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政：
中国经济学家的理想
吕政，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国百林顿大学中国部学术委员会成员，国家级核心期刊《经济管理》名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工业发展理论与政策。
主要代表作：《对计划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再认识》、《九十年代中国工业发展的任务》、《工业结构调整任务的变化》、《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工业发展的新特点》、《需求约束下的工业增长》、《中国工业经济问题研究》、《工业经济学》、《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从贫困走向小康》、《国际产业转移与中国制造业发展》、《论中国工业增长与结构调整》、《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吗？》。
曾获得“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3年被评为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待遇的专家。
“大跃进时炼过钢、困难时期吃过糠、文化革命扛过枪、改革开放留过洋。”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学部委员吕政对自己的学习成长道路如此总结。
事实上，出身农村让吕政对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有了最感性的认识；受训军旅让吕政培养了纪律、严谨的性格特点；研究工业让吕政形成了重视实际调研的学术作风。正是那种基于实际、来源基层的人生经历，塑造了吕政在中国工业经济研究领域的学术基调，也成就了他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收获。吕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上曾发表了这样一段散文诗：“我们的劳动是无形的，但可以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虽然我没有站在炼钢炉旁，但同样在为高楼大厦输送钢梁。从地球同步轨道的人造卫星，到深海油田的钻井平台上，从无线通讯的基站，到纵横万里的互联网，从丰收的田野，到琳琅满目的商场，哪里有生产、流通和消费，哪里就有我们的劳动，哪里就凝聚着我们的智慧和思想。不必羡慕诺贝尔经济学奖，13亿人的神州大地，从贫穷走向小康，从落后走向富强，才是中国经济学家的理想。”
这段文字表达了吕政作为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境界和抱负，也反映了他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心态：扎根于中国这片热土，在实际工作的经验中寻找经济学理论的知识升华。
从军工到工业经济理论研究
高中毕业前一直没有见过工厂和火车，后来却从事工业经济研究，时代给了他能够投身学术、独立思考的机遇。
吕政1945年7月出生于安徽省大别山的金寨县，1963年高中毕业之前一直在大别山区的农村读书和成长，“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有见过工厂和火车，但后来却从事工业经济研究，这真是时代给予我的机遇”。
1968年，吕政从合肥师范学院毕业，被派遣到南京军区某部农场锻炼。吕政对本报记者说：“我大学毕业后到南京军区农场锻炼了一年多，大学毕业生到军区农场锻炼在那个时代是对大学生再教育的一种方式，但根据我个人的体验，对于学哲学和社会学的知识分子，这并不是浪费青春和虚度年华，而是十分有益的磨炼。一年多艰苦的农场劳动，耕田、插秧、收割、抗洪、修堤，使我真正体会到农业劳动和农民的辛苦。”
除了干农活外，这些大学生们还在解放军连、排长的指挥下，进行操练、打靶、执勤、站岗、夜行军等军事训练，培养了刚出校园的大学生的军事素养以及遵守纪律、令行禁止、雷厉风行的作风习惯。
1970年吕政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工厂管理部从事军需工业生产技术管理的调研工作，“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吕政认为，在这里的工作性质与大学学过的专业差异很大，即从社会科学转向工业生产技术领域。工作任务和压力迫使他在工作实践中学习工业生产、工程技术和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在军需工业战线8年多的实际工作，使我对工业经济和企业生产技术管理方面的问题有了较深入的认识，也对我1978年报考工业经济专业的研究生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1978年9月吕政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研究生，1981年9月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并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
研究生毕业，吕政的选择面很宽，当时学工业经济的学生很少，吕政的就业选择可以去做公务员、可以到金融机构和银行、可以选择高校、可以到党的宣传部门、也可以回到军队，“选择的空间很大，但是我还是觉得我爱好做研究，喜欢思考问题，并且愿意保持这种思想的独立性。所以我最终决定留在社科院工业所，这符合我的喜好和价值取向。”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1986年吕政又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职博士研究生。1987年3月—1988年7月在澳大利亚阿得莱德大学经济系做访问学者，1990年7月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没有实际经验难出理论成果
不扎根于中国这片热土，没有在中国从事实际工作的经验，就难以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国经济学家。
进入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后，吕政先后担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研究所副所长兼经济管理出版社总编辑、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工业经济》和《经济管理》杂志主编；同时他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4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6年当选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30多年来，吕政在工业经济发展、工业结构调整、工业对外开放、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国防工业等领域进行了卓越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有独到见解的研究成果。
