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Christopher Sims：零税收公共财政的利与弊 | 第20届中国金融国际年会

2023中国金融国际年会（CICF）于7月6日在上海拉开序幕。年会有幸邀请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2011年诺贝尔奖得主Christopher Sims教授发表了题为《零税收公共财政的利与弊The appeal and the pitfalls of tax-free public finance》的主旨演讲。

该演讲内容主要是基于Sims教授关于政府公共债务和财政政策的最新研究成果展开。

*本文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CAFR）副研究员吴婷，研究分析师钟文娜整理总结

#1

研究动机：如何为政府债务融资

有关政府债务的融资问题，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传统观点认为债务需要财政支撑，因此不断增加的债务会导致未来税收的增加，而这种税收通常被认为是扭曲的，因为它使得经济偏离有效水平。近期观点认为，由于政府债券的实际回报率一直保持在低位，通过发新债还旧债的方式可以使债务与GDP的比例在低位保持稳定，而无需依赖任何税收。这种观点又被称为公共债务的“零（或负）财政成本”（Blanchard，2019）。

零（负）财政成本在传统税收方式之外，给政府提供了另外一条应对债务的途径，即铸币税（Sims将铸币税定义为私人部门贴现率与政府债务回报率之间的差额）。政府可以通过不断扩大公共债务，以减轻税收带来的扭曲和相应的福利减少。

以上两种观点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表达。基于政府部门的预算约束，可以将政府债务拆分成普通税收部分和铸币税部分。

其中，b是实际政府债务；τ是财政盈余（税收-政府支出），对应于普通税收部分；β是私人部门贴现率，ρ是政府债务的实际回报率，两者的差额即为铸币税。当政府债务的实际回报率小于私人部门的贴现率时，铸币税大于0。和普通税收类似，铸币税也是扭曲的。

依赖铸币税应对政府债务会带来一定通胀。如果把通胀看作是一种税收，那么面临不同的扭曲的税收（如，普通税收和通胀），最优的做法应该是在两者之间做出权衡。一些学者对铸币税的使用持正面观点。

Woodford（1990）认为，在存在扭曲性税收的情况下，对于一个通过货币提供流动性的经济体，其最优状态涉及正的铸币税。Calvo（1978）在一个包含货币和扭曲性税收的模型中表明，一个可信的能承诺未来政策的政府，其最优政策会在初期产生高通胀，并最终趋于一个具有正铸币税的均衡状态。

Blanchard（2019）将铸币税看成非税的财政资源，由于它的存在可以在不改变τ的情况下永久增加债务。然而也有一些学者持反面观点。

Friedman（1969）认为，最优货币政策应将名义利率设定为零，从而使货币的实际回报与其他资产的实际回报相匹配（Friedman法则）。根据Friedman法则，铸币税是私人持有政府债务的隐性税收（即持有政府债券的机会成本）。政府应该“增加政府盈余以提高政府债务的回报率，直到政府债务的利率与其他资产的利率相匹配”，而不是依赖铸币税。

Chari和Kehoe（1999）利用一个普遍设置的模型证明，即使在只有其他扭曲性税收可以使用的情况下，政府最优的政策选择仍然是不使用通货膨胀税（铸币税），货币的利率应该和其它资产的利率相匹配。

#2

Sims教授的做法和结论

针对以上争论，Sims教授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当面临扭曲性税收的时候，政府的最优政策是否应该依赖铸币税，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依赖铸币税？

为此，Sims（2022）建立了一个简化的完美远见（perfect foresight）均衡模型。在该模型中，私人部门以代表性个体来代表，持有的政府债务余额（即对流动性的需求）会影响其效用，通过选择消费、劳动和持有政府债务余额来最大化其效用；政府仅对个体劳动征税，并且发行一种具有提供流动性功能的债务，政府能够在初期对未来无限期的政策都做出可信承诺（以下简称“完全承诺”情形），并保证其政策选择能够实现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最后一个关键假设是，政府只能借不能贷，即不能持有收益率更高的私人部门债券。

基于上述模型，Sims发现，虽然依赖铸币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税收的依赖，允许政府在不增加税收的情况下提高政府支出，但是这种做法并不总是有助于社会福利的提高。只有当铸币税显著为负时，通过铸币税融资才有助于社会福利的提高。而当铸币税为正时，社会福利可以通过降低通胀和铸币税，以及提高劳动税率来提高。

#3

考虑铸币税时政府的最优财政政策选择

01

“完全承诺”情形下的最优政策

能够对未来最优政策做出坚定承诺的政府应该遵循以下最优政策路径：初期在赤字状态下运行，并使政府债务回报率和贴现率之间产生足够大的差额（铸币税），同时承诺未来会不断提高税率。该最优政策路径还具有以下特征：

