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 《信念悖论与策略合理性》一书的特色与贡献
张建军
罗伯特·C.孔斯的《信念悖论与策略合理性》一书，是当代悖论研究的重要文献之一。封底所载原版内容简介，强调了本书的原始创新性工作，也就是将当代语义悖论研究的成果推广应用于当代博弈论的一系列悖论性难题的研究之中，得到了一个颇具开拓性与前瞻性的“策略合理性”分析框架。在汗牛充栋的当代悖论研究文献中，这无疑构成本书的首要特色。除此之外，本书还有几大值得关注的贡献：
（1）本书的工作实际上为严格意义的逻辑悖论建构了一个新的群落。如作者所指出，自从罗素悖论的发现导致逻辑悖论研究复兴以来，对严格意义的逻辑悖论的研究长期局限于“集合论悖论”与“语义悖论”两大群落，一些关于悖论的一般性认识是限于这两大群落而概括出来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基于蒙塔古、卡普兰和作者的导师伯奇等人的工作，在语义悖论探究的过程中逐步分离出一个独立的“认知悖论”群落，由于认知悖论与当代人工智能前沿问题的密切关联，推动了“动态认知逻辑”的蓬勃兴起。本书的工作本来隶属于这个群落，作者也把严格建构后的“盖夫曼悖论”指认为一种特殊的“信念（置信）悖论”。但我认为，与伯奇、托马森等人所探究的“信念悖论”家族有所不同，以盖夫曼悖论（依据本书的精致化贡献应称为“盖夫曼孔斯悖论”）为核心的、深度关联于博弈论难题的严格悖论家族，实际上业已从认知悖论中独立出来，构成一个新型的“合理行动悖论”群落。这个新型群落的研究，对于当代“行动逻辑”的建构与发展具有特殊意义，而本书的工作可以构成这一群落研究的起点。令人欣慰的是，这个认识获得了作者本人和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
（2）本书也是当代语义悖论研究中“语境敏感方案”的代表性著作之一。作为语境敏感解悖方案的奠基人伯奇和情境语义学创始人巴威斯共同的学生，作者对于语境敏感方案的来龙去脉及其在解悖上的独特优势有着深切的把握。本书在对语境迟钝方案进行系统批判的基础上，以其宽广的学术视域，把关于语义悖论的语境敏感解悖方案推广到认知悖论与合理行动悖论，并且通过“否证者悖论”这一特殊的认知悖论的建构，表明语境迟钝方案无法向这些新型悖论推广，而语境敏感方案面对新型悖论却游刃有余，从而有力论证了语境敏感方案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本书在语境敏感方案研究本身也做出了重要的推进工作，在改造盖夫曼“运算指针”理论的基础上，为悖论性陈述如何被语境所固定给出了精致刻画，从而建构了通用于伯奇、盖夫曼和巴威斯埃切曼迪语境敏感方案的一种形式语用学，并将之运用于解决前述两大类新型逻辑悖论。虽然这种建构的合理性会有诸多哲学争议，但这种技术成果无疑为语境敏感方案的探索提供了新的基础。本书关于语境迟钝解悖方案必定导致反实在论、与实质真理论不相容的论断，也为悖论研究的一系列最新发展所佐证。
（3）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本书为作者所谓“计算主义论题”做了有力辩护。自从蒙塔古基于“知道者悖论”的探索而提出“算子观点”以来，将困扰于哥德尔式自指的“语句谓词”转化为“语句形成算子”的所谓“内涵主义”解悖路径，一直有着广泛影响。但本书通过把原初基于自指的盖夫曼悖论，改造为并不基于自指而仅基于语句形成算子、使用可能世界语义学的严格悖论，从而构成对算子观点的一种根本性反驳。作者试图由此表明，就消解类说谎者悖论而言，运用“算子观点”的解悖路径既不是充分的，也不是必要的。我认为，尽管作者本人在全书“序言”的开篇就强调了本书的这一宗旨，但这项工作远未获得学界高度重视，其价值仍值得深度开掘。