其研究成果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76—1985》、《中国能源工业发展现状与前景》、《治理整顿的任务和措施》、《对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再认识》、《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难点与对策》、《产业政策的作用范围及其实现问题》、《论提高工业素质》、《从工业大国走向工业强国》、《中国国防工业军转民问题研究》等著作。他的专著《国际产业转移与中国制造业发展》、《论中国工业增长与结构调整》、《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吗？》等在理论界与社会上均产生了广泛影响。
吕政的研究成果先后获得过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他主编的《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3）——世界分工体系中的中国制造业》客观地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制造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回答了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工厂或世界制造基地的问题，阐述了当前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和问题，被评为中国社科院重要研究成果。
吕政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坚持理论结合实际和与时俱进。读研究生之前吕政在军队农场和工业生产管理部门锻炼和工作了10年，积累了丰富的实际经济与技术工作经验，这决定了他以后学术研究的方法和方向。在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吕政仍然坚持经常深入工矿企业进行调查研究。30多年来，他对我国几百家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各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做过实地考察，直接得到工业企业发展、改革和运行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吕政的论文和研究报告始终坚持有的放矢，没有从书本到书本的教条，而是不断在基于现实的基础上探讨工业发展、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问题。
“我的研究方向是工业经济，它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研究领域。专业特点决定了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必须熟悉实际情况，具有对实际问题的认识和分析能力。系统的专业训练是必不可少的基础，但仅仅从书本上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是获得博士学位，如果出了校门就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缺乏做实际经济工作的阅历和经验，其知识结构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是有缺陷的。我在工业经济理论研究上有所收获，与30多年来一直坚持深入工矿企业进行调查研究是分不开的。”吕政说：“不扎根于中国这片热土，没有在中国从事实际工作的经验，就难以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国经济学家。工业经济研究所的老所长马洪、蒋一苇既是著名的经济学者，又具有从事革命事业和经济建设工作的丰富经验，因此能够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做出杰出的理论贡献。所以到工业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后，我始终以老一代学者为榜样，坚持深入实际，不间断地到工矿企业进行调查研究，直接得到工业企业发展、改革和运行的第一手材料，既加深了对实际情况的感性认识，又为理论和政策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反对述而不作、论而不证，不做调查研究，只凭感想和知识度对媒体发表见解的学风。”
除此之外，在联系实际的同时，吕政的文史素养也为他的工业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充足养分。中学时代，吕政除了课本知识，还阅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作品，极大地丰富了视野，奠定了他文史哲方面的知识架构。出于兴趣，他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还积淀了深厚的文史素养。“社会科学虽然门类很多，但作为一门大学科，经济学与史学、文学都是相通的。文学、史学和哲学知识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扎实的文学功底对写好经济学论文至关重要。我自认古文的基础不好，很难写出精练的现代经济学文章。”吕政说。
与托夫勒“抬杠”：对中国工业结构调整的认识
从与托夫勒对知识经济和信息化的讨论中，折现出的是吕政对中国工业经济结构问题的思考。
1998年国家计委和世界银行共同举办了一次关于21世纪产经结构演变趋势的讨论会，未来学大师、世界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先生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发表演讲，主题是关于知识经济和信息化问题。
当时吕政也受邀参加了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了与托夫勒先生不尽相同的观点，一时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
事实上，从与托夫勒对知识经济和信息化的讨论中，折现出的是吕政对中国工业经济结构问题的思考。