初期时通货膨胀非常高，年度通胀率约为50%，而税率很低，私人部门效用也非常高；之后税率逐渐上升到最优稳态值，这个过程所需时间不会很长（在20年左右），通货膨胀会随之下降，私人部门效用在此期间始终高于最优稳态值；随后税率会进一步上升，但是上升速度会变得非常缓慢，达到1所需时间超过400年，在这个过程中私人部门效用不断降低。整体看来，近期内低税收所带来的好处足以抵消遥远的未来高税收带来的沉重且长期拖延的成本。

为什么在初期依赖铸币税和通货膨胀并推迟征税是最佳选择？推迟征税意味着未来需要征收更多的税，但这部分税收的增长速度为政府债务实际利率，而不是私人部门对未来消费的贴现率，只要政府债务实际回报率低于贴现率β，这意味着延迟征税能在短期内改善私人部门效用。同时应该意识到，随着债务占比增加，政府债务的流动性溢价不断缩小到零，当期推迟征税就意味着以后需要不断提高税率。 

值得注意的是，推迟税收是否能增加社会福利取决于政府债务是否提供流动性服务。如果政府债务不提供流动性服务，其回报率仅体现消费者在不同时期的相对边际效用，那么政府的最优政策是在0时期通过高通胀稀释所有债务（如果政府债务的实际价值存在初始值约束，则是保持税率和实际债务不变）。此时，推迟税收无法增加社会福利，因为作为对推迟税收的弥补，后期所需的税率将以实际利率（私人部门的贴现率）为增速不断增加。

但是如果政府债务提供流动性服务，并享有流动性溢价，那么未来高税率带来的损失以低于实际跨期替代率（real rate of 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的速度增加，这使得推迟税收能够增加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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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承诺”情形下社会福利会较“完全承诺”情形有所下降

政府可以对未来无限时间的最优政策做出可信承诺，这一假设不太符合现实。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偏离最优政策路径的动机极其强烈且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每一届政府的任期都是有限的，无法制约下一届政府依然坚持自己任期内的政策。因此，应该考虑更现实的“有限承诺”情形，即假设政府仅仅可以承诺任期内（T年）的税收政策，新政府上台后可以重新开始，而没有义务继续之前的政策。

Sims教授所建立的模型也可以比较容易地处理上述“有限承诺”情形。其关键在于价格水平可以不因为政府换届而变化，由于名义债务水平不会在政府换届当日发生变化，这一约束等同于要求实际债务水平不会在政府换届当日发生跳跃式变化。只要确保前一个政权结束时的实际债务必须是新政权政策可以选择到的值，就可以视为所有政策制定者具有相同的目标函数和约束，就可以利用处理“完全承诺”的模型来处理“有限承诺”情形。

从结果上看，“有限承诺”情形下社会福利较“完全承诺”有所下降。从模拟得出的最初10年的结果看，初期的通货膨胀率更高，后期税率上升得更快，私人部门整体效用水平初期虽然依然高于最优稳态值，但10年内平均水平要低于最优稳态值，更低于“完全承诺”假设下最初10年的效用水平。

#4

观点比较

总体而言，Sims的观点与Woodford（1990）的结论一致，即最优均衡状态下，政府会依赖通胀税；也与Calvo（1978）的结论一致，即社会规划者(social planner)的最优行为是在初期选择低税率和高铸币税；但却和Chari and Kehoe（1999）的结论相反。

Chari and Kehoe（1999）认为，即使是在只有其他扭曲性税收可以使用的情况下，政府最优的政策选择仍然是不使用通货膨胀税（铸币税）。导致两者差异的关键在于对于政府债务的假设。

在两个模型里，政府均可以对未来政策做出完全承诺。这意味着政府在初始期（第0期）的最优选择是对所有现存债务违约，并发行新债务且承诺未来不会违约。很显然这种政策是不现实的。因此，需要对政府的初始行为做出限制。Chari  and Kehoe（1999）假设，初始期政府的付息负债数额可以为负数，即政府可以在初始期持有带息的私人部门负债来支持其负债。这使得政府可以在无需使用扭曲税收的情况下为其债务支付必要的利息。而Sims（2022）则假设政府不能持有收益率更高的私人部门债券。

参考文献:

BLANCHARD, O. (2019): “Public Debt and Low Interest R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4), 1197–1229.

CALVO, G. A. (1978): “On the Time Consistency of Optimal Policy in a Monetary Economy,”Econometrica, 46(6), 1411–1428.

CHARI, V., AND P. J. KEHOE (1999a): “Chapter 26 Optimal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vol. 1 of 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 pp. 1671–1745. Elsevier. 

CHARI, V., AND P. J. KEHOE (1999a) (1999b): “Optimal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resreport 689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FRIEDMAN, M. (1969): “The Optimum Quantity of Money.,” in The Optimum Quantity of Money and Other Essays, ed. by M. Friedman, pp. 1–50.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SIMS, C., (2022): “Optimal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with distorting taxes,” Working 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