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复印：《逻辑》2024 年 01 期
原发期刊：《浙江社会科学》2023 年第 20237 期 第 104-111 页
关键词： 指称/ 指称论证/ 实验哲学/ 语义学/ 本体论/
摘要：在分析哲学中，指称论扮演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它本身是语言哲学最为核心的问题。以弗雷格、罗素为代表的描述理论和以克里普克、普特南为代表的因果历史之间的争论构成了语言哲学的主要版图。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一些哲学家将指称论的结论应用到其它领域(科学哲学、心灵哲学)，一个语义学的结论对形而上学乃至伦理学产生了实质的影响，这导致另外一批学者开始注意到各种论证中都假设了某种特定的指称理论，试图反驳这一指称预设，双方都同意从语义学到本体论的论证，这种论证是为指称论证。这进一步说明指称论本身是否普遍必然为真不再是语言哲学内部的争论，而是具有普遍的哲学意涵。因此一些哲学家对指称理论进行经验检测，是为指称测试。从早期语言哲学中的指称论到本体论中的指称论证，一直到最近的实验哲学中的指称测试，都是为了回答一个根本的哲学问题：语言和世界的关系问题。
一、指称论
指称论是语言哲学的核心，甚至是整个分析哲学的核心。学习指称论可能是分析哲学的第一课。初学者对于指称论最主要的印象可能是不知道指称论有什么用，缺乏兴趣。一些持有批评态度的哲学家对指称论的功用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指称论极其简单，就是贴标签，用语言符号去对应于实际世界中的事物。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开篇所引述的奥古斯汀图画就是对指称论的刻画。这种指称观念被看作初级反思的结果。第二，指称论相当困难。围绕指称论建立起来的各种理论以及相互之间的反驳极为复杂，有的还具有相当的技术含量。这中间包含描述论与因果历史论的争论，语义外在论与内在论的争论，严格指示词和可能世界的形式刻画，说话者指称和语义学指称的区分；早期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涉及到基础的数理逻辑，斯特劳森和塞尔的指称论引入了语用学的维度，克里普克的指称论引入了模态逻辑，基于弗雷格、克里普克，由查尔莫斯建立起来的二维语义学本身就相当细致复杂。因此指称论是相当困难的。第三，这种在思想上过于简单，在技术上过于复杂的指称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愚蠢的。甚至会得出维特根斯坦之后不可能有指称论的看法。这种批评很多都源自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第1-22节对奥古斯丁图画的批判。
实际上，1954年《哲学研究》发表以后，关于指称论的研究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越来越成为其它分析哲学门类的基础理论。乃至欧陆哲学家也会关注，齐泽克在《崇高精神的客体》专门辟两节讨论。①甚至《哲学研究》中关于名字的说法，也被克里普克归为簇描述论。克里普克在谈到描述论时引用了《哲学研究》中的一段话：
我们来讨论一下下面这个例子。如果有人说：“摩西不存在”，那么这句话可能意味着若干不同的情况。它可能意味着：以色列人从埃及撤出时没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领袖——或者，它们的领袖不叫摩西——或者，没有任何一个人完成了《圣经》上关于摩西所获的那种业绩……但是当我们针对摩西做某种陈述时，我们是不是总是准备拿这些摹状词的某一个去替换“摩西”?我或许会说：对于“摩西”这个名称，我所理解的是那个完成了的《圣经》上所说的关于摩西的种种业绩的人，或者至少是指完成了其中大部分业绩的那个人。然而，究竟完成多少业绩呢?是否我已经确定必须证明多少业绩是假的，才能使我相信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从而将其抛弃呢?“摩西”这个名称是否具有一种使我能在所有可能的情形下都能确定而毫不含糊地使用它的用法呢。②
在这段话之后，克里普克接着说“根据这个观点，并根据塞尔在关于专名的文章中对这个观点所做的权威性的评论，一个名称的指称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摹状词，而是由一簇或者一族摹状词来确定的”③。
