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在演化生物学家眼里，同性恋的遗传学一直是个悖论。
理论上，任何生物在繁殖下一代时，都会出现遗传变异。如果这种变异有利于生物的生存繁衍，那么它就会通过环境的筛选保存下来。一旦这种变异不利于生物的生存繁衍，那么它将随宿主一同被淘汰。显然，由于无法繁衍，同性恋相关基因的存在并不适合延续，任何使人成为同性恋的基因都会很少传递给后代。
但事实上，人类当中的同性吸引非常普遍，人类社会可以考证的同性恋记录甚至可以追溯至4500年前古埃及的文字。“在四千年以前的古埃及，男性之间的性爱被看作神圣的事情。在古埃及的后宫，每个女人都有一个亲密的同性朋友”，而且研究表明它部分来自遗传。
此外，既往的研究以及历史现实也都表明，同性恋相关基因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并没有消亡的趋势。那么，为什么作为生殖劣势同性恋相关基因能够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持续存在？性取向在推动人类繁衍上又有无特殊作用？
同性恋和同性恋基因
同性恋者的存在具有科学性。
根据《中国同性恋研究》，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的赫希菲尔德曾在25％的性欲倒错病例中发现有遗传因素参与；克尔曼报告同卵孪生子中，同性恋的同病率为100％，而异卵孪生子中同性恋的同病率不足15％；在南京的同性恋个案中也有兄弟、父子、叔侄、祖孙都是同性恋者。
不过，过往的这些研究，大都存在样本量过小、结论难以重复等问题，而且研究对象多集中于男性；家庭和双胞胎的研究，虽然证明了遗传基础的作用，却没能找到一段与之相关的确定的基因。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让同性恋受遗传因素影响有了确据。2019年8月，来自麻省总医院基因组医学中心的科学家们，联合昆士兰大学心理与进化中心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在Science 刊发了一项关于同性性行为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研究人员对来自英国生物样本库和23andMe公司，共计约48万人的全基因组学数据进行关联分析，共鉴定出5个与同性恋相关的基因位点，并在其他三个较小的人群研究中获得了验证。
需要提醒的是，研究虽然发现了5种与同性性行为相关的基因变异，但同时也指出，并没有什么基因特征可以预测一个人的性取向，即并不存在独立的“同性恋”基因，同性性行为是“散布在基因组中的许多小遗传效应”综合的结果。
此外，同性恋者存在的科学性还表现在社会的建构上，即同性恋是可变的，性向是可以选择的。比如，男子学校、女子学校、军队等出现同性伴侣的概率比较高，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属于性别单一的特殊群体，处于青春期或者成年阶段，生理需要无法得到满足，从而产生同性性行为。
同性恋者存在的科学性是为同性恋去污名化的最大助力。事实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人们并不了解同性恋的成因，以至于人们认为同性性行为是行为偏差或者发育缺陷。世界卫生组织在1990年之前也将同性恋划定为疾病的范畴，1990年才宣布去除。
到了2001年，“中华精神科学会”推出的第三版“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CCMD-3）精神疾病分类中，也删除了同性恋这一条。这意味着中华医学会不再将同性恋看作疾病，同性恋在中国大陆实现了“非病化”。
2009年，美国心理学会对83个转变同性恋者性向的案例进行跟踪调查。发现这种治疗不仅不能改变同性恋者的性向，而且会导致同性恋者沮丧、焦虑、失眠、自责、害羞，甚至出现自杀的思想和行为。这种治疗不仅伤害同性恋者的精神和身体，而且侵害了他们自主的意愿和个人的完整性。
治疗同性恋实际上源于一种社会偏见，而忽视了同性恋者的性健康。但即便是同性恋已经在多地“非病化”，但在阿富汗、伊朗、尼日尼亚、毛里塔尼亚、沙特阿拉伯等中东或非洲地区，同性恋者依旧可以被判处死刑。并且，即使是在已经不再将同性恋看做疾病的各个国家，很多同性恋人群依旧生活地小心翼翼。
生殖优势还是生殖劣势？
同性恋人群看起来并不是占据生殖优势的人群。事实上，由于无法繁衍，同性恋相关基因的存在也并不适合延续。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由于生殖劣势，同性恋相关基因应该会逐渐消亡。但是，既往的研究以及历史现实都表明，同性恋相关基因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并没有消亡的趋势。
