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是武汉封城一月纪念日。这一个月，本人的公号常常处于失语状态，因为有太多的东西发不出来，成了“易删体”。甚至，连某位医生的名字，都写不出。
就这样，我错过了他的死亡当日祭，7日祭，武汉封城一月祭，当然，更多在官方宏大叙事里看起来微不足道小人物们的祭奠，也只能在失语中错过。
1月24日，我在倒飞机，武汉封城的消息让旅途中的人们噤若寒蝉，人人自危。当时有的城市立刻反应，有的城市迟钝如常。但最终，成为了一场全中国人卷入其中、避门躲疫的灾祸，一场人祸。
我几乎和武汉人们一样，度过了完全被隔离的一个月。某种意义上，这倒成了一件好事，至少我可以与那些身处漩涡中心的人们呼吸与共，感同身受。
在这一个月里，有那么多生生死死的事情发生。但是现在，电视里“必胜”的喧嚣声几乎要呼之欲出了。谁还能记得一个月前那些还鲜活生动，在短短的几天里被夺去音容笑貌的死去的人？那些“尘埃”们的声音？
那位51岁的杨元运，一个汽车塑料制品公司的员工，在发现自己发烧、胸闷后，向社区人员报告，哀求他们安排他就医，社区一直说没有床位，态度冷漠。
2月16日，他独自离家出走。在手机上给妻子写下最后的留言：“我走了，不能陪你到老了，无处可逃。”
家人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他的求助。直到21日警方通知他的家人，说有人在路边发现了她父亲的尸体。人已经去世几天了。
甚至有那么多人在这场疫劫里死去了，却连一个数字都不是。
我们可以拿什么来祭奠这段对于个人来说永远损失，对于无数家庭来说过于惨痛的记忆？我们如何在失语中找回每个人内心真实的记忆？在集体记忆就要将之碾碎成末的时刻？
我想在此推荐作家阎连科2月21日在香港科技大学网络授课的一篇文章——《经此疫劫，让我们成为有记性的人》。读到它，我思绪万千，甚至泪流满面。
当然，它从三天前在网上传播后，也立刻成为了一篇“易删体”文章。我没有办法在这后面直接呈现给大家。虽然作家说的不过是那些最基本的常识、历史和逻辑。
不过获得它的方式，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我也很欣慰，在那么严的shen查下，总有些人在孜孜不倦，冒着封号的风险，试图分享给大家。
这些天，我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常常在想着这样一件事，“为什么总是我们这个民族，如此灾难深重？为什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总是如此苦难、不幸？”
我想，阎连科说到了根子上：我们太擅长遗忘了。我们太没有记性了。
阎连科是我非常尊敬的作家，从他写《受活》时期就开始了。这些年，他用小说的形式，一遍遍强化我们对中国历史，乡村，对社会政治的记忆。
他不断在提醒我们，别忘了，别忘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身边是一群怎样的人民。我们的历史是如何在一片片废墟中面目模糊，灵魂尽失。
谁都知道，做一个记忆力太好的人，是痛苦的。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里。但是，总有一些人，如阎连科，如他所提到的作家方方，又如那些在网络上的有名无名者，他们努力于让人们从那些擅长遗忘的锣鼓喧天中清醒过来，找回记忆。
一个人健忘是可怕的，一个民族健忘是可悲的。
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个人的记忆。它们统统在国家和集体记忆中销声无迹。然后一次次再陷入社会、时代的劫难轮回。那些血流成河。那些荒谬癫狂。那些死亡之剧。
总有一些人，在为另一些人承担着人类的罪恶，人类的苦难。我们可以继续心安理得，麻木不仁下去吗？
我们能够学会至少成为一个有记忆的人吗？从一场疫情开始。但愿。也许。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洛阳嵩县田湖瑶沟，毕业于河南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国著名作家，被誉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代表作有《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炸裂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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