指称论是一个基础理论，对于其它研究领域具有奠基作用。例如指称论对心灵哲学的争论具有基础作用。在弗兰克·杰克逊撰写的《心灵与认知哲学导论》中，他指出了指称论和心灵哲学的关系：
现在，让我们通过一种通道进入语言哲学的领域。这种需要，部分原因在于许多人相信常识功能主义关键依赖于被怀疑的指称理论……常识功能主义指出疼痛使那些满足我们联想疼痛的核心同义反复。事实上，这是语词“疼痛”的指称理论，即词的选择满足任何核心同义反复。……就我们看来，当代心灵哲学中的许多常识错误依赖于来自关于指称理论最近争论中的错误信息。如果在心灵哲学的文本中避开语言哲学那就太好了，但是如果缺乏对近期指称理论的了解，心灵哲学流行的许多争论几乎毫无意义。④
在分析哲学里有一个说法，语言哲学是第一哲学，其它哲学都从属于语言哲学或者次语言哲学。达米特在《分析哲学的起源》中这样定义分析哲学：分析哲学认为，通过对语言的哲学考察能够实现对思想的哲学考察。而且只能以这种方式实现全面的考察。在一次访谈中，在探讨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的关系时，达米特回答说：
我认为语言哲学是第一哲学，可以为其它种类的哲学奠基，而心灵哲学不是。我坚持认为，传统分析哲学分析思想的方法是通过语言哲学，通过分析思想的表达方式来认识思想的结构，而有一些人如我的学生皮科克反对这种思路，寻求独立于思想的表达来描述思想的结构，他们也借用了关于语言分析的语义理论，只是颠倒了语言分析和思想分析的顺序。如果试图独立于语言进行思想分析，就必须描述成思想的概念是什么。皮科克等人不关注通过语言来实施的交流，仍然坚持非常个体化的解释，这样一来，他们必须解释个体如何根据其思想意识把握概念，而不是根据其如何与他人交流把握概念，但这是非常危险的思路，容易滑向心理主义。⑤
语言转向后考察关于世界的表达(语言)成为第一要务。不管是日常语言学派还是逻辑分析学派都注重对语言/概念的分析。区别不过是日常语言分析给出概念的周边情况，形式语言分析给出概念的充要条件。语言分析的方法虽然不同，但都把语言置于优先考察的地位。心灵哲学在这个意义上也从属于语言哲学。塞尔对意向性的研究实际是建立在语言哲学基础之上的。塞拉斯在其名著《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对所与(the Given)的批判，以及对心身问题讨论都是建立在语言哲学基础上的。此著受到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塞拉斯继承了康德的思路：直观没有概念就是盲目的。但具有知觉印象既不是知识也不是意识经验，而是掌握了相应的概念。另一方面，塞拉斯追随维特根斯坦认为拥有一个概念就是掌握了对这个词的使用。掌握语言是具有意识经验的先决条件：各种类型、相似、察觉。所有抽象实体的察觉，实际上所有殊相的察觉首先都是语言的事业。⑥同样，在塞拉斯看来，心灵问题是语言问题的延伸；信念的意向性反映了句子的意向性。通过理解语言的发展——把语言作为一个自然的、可以说明的演化过程而不是把语言当作一个人类具有而动物无法拥有的神秘的由内而外的表现。对于塞拉斯来说，如果你能够解释“使用语言”的社会实践，你就解释了心灵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指称论的初衷其实是解决语言和世界的关系，罗素的《论指称》就是通过对指称词的逻辑分析，最后得到一个本体论上的结论。所谓的语义学的核心涵义就是关于语言和世界关系的理论。在今后指称争论中起到核心作用的理论主要是被简化的两个版本的指称论，第一个就是描述论：一个名字的意义为与这个名字相联系的一簇描述所表达，这些描述就确定了名字的指称。第二个就是因果历史论：一个名字的意义就是它所命名的对象，而不是与其相关的描述，因此描述不确定指称。弗雷格、罗素和塞尔大概都被归于描述论的图景。克里普克和普特南被归为因果历史论。这只是从整体图景而言，并非就各自的文本细节。描述论和因果历史论体现了看待名字的两种基本观念。
二、指称论的拓展
指称论在语言哲学、形而上学和心灵哲学领域获得了持续的关注与讨论。例如，在形而上学领域的有关可能世界的讨论(刘易斯和克里普克对可能世界理解的差异)，以及在《命名与必然性》第三讲中运用名字是严格指示词来讨论身心问题。不过克里普克对指称论的应用有相当清楚的认识，在《指称与存在》的序言里：