同性性吸引和性行为的演化过程是困扰无数演化生物学家的谜题。而同性性吸引演化理论要有说服力，至少得回答两大问题：为什么同性性吸引和性行为在人类社会如此普遍？为什么相关基因可以遗传？
研究人员们假设具有同性恋基因是否让个体更具繁殖优势。也就是说，与同性性吸引和性行为挂钩的基因体表现在一种生理性别上是喜欢同性，这是不利于繁殖后代的，但是同样的基因表现在另一种生理性别上却是某种优势性状，比如更强的体能或智力，有利于繁衍后代并把这些基因传递下去。当然，这个假设成立的前提就是同性恋相关基因在其他人群中同样存在。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BrendanP.Zietsch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首先对英国生物银行358426位异性恋人群的遗传数据进行了全基因组关联性分析，以检测数百万个基因突变（单核苷酸多态性）与异性恋人群伴侣数量的关联。随后，研究人员在一组独立样本人群中进行了验证，以确定同性恋相关基因突变与异性恋人群伴侣数量的相关性。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发现，约7%的异性恋女性拥有同性恋相关基因，而9%的异性恋男性拥有同性恋相关基因。与研究人员的假设一致，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拥有同性恋相关基因的异性恋男性还是女性，他们终生伴侣的数量往往会更多。
此外，研究人员还认为，同性恋相关基因可能会改变异性恋人群的性格。随后的分析发现，部分同性恋相关基因会让异性恋人群更具冒险性和开放性，而这两种性格特征则可能帮助异性恋人群获取更多的交配优势。
此次发现也与此前的拮抗基因多效性假说一致，即同性恋相关基因会增加异性恋人群交配优势。拥有同性恋相关基因的异性恋人群，将拥有更多的伴侣和后代，因而在进化中更受青睐。
当然，作者承认该研究有许多局限性。比如研究对象都是生活在英国或美国的欧洲裔群体；这些数据库的问卷只询问了性行为而非性吸引力。大部分研究对象出生时，同性恋在他们的国家要么被视为非法。要么是文化上的禁忌，所以很多受同性吸引的人可能从未采取过行动，从而在这项研究中被归入了错误的群体。
有性生殖的起源和演化意义
显然，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同性恋者具有存在的科学性和必要性，而同性恋基因也并非是劣势基因。除此之外，从一个超越生殖的角度来看，同性恋基因还给了人们一个思考“性，或者说有性生殖的起源和演化意义”的机会。
事实上，性的意义一直是生物学的热议话题，就连达尔文也感到格外迷惑。1862年，达尔文在书中写道：“我们甚至完全不了解性征出现的原因，也不懂为什么新生命的诞生需要两种性别要素的结合，整个问题还隐藏在黑暗之中。”
那时起，生物学家就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试图说明性行为为什么会风靡生物圈。从本质上来说，性就是交配双方重新组合基因的过程——以二倍体为例，通常情况下父母经减数分裂各自分离出一份单倍体基因，两份单倍体组合到一起产生后代。这样的后代组合了父母双方的部分遗传信息，但又和父母都不一样。
遗传学先驱奥古斯特·魏斯曼曾提出一种假说，认为有性生殖有利于增加生物多样性。这一假说一直以来都占据了相关讨论的主导地位，基于此还延伸出更多进一步的假说。另一种著名的理论被称为“穆勒的棘轮”，是20世纪60年代由遗传学家赫尔曼·穆勒提出的，核心思想是有性生殖可以保护基因组免受有害突变积累带来的伤害。
而抨击同性恋者的人们，则认为同性别性行为的存在是一种代价极高的浪费。在2019年一篇发表于《自然生态与进化》的文章中，有学者曾回顾了科学家们提出的关于同性性行为持续存在的假说与理论，其中就提到：进行同性性行为的生物个体投入了大量时间、能量以及生存资源，却没有获得生物适应性方面的显著回报。
当对比生物的同性别性行为以及非同性别性行为时，人们经常提起并夸大这种浪费。由于非同性别性行为显然可以延续后代，并提高种族的生物适应性，因此通过比较科学家们推断：非同性别性行为的效率极高。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生物通常要进行大量交配活动才可以获得数量相对很少的后代，而且有大量的潜在因素可以导致非同性别性行为无法延续后代。也就是说，生物的异性性行为同样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尽管问题有所解，有所不解，但这至少给了人们更多思考人类性行为的一个机会，让人们更多地思考人类以及生物界的繁衍、进化是否真的有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