我对本书的青睐，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悖论研究的持续体验，特别是与说谎者悖论这一千古谜题的长期“作战”。我在长期从事基础逻辑教学与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关于经典逻辑作为理性根基之普适性的一种“逻辑保守主义”理念，认为用于解悖的非经典逻辑的发展，绝不应走“反经典”的道路，只有尽可能与经典逻辑相协调，才能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收益。因此，尽管语境敏感解悖方案初兴之时我已有所接触，特别是对情境语义学方案颇觉新鲜，但基于其鲜明的“反经典”外貌，我并不认为这是解决悖论的可行路径，而更欣赏那些致力于与经典逻辑相协调的语境迟钝方案。这一观点反映在我的早期著作《科学的难题——悖论》（1990，1994）之中，尽管其中致力于论证解悖之出路必定要诉诸“动态”方案，但不见语境敏感方案的踪影。幸运的是，在孔斯教授的《信念悖论与策略合理性》出版之初，我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它并加以研读。而本书对语境敏感方案特别是情境语义学方案简明精致的阐述，使我体会到其强大的解题功能，同时也看到了这种新路径与经典逻辑相协调的可能性。经过反复探索，我得到了语境敏感方案是解决语义悖论乃至诸多广义逻辑悖论的必由之路的结论。在这个新的认识指导下所做的探索，不断反映在《矛盾与悖论新论》（1998）、《逻辑悖论研究引论》（2002，2014）、《当代逻辑哲学前沿问题研究》（2014）等著述之中。这些持续探索使我认识到，情境语义学的创立，是完全可以和哥德尔塔斯基定理、可能世界语义学相媲美的里程碑式成就，其发展与完善将为人类理性思维提供崭新工具。这种思维变革与心灵安顿，其起点就是对本书的阅读，因而我对孔斯教授的工作一直抱有感激之情。
之所以能在第一时间阅读《信念悖论与策略合理性》，缘于我从事悖论研究的旨趣是从实践哲学和异化理论的早期兴趣生长出来的，因而对当代博弈论难题研究始终高度关注。如前所述，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对“策略合理性”的一种严格分析框架的建立，在悖论的基本理论研究上亦建树颇丰。但据我观察，本书的名称加之因其首要贡献而被列入剑桥“概率、归纳与决策理论研究”丛书，可能妨碍了只关心经典悖论研究的学者对它的关注与研究。因此，我提议将本书列入“悖论研究译丛”首批书目，以供我国关心悖论研究的广大读者阅读。很高兴这个提议得到陈波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认同，使得本译稿能够顺利面世。
孔斯教授对于与中国学界交流始终抱有热情，与许多中国学人维持着长久友谊。2007年我邀请他到南京大学访问讲学，开设关于逻辑悖论的研究生短期课程，尽管他当时的学术研究重心已经转移到运用情境理论探究因果实在论与形而上学，但他还是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在课程中使用本书作为基本教材，同时就情境理论在形而上学中的应用做了多场报告，其间也应邀赴浙江大学讲学。借此机缘，孔斯教授此后又先后接待并悉心指导了廖备水、李莉、李振宇等青年访问学者，为中国逻辑与哲学人才培养做出了独特贡献。他对自己的代表作中译本陆续面世而感到非常荣幸［另一部代表作《重塑实在论：关于因果、目的与心智的精密理论》（顿新国、张建军译），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也对自己的姓氏汉译与孔夫子的姓氏相关联而感到由衷高兴。
在孔斯教授来南京大学授课时，当时的几位在读研究生曾做了本书主要内容的一个节译本，用作教学参考资料。本书译者贾国恒、雒自新、李莉当时都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参与了节译本的工作。他们后来分别以《情境语义学及其解悖方案研究》、《认知悖论研究》和《合理行动悖论研究》为题完成博士学位论文，都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孔斯教授的工作。现在他们皆已成长为相关领域的专家，并陆续主持了相关主题的国家与教育部社科基金及博士后基金项目。本译稿是在新的研究基础上参考原来的节译本重新合作翻译的，译者分工如下：
序言、导论、第1章，由张建军执笔；
第2章、第4章、附录，由李莉执笔；
第3章，由雒自新执笔；
第5章，由林静霞执笔；
第6章、第7章、结语，由贾国恒执笔；
参考文献、索引，由张顺执笔；
全书由张建军统校定稿，并对译稿可能存在的问题负责。