本次讲座最具有实质性的贡献可能是关于虚构或神话人物的本体论，他们作为抽象对象其存在和非存在依赖于各种虚构或者神话著作。我把规定那些对象是否存在的自然语言当作我的指南。因此，我并不试图把这一概念应用到“祝融星”，“燃素”或其它虚构的理论名字以及其它具有声誉虚构的理论名字，这些“虚构的”对象仅仅在拓展的或者比喻的意义上才可以称之为虚构对象。然而，我对于这些错误假设的科学理论实体和神话中的人物(毕竟真实的，尽管是错误的，但被相信真实存在的)有什么原则上的区分，并没有多大把握。或许，我可以把这种处理运用到所有这种虚构名字之中。但是以自然语言为指南的用法也许揭示了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⑦
应该看到，克里普克不太愿意把自然语言中的指称引入到人工或理论语言中展开讨论。与克里普克的忧虑不同，刘易斯则试图做出指称问题拓展，因此采取了和克里普克迥异的指称立场。刘易斯考虑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刻画科学中的理论术语。例如“电子”、“燃素”、“以太”、“基因”等等。刘易斯在《如何刻画理论术语》(1970)和《理论术语和心理术语的同一》(1972)中对如何刻画理论术语给出了系统的说明：通常科学哲学家会认为当一个新的理论被提出来时，我们似乎很难用既有的术语去定义新的理论。戴维森在“论概念图式这一观念”也谈到了这一问题：“库恩杰出地使用我们的后科学革命的术语(难道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吗?)来说明科学革命前事物如何如何。”⑧他还和刘易斯一样考虑到了理论术语和心理术语的同一问题：
假定我在我的科学语言部长办公室里想让新就任的人停止使用譬如说指称情绪、感情、思想和意向的语词，转而谈论那些据假设或多或少等同于上述精神废料的生理状态或事件。如果这个新就任的人讲一种新的语言，我如何来辨别他是否把我的劝告当做耳边风呢?仅仅就我所知，那些颇有光彩的新用语在他嘴里也可能起着表述那些乱七八糟的旧精神概念的作用。⑨
戴维森是要反驳经验论的第三个教条：概念框架和内容的区分。刘易斯则是从这个现象出发寻求定义理论术语的一般性策略。戴维森旨在澄清理解，刘易斯旨在建构理论。刘易斯的考虑受到拉姆塞和卡尔纳普的启发，拉姆塞认为可以用存在量化约束变元取代理论术语。卡尔纳普使用拉姆塞的办法将任何引入术语的理论分成两个部分：部分解释理论术语的分析性假设和不出现任何理论术语的综合性假设。基于拉姆塞和卡尔纳普的分析，刘易斯对如何定义理论术语给出了一个解释：他举了个例子，想象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死者博迪先生倒在地上，墙纸上有血迹，半夜先生家的狗没有叫，钟被调快了17分钟等等。然后警察提出一套说法试图还原凶杀案：
X、Y和Z合谋谋杀了博迪先生。十七年前，在乌干达的金矿，X是博迪的同伙……上周，Y和Z在雷丁的一家酒吧密谋……星期二晚上11点17分，Y去了阁楼上安放了一颗定时炸弹……17分钟后，X在台球室遇到了Z并给了他一根铅管……就在炸弹在阁楼上爆炸后，通过落地窗向书房连开三枪。⑩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故事里包含三个名字“X”、“Y”和“Z”。侦探使用了这三个名字而没有作出任何解释，事实上好像我们也不需要侦探做出解释。这些名字的意义都完全来自故事本身。不妨把这些名字记为理论术语(术语T)。其余的术语不妨称之为O术语。这里的O并不代表观察术语，只是一些老的术语，不妨称之为前理论术语。这三个名字代表了三个不同的人物，在这个故事中通过一种隐含的功能定义引进这三个名字。如果在现实中有三个人：皮特、杰克、斯蒂芬就是实际谋杀者。那么就用这三个名字代替“X”、“Y”和“Z”，二者之间没有实际区别。可以说X、Y和Z所占据因果地位正是皮特、杰克、斯蒂芬所占据的因果地位。
刘易斯指出：“如我所主张，如果术语t一开始像命名实现了故事的三个人物一样获得定义，那么理论术语t就可以被当作限定描述语(摹状词)。”(11)刘易斯进一步认为，理论术语不是谓词或函数，而是名字。而且在理论术语的刻画上，他支持名字的描述论。刘易斯对名字的理解要比大家通常理解的宽泛，通常我们只会认为世界中的事物可以被命名：即世界中存在的个体。但刘易斯明确指出：个体、集合、属性、种、状态、功能、关系、量、现象都是名字。而《哲学研究》开篇对指称论的一个最重要的批判是：语言中的很多词语并不具有指称功能，人类实际上也不以指称的方式和世界打交道。这是刘易斯、克里普克风格分析哲学和维特根斯坦式日常语言哲学的一个最大区别。刘易斯实际上表明了我们对世界任何事物，无论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认识，都可以通过对事物的描述入手来理解事物。通过描述理解世界是人类的一个基本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事物的类型差异就不太重要了。给世界中的广义对象贴上标签获得名字，其根本就是贴标签和刻画事物的方式密切联系在一起。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维特根斯坦和刘易斯相去不远。意义就是使用和名字的意义，和其相关的描述之间的差别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刘易斯也同样会反对这种过于简单的奥古斯丁图像。
