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2月13日，欧洲管理思想大师查尔斯·汉迪去世，享年92岁。
他一生提出了各种管理思想，开创了描述组织与个人工作方法变革的主要发展方向，并以“组织与人的关系”及“未来工作形态”的新观念而闻名于世，被称为“新秩序的预言家”。
他把哲学带进了管理学，被称为“管理哲学之父”。
担任25年华为管理顾问的田涛老师，为新书《在悖论中前进》的书名做了重要释义：
“悖论”一词包含三层结构：悖论、悖论思维和悖论管理。在管理学层面，“这是一个悖论”这个短语最早便是由查尔斯·汉迪在1994年提出的，用以描述复杂组织环境中对各种对立力量的管理。
田涛认为，在汉迪的悖论管理研究基础上，需要企业家和管理者因势而为，发展和形成“更强大、更健壮的悖论理论”、悖论思维，警惕和远离线性思维。
仅以这篇文章，纪念管理大师查尔斯·汉迪，以下内容摘自《在悖论中前进》。
作 者：张向阳
来 源：财经天下WEEKLY（ID：cjtxweekly）
汉迪、马奇、德鲁克，
三位可称为全球组织管理研究领域顶尖的“三驾马车”
阅读学者兼诗人马奇的管理学著作，是一种视觉和精神的奇妙享受，是一种思维舞蹈中的美与哲学的体验，他总是能够在小说、戏剧、诗歌、希腊神话故事的典册中抽象出诸多组织管理的隐喻，优美而雅致，且令人耳目一新。
在严格意义上，马奇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了“最伟大的管理思想家”，仅次于德鲁克（参阅《哈佛商业评论》2003年关于“谁是你心目中的管理大师”排行榜），而德鲁克也首先是哲学家、社会学家、思想家。马奇认为，“一个想法是否优美，可能比它的实用性更重要”。
《马奇论管理》中文版2019年再版时，我曾写推荐序《聪明的组织要为疯子和天才留下足够广阔的空间》。
与马奇、德鲁克并驾齐驱的英国管理学家查尔斯·汉迪，同样首先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他们三位可称为全球组织管理研究领域顶尖的“三驾马车”。他们的著作有一个共同特征：哲性与诗化的文字表达风格。
在汉迪的悖论管理研究基础上，
企业家需要发展和形成“更强大、更健壮的悖论理论”
“前进”一词在本著中包括多种含义：成长、发展、扩张、提升、优化、进化等，而“前进”过程总是充满曲折，总是以非线性展开的，因此伴随的也总是停滞、倒退、收缩、衰退、劣化、异化等。任何组织都是在这些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多元情境下发展、进化、前进的。
卓越企业组织与一般企业的突出不同在于：前者普遍对人性逻辑、组织规律有清晰认知，善于运用悖论思维、悖论管理方式进行主动管理，既能顺应组织成长、进化、扩张和发展的一般趋势，又能积极洞见组织的衰变、劣化与异化迹象，进行提前干预，或者在衰变和异化现象发生时进行理性纠偏，通过组织变革减弱、抑制组织的异化。
本书书名中“悖论”一词包含三层结构：悖论、悖论思维和悖论管理。在管理学层面，“这是一个悖论”这个短语最早由管理哲学家查尔斯·汉迪在1994年提出，用以描述复杂组织环境中对各种对立力量的管理。
悖论是客观存在。“在一个多变且快速变化的组织景观中，矛盾和悖论是新常态。”“悖论指的是组织中同时存在并协同作用的矛盾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看似不合理或荒谬”，而“相互依存和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互相反射和强加于彼此”，并“随时间持续存在使选择变得困难”。
既然悖论是一个客观存在，就需要企业家和管理者因势而为，发展和形成“更强大、更健壮的悖论理论”（以上引号内关于悖论的引语参阅《组织中的矛盾、辩证法和悖论》）、悖论思维，警惕和远离线性思维。