在全书统校过程中，曾交各位译者按统一要求反复校改、打磨所负责章节，每位译者也对其他章节提出了诸多修订意见，贾国恒参与了全书的术语统一与校改工作。南京大学顿新国教授就归纳与概率相关译稿的修订提出了中肯建议，中山大学袁永锋副教授、扬州大学罗龙祥副教授和刘辰博士、华中师范大学陈吉胜博士、苏州大学张亮博士、湖南师范大学王淑庆博士,以及南京大学逻辑专业博士生尹智鹤、史红继、施迎盈及香港大学博士生伍岳轩、南京大学逻辑所重大项目助理水源等，均阅读全部或部分译稿并提供了诸多修订意见，大家以“南逻人”精益求精传统所贡献的集体智慧，对保障这部跨学科著作的译稿质量起了重要作用，谨此一并致谢。同时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杨宗元、张杰老师对本书及“悖论研究译丛”的悉心策划和责任编辑吴冰华老师的精心编辑加工。
本译稿在主要术语的翻译上尽可能采用国内学界比较通行的译法，并与我的《逻辑悖论研究引论》保持基本一致。但有几个关键术语的改译值得在此特别说明。首先是在本书中扮演重要角色的“plausible”“plausibility”两词，《引论》及许多逻辑著作中使用的“似然”“似然性”的译法，相对于目前英语学界的高强度用法（例如本书）有些偏弱，国内哲学界常用的“似真”“似合理性”也有同样的问题，而数学界一些学者采用的“合情”“合情性”的译法，又与日常习语“合情合理”中的“合情”词义相悖；我们经反复斟酌，在本译稿中循其使用原义采用了“可信”“可信性”的译法。随着以“合理置信”“信念修正”为核心的当代归纳逻辑与动态认知逻辑的发展，这两个词已是英语世界逻辑与哲学著作中的高频词，基本上可以和“rational”“rationality”分庭抗礼，亟待学界就其译法达成共识。其次是“justify”“justification”“justifiability”三词，逻辑学界传统译法是“辩护”（分别为动词与名词）和“可辩护性”，《引论》亦然；但就该词本义而言，“辩护”的中文语义显然是偏弱的，而且本书刻意将“justify”与“defense”区别开来，后者译为“辩护”更为适当。出于对“辩护”的译法之不适当性的共识，学界相继使用了“确证”“核证”“证成”等译法，但“确证”用于翻译归纳逻辑的核心术语“confirm”“confirmation”已几成定译，“核证”也与“辩护”有同样的偏弱问题，而“证成”则又有所偏强；我们认为，港台地区学界部分学者倡导的“证立”的译法，在中文语义上更为适当，也具有学术术语的陌生化功效，在本书的语境中也能够更为顺畅地表达原义，故予以采用。最后是本书的另一关键术语“mutual belief”，国内博弈论学界比较通行的译法是“共有信念”，但国内外学界有不少学者是在与“common belief”（公共信念）相区别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的，即一个共同体的“公共信念”（如本书所解释）不仅为共同体成员“共有”，而且必须是所有成员“互知”的；而“共有信念”则可以只是“共有”而并非“互知”。不难见得，这种区别对于悖论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本书并没有使用这种区别用法，而是把“mutual belief”用作“common belief”的同义词，因此本译稿将“mutual belief”译为“交互信念”，以更加贴合原义并避免“共有信念”一词可能造成的混淆。
据孔斯教授解释，本书除第7章以前面各章特别是第6章为基础外，其他各章基本上都可独立阅读，为方便读者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研读，有个别案例阐释的重复之处未加删节。此外，原著中的一些印刷符号错误（例如第3章中的模态算子符号在原著中漏印），在孔斯教授来访授课时已予以确认，因而在译著中的纠正也就不再一一注明了。
在与陈波教授共同确定的“悖论研究译丛”首批书目中，本书属于从最严格的界说看待逻辑悖论的著作，而其他几部著作对悖论采取了比较宽泛的把握，这为读者阅读研究提供了多维视域。希望在共抗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推出的这个译丛，能够为我国学界与广大读者共同探究人类理性的困境与出路，提供新的思考平台。
张建军
2020年4月12日于南京仙鹤门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