如果名字不仅仅指个体而是涉及到广泛的万事万物，那么指称论本身正确与否就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刘易斯认为指称的描述论就是名字能够指称对象的正确理论。从刘易斯对理论术语的刻画出发，发展出了在科学哲学、心灵哲学、形而上学、伦理学等其它领域广泛应用的指称论证(arguments from reference)。
三、指称论证
指称论证要对指称的实质给出说明，即对指称词项与世界中的对象(个体或集合)的实质关联做出说明。一般分为三步：第一步：厘清语词是如何指称对象的(通过描述还是因果链条)。第二步：根据这种说明，对一些在哲学争论中非常重要的理论术语和世界中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给出说明，得到一个关于某一理论术语指称的结论。第三步：哲学的争论是关于本体论的而非关于语词的，因此需要从指称论断过渡到本体论结论。(12)在心灵哲学、科学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相关争论中，指称论发挥了核心的作用。
科学实在论认为成功的、成熟的科学理论是真的或者近似为真的。我们相信其为真，很大原因在于成熟的科学理论在解释和预测上相当成功。成功的合理的解释就是：因为它是真的。劳丹(Laudan)对科学实在论提出了挑战，尽管有很多理论在解释、预测和实践上取得大的成功，但这个理论本身是错误的(13)，而且不仅仅指细节的错误，整体都是错误的。劳丹举的例子包含灾变地质学、自然发生论、体液医学理论、化学的燃素理论等等。
科学实践会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预设：工作性预设(在解决问题框架里出现的词项的指称)和假设性预设(如果框架的例示为真的话，那么这些实体就显然存在)。以太就是假设性预设的一个主要例子，很少用于解释和预测，也不能用经验检测(直到迈克尔逊设计的著名的实验测量地球相对于以太的速度)。
一个科学理论术语的指称是否成功不是语义学所能决定的，而是由科学的发展决定的。在指称错误未明的情况下，反实在论可以接受指称描述论，我们曾经认为存在的对象，随着科学的深入研究，发现它并不存在，例如：燃素、以太。既有的科学研究表明了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前的科学也是如此，因此理论词项不能真正地指称对象。科学实在论者则认为我们对理论词项的认知具有错误但并不因此导致指称失败，只要接受因果历史论，就可以捍卫科学实在论的立场。
我们知道因果历史理论可以容纳对名字的错误描述，例如“达特茅斯”曾经的意思是达特河口，但如今已经改了河口，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达特茅斯”这个地方。理论术语和理论实体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我们对指称理论实体的术语可以有错误的描述。如果我们的确知道理论术语指称错误，那么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采取保守主义立场：理论术语虽然指错了，但理论实体是存在的。在语义学上与之匹配的是因果历史论。它允许名字具有错误的描述。我们也可以采取激进主义立场：理论术语没有指错，理论实体不存在。在语义学上与之相匹配的立场是描述论。它不允许名字具有错误的描述。通过与名字相关联的描述集去寻找对象，如果没有符合描述的对象，可以说该对象就不存在。消除主义和描述论密切相关。因此，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中，克里普克的因果历史论更容易解释乃至支持实在论，而描述论更容易解释反实在论或消除主义的立场。
但是也许并不存在一种完全两分的解释，对指称关系做一种语境论的解释，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在科学哲学中，凯切尔(Kitcher)就是这种立场：
