家庭也是公平的，因为养育家庭付出时间、精力和财力养育小孩，小孩长大后则通过消费、工作来支撑整个经济，并通过纳税等方式直接贡献社会。

那么给家庭发钱会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呢？如果就业已经很充分，产能也是充分利用，额外的需求当然就会引起通货膨胀，但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并且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通过发钱刺激消费，可以把闲置的产能和劳动力更充分地利用起来，给育儿家庭发钱是赋予这些家庭购买力，增加的消费是那些本来就是产能严重过剩的如奶粉、服装、玩具等行业，因此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应该有限。

再说，健康的经济体需要适度的通胀。目前中国经济要担心的是通缩而不是通胀，物价下降会导致人们的消费意愿减弱。而且，物价下降了，却在暗中让个人和企业的负债增加了，因为持有资产实际价值缩水了，而对银行的抵押贷款却没有减少。这就是经济学中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而导致的经济衰退。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增发货币来避免通缩。大范围给家庭发钱，可以通过财政赤字的方式。对于有铸币权的主权国家来说，财政赤字可以向央行借债，这样的操作实质上只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一个数字，这就是所谓量化宽松。这种负债不同于外债，是不用还的，以后如果出现比较严重的通胀，再缩表就可以了。

（四）技术进步和人工智能发展让补贴生育更为必要

得益于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工业化之后不断积累的技术和技能，中国近年在科技方面突飞猛进。这种技术进步意味着社会可以用更少的工作投入来获取更大的效用满足，但现实中中国人的工作时间反而越来越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9小时，2024年1-8月份，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7小时，超过“六天八小时”工作时间。与此同时，年轻人尤其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还越来越困难，其后果是年轻人尤其看不到希望，甚至不敢结婚，不敢生育。

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会随着通信和交通的进步不断强化。之前的企业做到本地最好就能存活，但现在可能要在某个领域做到全网数一数二才能存活。因此，市场份额和利润将逐渐向为数不多的头部企业集中，加上技术的快速迭代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让越来越多的工作被取代。例如，萝卜快跑无人驾驶出租车的出现反映了我国智能电动车领域的快速进步，但其普及可能危及千万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的生计。

就业岗位的萎缩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同时会让现有企业更加内卷。相对于雇佣新员工投入更多的一次性成本，企业会发现增加现有员工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更合算，而整体的就业难则会让现有员工不得不接受加班加点，从而导致一方面越来越多人找不到工作，而有工作的人却又需要工作更长时间。这些现象对生育率是双重打击，没有工作的人因为没有稳定收入不敢养育孩子，有工作的人又因压力太多，无力养育更多孩子。

越来越大比例的人口失去工作是否意味着人口太多呢？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人口规模不仅决定潜在劳动力数量，也直接影响就业岗位数量。如果中国人口降至现在的1/10，那么会计师和理发师的数量会变成现在的1/10，而高铁、航天等就业的工作职位就没有了，因为支撑这些行业的发展需要巨量的人口规模。再者，像人工智能这样的先进技术的发展高度依赖于丰富的应用场景、优秀的人才和雄厚的财力，这些也都需要巨量的人口规模为基础。人口规模的萎缩会严重放缓中国技术迭代速度，最终让中国逐步失去在这些领域已有或者正在获取的优势。

长期以来，技术进步在取代工作的同时，社会也会创造出许多新的工作机会，从而并未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但这只是历史经验而非逻辑必然。由于人工智能更新远快于人类学习速度，未来可能有大量人口变得不具有市场所需的技能，导致以“劳动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经济制度陷入困境。这点在中国已见端倪；伴随着技术的快速进步，就业形势愈加严峻，职场空前内卷，甚至让一些年轻人选择绝后。

越来越集中的收入分配机制，会抑制需求而阻碍经济发展。如果收入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发展好的会是奢侈品等需求量很小的行业，但维持大部分人日常需求的行业则萎靡不振，品质趋于低端化。这种拉美化的经济模式会引发尖锐的社会矛盾，也加剧富人的不安全感，甚至人心思走。如果收入和财富不是那么集中，富裕家庭生活质量几无差别，一般家庭也可拥有高品质的房屋、轿车、智能手机等。这对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都极有利，也让富裕群体更有安全感。

快速技术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对应的是效率的提升，意味着社会可以用更少的工作投入来获取更大的效用满足。从社会整体来说，这本来是天大的好事。工作只是为了获取效用的代价，这种代价当然是越小越好。现在可以用更小的代价换取更多的满足，反而使人类成为多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技术进步带来的应该不是社会越来越卷，而是民众能过上基本体面而舒适的生活，以及拥有有足够多的孩子来维持社会的可持续性。现在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足以做到这点，只是缺乏相应的社会机制。

回到底层逻辑，人活着本身就有自在的价值，劳动只是为了生存以及活得更好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如果能达到相同的生活水平，社会整体的劳动应该是越少越好。更重要的是，人不只是劳动者，更是消费者，基因多样性的承载者，文化语言的传承者乃至孕育杰出人才的人口基数的贡献者，更是亲友的陪伴者和他们人生意义的加持者。实现这些价值的最终出路还是向民众大范围地发放普惠性起点收入，而现在向养育家庭大范围发放高额且稳定的补贴就是最好的切入点。