企业家和高层管理者应该主动在企业中进行常态化的悖论管理：将看似不合理甚至荒谬的二元、多元的对立观点及其紧张、矛盾的悖论力量统一到一起；前瞻和洞见某种经营管理行为、管理力量、变革活动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负效应，提前诱发、引导、发动和助长另一种对立、矛盾的管理行动或变革；刻意在组织中制造一种“有益紧张”和“可控性紧张”，以预警与防止自发性矛盾和自发性紧张关系走向荒谬、选择困难和失控。
查尔斯·汉迪在《我们身在何方？》中归纳出了当代人类的九大悖论（智力之悖论；工作之悖论；生产力之悖论；时间之悖论；财富之悖论；组织之悖论；年老之悖论；自我之悖论；正义之悖论），并指出，若能管理好九大悖论，“若能使其变得有意义，若能将其中的突发转折与既存矛盾相结合，而塑造出一个更好的世界，那么我们会是未来的成功者”。
“对时间的关注”是悖论思维和悖论管理的轴心。本书书名中的“前进”一词即意味着时间带来的进化与异化、秩序与混乱的时空交织。“在悖论中前进”意之谓：通过构建强大的悖论思维和开展自觉主动的悖论管理，减少时间带来的组织混乱，让组织有序进化，远离异化，健康前进。
真正的企业家从不追随时尚：
企业家与管理学家，追寻“管理真相”的两大伟大力量
那些一流的企业家并不想成为精心构思某种体系的思想家，而是寻求现实中各种问题的真正解决。而他们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所显示的全部智慧，尤其是悖论智慧，往往使他们意外地成为管理领域的革命家、实用哲学家。
经院管理学的某些理论体系也许辉煌壮观，但是如果于解决企业管理中的现实问题无补，或者远离人性常识和管理常识（常识就是真理），企业家们当然就会选择抛弃这些理论体系，转而向心理学、哲学、历史学、军事学等非商业的管理学经典寻求帮助，向自身的管理实践探求解决方案。
真正从事管理的企业家们不会去追随时尚，他们不但不相信那些时髦的管理理论，甚至会抗拒时尚。真正有价值的管理思想都烙上了时间的铁锈，经历了无数实践的打磨，比如韦伯的科层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等，这些理论与当下某些时尚的管理概念相比，显得陈旧老土，但它们是经典，而经典总是最实用和最可靠的。经典永留传，时尚随风逝。
企业家创立的管理哲学大都始于对那些可疑甚至有害的、未经检验的“阳春白雪”理论的无视。他们的思想创新的目的，从来都是直截了当的：怎么能更接近常识，更有利于激发和驱动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更有利于企业的价值创造。
“先知虽称为先知，其实并不预卜未来。没有人真正有这种能力，也不应伪装成有这种能力。他们所能做的，是说出所看到的真相。”（引自查尔斯·汉迪《我们身在何方？》）
对企业而言，什么是管理的真相？常识。真理总是隐身于大量的常识之中，常识是组织管理研究和实践唯一可以拥有的起点和终点。
企业管理活动中的各种问题构成了企业管理哲学的核心。那么，究竟是谁在重重的管理迷雾中点燃了管理哲学之灯、管理理论与实践之灯？
毫无疑义，首先是100多年来那些伟大的企业家，从福特到罗伯特·博世（Robert Bosch），到斯隆……从乔布斯、马斯克到任正非……其次是100多年来那些杰出的管理学家，从赫茨伯格、麦格雷戈到沙因、本尼斯、德鲁克……这两类伟大的力量——实践的力量与思辨的力量的分离与融合、相互批判与互相吸收，共同铸就了管理世界的五彩缤纷，也铸就了100年来全球经济与科技文明的突飞猛进。
管理学家们至少在两个不同的层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管理哲学与管理制度。在管理哲学层面，诸如马斯洛、麦格雷戈等学者从人性的角度探索出某种抽象观念，涉及人性的普遍性特质、人性的多面性与人性演化、组织管理如何顺应人性与把握人性等。而大多数的管理学家的贡献主要在管理制度层面，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权力来源与权力运作机制、领导力与权威等；二是关于个体动机及其演化、群体动机及其演化、激励机制等；三是关于个体行为规范与惩戒机制、组织行为规范与制衡机制、个体行为与组织行为的互动逻辑与规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