(词项)的同一类型(type)的不同殊型(token)可能与不同的指称模式相联系……当说话者的主要意向是要挑出满足一个特定描述的对象时，这个指称模式的殊型就是描述类型的。所谓殊型的指称就是无论如何都满足这个描述的事物。命名仪式类型指当说话者的主要意向是跳出一个具体的眼前的对象(或对象集，或所出现对象集中的一个)。(14)
持有何种哲学立场与持有何种语义学理论之间是密切联系的。一般而言，实在论和因果历史理论具有内在联系，而取消论或反实在论和描述理论具有内在联系。取消论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哲学主张，在不同研究领域都有体现。消除主义者在伦理学中认为道德不存在，在政治哲学中认为种族不存在，在心灵哲学中认为信念等心理状态不存在，在形而上学中认为自我不存在。这就表明，语义学理论本身并非中立，它和形而上学立场的关系要比我们通常理解的联系更为紧密。
我们从心灵哲学中心理状态是否存在的讨论开始。预设心理状态存在的是所谓的大众心理学，因此如何理解大众心理学(Folk Psychology)中的理论术语是心灵哲学家的一个重要工作。大众心理学就是给日常心理语汇赋予意义的理论。如果大众心理学是一个经验的理论，用来解释人类行为中的刺激和反应之间的规则联系，当代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表明大众心理学是错误的。我们可以看到大众心理学中那些日常的心理语汇承担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它们所指称的心理状态是否真实存在呢?消除唯物论者如蒯因、罗蒂、费耶阿本德会认为，像信念、欲望以及其它预测、解释、描述彼此之间的那些心理状态并非真实存在，就像巫术、燃素并不存在一样，只是一个错误理论的虚构预设而已。(15)
我们可以总结为一个非常简单的论证。前提一：“信念”、“欲望”是大众心理学中的理论术语；前提二：大众心理学是错误的。我们可以得到弱结论：“信念”和“欲望”没有指称；也可以得到一个强结论，大众心理状态并非真实存在。(16)否定心理状态存在的消除主义论证，在这个指称论证中隐含假设了描述理论：
“信念”、“欲望”这样的心理状态词汇通过其在大众心理学中的功能得到定义，我们有一些关于信念和欲望的各种描述，如果这些心理状态词汇有指称对象，它们就是满足这些描述的事物。消除主义宣称目前的科学研究发现没有任何事物满足大众心理学中关于“信念”、“欲望”这些词汇的描述。如果接受描述确定指称的话，相关的描述就没有确定指称，或者说“信念”、“欲望”并不指称，因此，信念和欲望并不存在。相反，如果我们接受因果历史理论对“信念”和“欲望”这些词汇的解释，就可以说科学研究虽然没有获得这些词汇所指称对象的正确描述，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对象不存在，信念之为存在不依赖于不同时期对信念的各种描述。
邱奇兰德对“信念”这样的心理状态给出了一个语义学版本的论证：
(1)大众心理学是一个经验理论，就像任何经验理论一样，它包含各种不同的实质论题。大众心理学预设了信念和欲望这些理论状态，像“信念”、“欲望”这样的词汇可以被视作大众心理学中的关键理论术语。
(2)大众心理学是一个“在解释关于人类行为原因和认知活动本性时所产生的错误的并且极具误导性的概念”(17)。
(3)理论术语像摹状词，它们指称(或被满足)那些被理论所明确描述的性质。
因此(3a)错误且极端误导的理论所具有的核心理论术语就不指称。
(4)“____是一个信念”不指称任何东西。
既然“____是一个信念”不指称任何东西，那么就根本不存在信念这样的心理状态。同为取消主义派的斯蒂奇对这个论证并不认同。在他看来从名字是否指称对象到世界中的对象是否存在之间有一个鸿沟，需要一个指称原则才能填平这个鸿沟。这个指称原则就是：(x)Fx当且仅当“F_”指称x。某物是F，当且仅当“F_”指称此物。指称原则是被指称论证作为显然为真的前提接受下来的。但是(3)和指称原则具有互相支撑的作用：一方面，只有指称原则明显真的时候，(3)才是真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3)作出否定性的论证，那么指称原则就不成立了。斯蒂奇虽然不认同邱奇兰德的论证，但还是接受其基本立场：大众心理学所理解的心理状态是不存在的。早期的斯蒂奇认为从前提到结论，还缺一些东西(指称原则)，消除主义从理论陈述到本体论的推论操之过急，这是取消论者很长时间以来所忽视的。
四、从指称论证到指称测试