吕政认为，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不是独立的积极形态。信息化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是毛与皮的关系，没有农业、工业物质生产等实体经济，信息化何以存在？因此，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必须正确处理信息化与传统产业之间的关系。中国工业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传统产业还有继续发展的空间。知识经济、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之间的关系，不是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而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产业结构是生产要素配置的结果，同时又是再生产过程的新起点。我国工业结构的突出矛盾表现在资源密集型产业的生产集中度低、生产工艺和技术落后、能源消耗高、严重污染环境的资源密集型中小企业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在工业成本构成中，80％以上是转移的物化劳动，资源耗费高是我国工业成本上升的最主要因素。降低物化劳动的消耗是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的最重要的途径。资本密集型行业应推进生产要素向大型企业集中。这种集中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人认为提高基础产业进入门槛，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国有大企业集中抑制了民营资本进入基础性产业，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从法律上和政策上看，并不存在阻碍民营企业进入资本密集型基础产业的障碍，但是民营资本的进入，必须适应资本密集型产业有机构成高、资本投入强度大的特点。在煤炭开采、火力发电、石油化工、钢铁及有色金属冶炼与压延、水泥、玻璃等工业领域，要以大型和特大型企业为主导，淘汰那些规模不经济、技术经济指标落后、严重污染环境的中小型企业。
而调整工业结构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消除结构性短缺或结构性过剩，实现市场供求的平衡，保障工业以及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减少和避免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剧烈波动，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二是促进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部门、地区和企业转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工业竞争力。中国工业调整面临着双重任务，既要消除结构性短缺和结构性过剩，又要解决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问题。消除结构性短缺，也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是解决能源、原材料供给不足的矛盾；二是解决技术密集型的、先进的机械、电子元器件和软件产品等国内生产能力供给不足的矛盾。
掀起“世界工厂”大讨论
真正的世界工厂，不是一般的“为世界市场大规模提供工业产品的生产制造基地”，而是“高品质、高技术”的世界生产制造基地。
2001年，吕政发表《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吗？》一书，在经济理论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掀起了一轮关于中国与世界工厂的大讨论。
在吕政看来，所谓“世界工厂”，简而言之，就是为世界市场大规模提供工业产品的生产制造基地。从世界工业发展的历史来看，18世纪英国在其完成工业革命后，机器大工业代替了手工工业的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工业生产效率，开辟了新的工业生产门类，并在殖民主义炮舰政策的配合下，向世界各地输出工业品。可以说，英国是当时的世界工厂。据统计，1760年—1860年，英国制造业从占世界总量的1．9％，上升到19．9％。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在钢铁、汽车、化工、机器设备、飞机制造、电器产品、医药以及军事装备等各个领域，生产规模和出口份额都位居世界前列，成为世界工业产品出口的重要基地。1894年，美国制造业总值就等于英国的2倍。到1913年美国工业生产产量已相当于英、德、日、法四国的总和，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20世纪60—80年代，日本工业从以出口重化工产品为主逐渐转向以出口附加值高的机械电子产品为主，成为机电、汽车、家用电器、半导体等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大国。日本工业占世界经济的份额达到了10％左右，日本生产的许多产品都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其造船业生产了世界船舶吨位数的一半以上。根据以上对英、美、日成为公认的世界工厂的历史考察，吕政认为一国要成为世界工厂，必须是该国的工业有一系列重要生产部门的生产能力及其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位居前列，有一大批工业企业成为世界制造业领域的排头兵，它们的生产经营活动对世界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发展趋势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就是说，真正的世界工厂，不是一般的“为世界市场大规模提供工业产品的生产制造基地”，而是“高品质、高技术”的世界生产制造基地。
他认为，一国要成为世界工厂，就必须为世界市场大量提供出口产品，但不能仅仅看该国工业产品的总量。第一，从生产总量上看，中国很多工业产品确实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例如煤炭、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彩色电视机、家用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器、微波炉、各类纺织品以及日用轻工产品。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占有的工业品多数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各种工业品首先是供应国内消费，其次才是出口。第二，从工业品的出口结构上看，中国出口的产品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如服装、鞋子、日用轻工业产品等，中国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领域，还明显落后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中国只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成为世界重要的制造业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