（五）中国有能力解决低生育率问题

过去几十年来，西方唱衰中国的声音层出不穷。但无论是经济波动、债务危机、环境污染、民族矛盾、权利冲突、社会动荡还是官场腐败都未能阻止中国前进的步伐，基于这些困难的悲观预测迄今全部落空。不同于之前的唱衰论，中国目前遭遇的超低生育率却是真正的危机，是中国经济困境和地缘政治风险背后最基础性的背景因素。也因此，西方战略家们越来越把西方维持其数百年来的优势地位的希望放在中国的人口颓势之上。可以说，中国目前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都卡在低生育率上。与国外舆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主流学者，尤其是老一辈经济学家却很少谈及人口问题，而普通民众长期受到计划生育的影响甚至普遍把人口萎缩视为好事。

现在欧美国家生育率也在节节走低，但因为生育率还不是太低，社会主流思潮依然还是聚焦于气候变化以及LGBTQ之类的运动，还远未将提升生育率放在战略性的重要位置上。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西方思想界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人》还在5月份刊发了一篇文章，反对各国的生育补贴政策。我们在《China Daily》曾发表一篇文章全面反驳《经济学人》反对生育补贴的观点。这可能是数十年来，中西学者针对人口问题在主流媒体上呈现出这种方向上的对立。

相比西方国家，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到严重拖累中国长期发展和未来竞争力，并通过预期直接影响当下的经济表现。虽然中国的生育率在全球1000万人口以上的国家里面，仅高于韩国而为世界第二低，但只要充分认识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是必须要做到，而且越早做到越好，中国完全可能成为第一个真正解决低生育问题的主要国家。这是因为除了拥有巨大的生产能力而具有大力鼓励生育所需的物质基础外，中国还拥有如下两个独特的优势：

一是在文化上，我们是一个祭祖的民族，注重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慎终追远；中国内部语言相通，社会主体拥有共同的文化风俗和价值认同。正是这些先天的优势，在庞大人口基数的规模效应下，让中国在历经磨难之后依然可以迅速崛起。二是在机制上，中国有强力的中央政府和强大的执行力；提升生育率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将生育支持融入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至关重要。

当然，将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仅依靠补贴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培育良好的生育环境，包括税务减免和购房补贴、降低生殖医疗成本，实行普惠托育服务、男女平等的产假、灵活办公、保障母亲回归职场等制度。这些措施能更大幅度降低高收入女性的机会成本，从而提升她们的生育率。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最近几年，反婚反育的思潮愈演愈烈。像“不婚不育保平安”“不生是一种善良”“不生孩子就没有软肋”“我是最后一代我骄傲”这类宣扬断子绝孙的言论，早已泛滥成灾。中国现在大学毛入学率达到60%，而有调查显示大学生中愿意生孩子的不到50%。在各大网络平台，对生育持负面对正面的比例基本都在10:1左右。

这些言论与长期把人口视为负担的宣传不无关系，更反映了年轻人在经济低迷下的躺平甚至绝望的心态。虽然年轻人的这种心态可以理解，但如果他们真的普遍拒绝生育，整个社会必将快速崩塌，而现在的年轻人则是最直接的受害者。而且，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不婚不育，未来将无牵无挂，今后一旦遭遇生活困境，会成为社会极度不稳定的因素，就像现在很多恶性事件很多都是单身者报复社会所致。而在人口的快速萎缩中，经济一定会越来越低迷，遭遇生活困境者在人口中的占比也会越来越高。

在这方面，俄罗斯国家杜马最近正在制定一项法律，旨在维护和强化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在互联网、电影、广告和媒体中禁止宣传“无子女生活方式”的行为。相对于经济激励措施，宣扬健康的婚育观，并抑制反婚反育思潮可以有事半功倍的功效。该法案在解释性说明中提到，目前互联网上存在一些无子女团体，他们公开宣扬不生育的理念，并对父母、孩子以及多子女家庭表现出不尊重。今年2月，普京曾表示，想要实现国家的发展和繁荣，每个家庭应至少生三个孩子。俄罗斯生育率在1999年跌至历史最低的1.18,之后在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激励下，稳步上升到2015年的1.79，但在这之后又开始下跌，到2023年已经跌至1.45。

尽快将生育率恢复到可持续的更替水平不仅造福于后代，也对当下具有根本性的现实意义。只要政府表现出提升生育率的坚强决心，如宣布在15年内将出生人口逐步提升到1500万到2000万水平的愿景，经济发展和预期和信心很快将会恢复，经济表现将进入上行通道。解决低生育率问题的关键，是让养育成为有收入的工作，并确保养育家庭获得的收入是稳定和可预期的。

让生育福利成为经济激励政策的基石，通过向养育家庭大范围发放补贴将经济产出的分配更多向养育家庭倾斜，是让民众分享发展果实，实现共同富裕最直接的方式，也是对未来最好的投资，更是确保中华民族永续的可行之道。对每个孩子给予普惠性扶助也体现了民众才是平等的国家主人，有利于促进共同体意识。这种政策可减轻养育家庭的经济负担，激发生育意愿，稳定出生人口，还可缓解贫富差距，提升民众生活质量与幸福感，同时提振内需，带动投资，促进经济发展。长远来看，该政策将提高生育率，维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为确保中国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坚实的人口基础，并最终让经济回归其根本意义——增进个体福祉并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