斯蒂奇是消除论的主要代表，直到他读到莱肯(Lycan)的文章，才发现自己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种发现就像休谟对康德的影响或罗素对弗雷格的影响一样致命。莱肯把斯蒂奇从教条主义泥潭中拉了出来，莱肯指出取消主义论证的成立依赖于特定的语义学理论，即专名的描述论。在这个意义上，指称论实质的进入到了心灵哲学的讨论中。弄清楚哪一种指称论是正确的，具有重要的理论蕴含。莱肯对取消主义论证的批评出自《判断与辩护》一书：
我尽力给出一个相当宽松自由的看法。不像刘易斯(1972)、丹尼特(1978)和斯蒂奇(1978，1983)，我完全愿意放弃关于信念或欲望的大量充斥着常识的心理学理论。这些观念使得我们对很多事情持有错误的看法，但并不需要由此推论出我们不再能谈论信念或欲望。说得更直接一点，我不需要刘易斯所理解的卡尔纳普式或莱尔式理论词项指称的描述论，而是可以接受普特南(1975)的因果历史论。就如在普特南“水”和“老虎”的例子一样，我认为日常语词“信念”(大众心理学的理论术语)可以大概其指向我们并没有完全把握但成熟心理学将会揭示的自然类。我预期“信念”将转而指称可感存在物的、一些产生信息关联的内部状态……但是这类状态只有很少的一些性质被常识归为信念。(18)
如果接受莱肯的论证模式，不难看出，究竟哪种指称论证为真就非常实质地和取消主义结论绑定在一起。如果描述论是真的，那么取消主义的结论就是对的；如果因果历史论是真的，那么取消主义的结论就是错误的。但究竟什么决定哪一种指称论为真?对指称论的辩护是通过概念反思还是通过经验考察。
斯蒂奇自1986年出版《信念：从心理学到认知科学的案例》后举起取消主义大旗。然而，1988年莱肯的反取消主义论证对斯蒂奇是致命一击。1996年斯蒂奇出版《解构心灵》从概念上对莱肯的反驳做出了一定的回应。最终，作为自然主义者的斯蒂奇选择了经验考察，对指称进行经验测试，就是实验语义学的产生的主要原因。
2004年他与自己的学生麦希瑞等人合作发布了关于专名的经验测试，在这个测试中，他们发现被主流学界广泛接受的因果历史指称论实际上是一个“地方性”理论，克里普克提出的普遍接受的因果历史直觉并非普遍，而是更多展现了西方人的直觉。(19)因此，他和莱肯都接受指称论证的形式，但是他不接受莱肯的指称论证预设(因果历史论为真)。2009年发表了《反驳指称论证》的文章，为长达三十多年的争议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取消主义和反取消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打成了平手。取消主义者不能运用描述论作为证据攻击大众心理学；反取消主义者不能运用因果历史论证作为证据攻击取消论。实验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成果表明：描述论和因果历史论都不是普遍为真的，而是不同文化差异形成的理论。
另一方面，争论也沿着概念分析的思路展开，接下来主要谈一谈从概念分析角度产生的争论。塞尔对指称论证有一个批评：指称论证有一个非常怪异的后果，如果指称论证是对的，那么结论就可以一般化，即适用于大众心理学的预设，也适用物理学的理论预设。关于是否存在大爆炸或者黑洞的科学争论似乎就变得很不重要。我们可以说，根据描述论，大爆炸和黑洞是不存在，根据因果历史论，大爆炸和黑洞是存在的。但这在直觉上就不能令人满意。这些事物的存在应该不仅仅有一个语义标准，而是需要一个认识的标准。这也就回到了斯蒂奇所讨论的指称原则上来。指称原则是把语义学和世界关联的一个原则，但这个原则不是纯粹的语义学原则，而是形而上学原则，本身依赖于世界的构成。
我相信指称论证不能变成一个万能论证。首先，在一些纯粹的概念分析领域(元伦理学)指称是明确的，因此指称论证可以发挥一定作用；其次，在一些指称完全不明的情况下，运用指称论证得不出具有实质内涵的结论。比如天体物理学、量子力学、弦论的概念其相关理解完全取决于物理学的进展。只有在一些兼具经验和概念较为模糊的领域，指称论证才起到一定程度的澄清作用。
有一种回应取消主义的观点认为大众心理学虽然是错误的理论，但仍然可以做预测和解释。邱奇兰德回应说，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也可以预测，但我们今天并不认为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所预设的对象是存在的。但是像杰克逊这样的概念分析论者却认为大众心理学也许对也许错。对于自然事物来说，它是错误的，但是对于我们人类这种生物来说，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大众心理学是对的。指称论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也许是一种原始科学里的理论，因此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理论去建立语词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所以关于消除论的争论是贫乏琐屑的。斯蒂奇在《解构心灵》中给出了他的回应：
关键性的错误……很早就出现了。当我提议被错误理论所预设的实体是否存在之问题可以通过聚焦于帮助我们识别理论中语词指称的那种指称理论这个阶段就出现了。这个阶段把关于实体存在本性的实质科学或形而上学问题……明显等同于我们使用这些语词谈论这些实体的语义问题…这有时候被称作语义上行(semantic ascent)策略……诉诸语义上行就是导致灾难的关键性错误……根据我目前的观点，语义上行以及诉诸指称论无助于解决本体论问题。既然取消主义是一个本体论观点，那么求助于指称论证就对于确定这个立场是否为真没有任何作用。(20)
杰克逊站在语言优先的立场上指出语义学和形而上学是紧密联系起来的，当我们说到“黑洞”、“暗网”，我们不是指说出的声音“黑洞”和“暗网”，也不是指写在纸上的符号“黑洞”和“暗网”。“问题不是关于纸上符号或声波的存在。如果是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容易回答的问题。那这些名字是关于什么的?当然答案就是关于那些符号和声波毫无例外指向的事物，或者说这就是一个指称问题。”(21)斯蒂奇和杰克逊对指称论的理解存在根本差异，前者来自于自然主义图景，后者来自于概念反思图景。应该说，杰克逊的确看到语言和世界的这种本质关联，我们是用语言在谈论世界，指称论是对语言和世界的实质说明，因此斯蒂奇所谓指称论和本体论无关的结论就是靠不住的。或许问题出在斯蒂奇过于简单化理解了指称论。
杰克逊自己提出了一个对抗消除主义的描述论：对“信念”这个名字加下标，也就是承认在不同发展时期，有不同的大众心理学，例如我们有信念1对应于大众心理学1，信念2对应于大众心理学2，在每一个不同版本的大众心理学中，信念都获得了相应的指称。这些不同版本的心理学满足了人类理解世界的不同需求。我们并不追求大众心理学绝对为真，而只是需要大致是真的就足够了。
斯蒂奇为语词指称给出了一个标准，指称概念应该一以贯之，从“信念”、“欲望”、“艾滋病”到“大爆炸”、“黑洞”、“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有统一的指称。与此相反，杰克逊认为建立语词和世界关系的一个标准应该是实际需要。
回想最初的问题，指称论有用吗?我的结论具有辩证色彩：指称论既有用又无用，它的有用正是因为其无用体现出来的。在关于取消主义的争论中，指称论证承担了核心的作用，通过近半个世纪的争论，我们发现语义上行的策略、语言优先的立场应该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有些问题不仅仅是关于语言的。
但是应该注意到，斯蒂奇对指称论证的反驳是有限的。因为他虽然反对语义上行的策略，但并没有好的论证。杰克逊为语义上行策略做的辩护源自语言优先的立场。我们只能通过语言来认知世界。受到认知科学和文化心理学的影响，斯蒂奇提出了对指称理论给出经验测试的思路。如果指称理论通过测试表明不是一个普遍理论而是局域理论，那么首先就可以回应莱肯的批评，指出运用因果历史理论来理解指称心理状态的名字也是不对的；其次也可以回应杰克逊的批评，如果语言优先，那么我们在这种语言中找不到一种合适的理论来反映语言和世界的关系。可以说，2004年的实验哲学家提出的指称测试，既受到时代思潮(自然主义)的影响，也是理论(如何理解语言和世界的关系)逻辑发展的需要。
结论
指称论在其它领域有着极其重要应用，围绕这些应用展开了指称论证的争论，是否能够从语义学结论过渡到本体论结论?这是一个相当根本的问题，作为自然主义者、取消论者和实验哲学家的斯蒂奇有两个回应：第一，从概念上看，他不接受从语义学到本体论的过渡，让语言的归语言，世界的归世界。这是一个强的回应。第二，如果接受指称论证的共识，他用指称测试表明，任何一种特定的指称论证都是“地方性”的，不能为普遍的指称论证提供根据。这是一个弱的回应。无论是从概念上还是从经验上，我们都需要重新考虑语义学和本体论之间的链接，或者更宽泛地说，需要考虑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从分析哲学史的视角来看，实验哲学、尤其是实验语言哲学仍然没有离开分析传统，而是分析哲学新阶段的一种体现。
注释：
①参见齐泽克《崇高精神的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123页。齐泽克认为克里普克的“严格指示词”理论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概念工具，可以帮更好的理解拉克劳的“反本质主义”。
②索尔·阿伦·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梅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页。
③有人会指出这是对维特根斯坦的误解。就好比有人把维特根斯坦理解为哲学行为主义者一样。但克里普克无意做历史的辩证，他只是想指出，不管维特根斯坦在论理上如何反省奥古斯丁图画。一旦进入语言实践，他或多或少不自觉的落入描述论的窠臼。参见索尔·阿伦·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第11页。
④弗兰克·杰克逊、戴维·布拉登-米切尔：《心灵与认知哲学导论》，魏屹东译，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1页。
⑤李红、韩东晖：《今日英国分析哲学掠影——访英国哲学家达米特和珍·希尔》，《哲学动态》2007第3期。
⑥威尔弗里德·塞拉斯：《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王玮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9页。
⑦Kripke,S.,Reference and Exist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X.
⑧⑨唐纳德·戴维森：《真理、意义与方法——戴维森哲学文选》，牟博编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55、261～262页。
⑩(11)Lewis,David,Psychophysical and theoretical identifications,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50,1972(3).
(12)Stich,S.,Collected Papers,Volume I:Mind and Language,1972-201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236.
(13)Laudan,L.,Realism without the real,Philosophy of Science,Vol.51,No.1,1984.
(14)Kitcher,Philip,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Science without legend,objectivity without illus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77.
(15)(20)Stich,S.,Deconstructing the Min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3、53.
(16)Mallon,R,Machery,E,Nichols,S and Stich.S,Against Arguments from Reference,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2009,79(2).
(17)Churchland,P.M.,Eliminative materialism and the propositional attitudes,Journal of Philosophy,1981,78(2).
(18)Lycan,W.,Judgement and justific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31～32.
(19)参见梅剑华《实验哲学、语义学直觉与文化风格》，《哲学研究》2011年第12期。
(21)Jackson,F.,Eliminativism and the theory of reference,Stich and His Critics,edited by Dominic Murphy & Michael A.Bishop,Wiley-Blackwell,2009,p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