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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刊于2019年版《浔阳商贸》，经浔阳区政协文史委授权转发。编者对文中明显的文字、排版错误进行了订正，并将其中的数字格式按现代规范改写。
一、顺丰砖茶厂与阜昌砖茶厂
顺丰砖茶厂，是俄国商人在 1863 年于九江开办的两大砖茶厂之一。它隶属于顺丰公司。顺丰公司系俄国在华企业之一，从 1863 年创建以来，闻名中外。“其汉口工厂位于俄界，占地甚大。在九江还另有一工厂。产品直接运往西北利亚”。（孙毓虞《中国近代工业史料资料》）所谓“在九江还另有一工厂”，指的就是顺丰砖茶厂。
顺丰公司九江分公司砖茶厂（简称顺丰砖茶厂），在九江当年的外资企业中，是属于设立时间最早、获利最多、影响最大的一家工厂。该厂的历任经理是莫尔尼考夫（D·M·Melnikoff）。顺丰砖茶在莫尔尼考夫的精心谋划下，“雇佣了为数很多的中国工人，在俄国茶叶专家的监督下，从事制造砖茶与茶饼”。美国人在 1882 年的《英领事商务报告》中，称赞它是“可以对本埠的贸易有些推动作用”的“一种新的工业”。在 19 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其砖茶的制造规模很大，夏、秋二季的生产“十足开工”。
顺丰砖茶厂大门 图源：《九江工业老照片》
至八十年代末，“为俄国市场的砖茶制造业一年一年地重要起来了。末茶价格的低廉，生产成本的便宜，低的出口税率（如茶砖出口每百斤只纳税银六钱），以及俄国低的入口税，合起来使得这种贸易成功并很能获利”。对此，日本的藤户计大在 1901 年出版的《扬子江》一书中，也十分眼红地写到：“占本埠输出额首位（3,000,000 两）之茶砖等与汉口者同为俄人所经营，工厂有三所，其产额年年在增加”。至 20 世纪初，规模继续扩大，新建“高大宽深”的货栈几幢以供存放原料和产品。它专门“以中国茶末搀入锡兰（今斯里兰卡）茶制造砖茶，计成‘小金砖’一千四百担，砖茶二万担。每日役工七、八百名”（《九江通商口岸史略》）。至辛亥革命（1911）前后，俄商曾拟将此厂停工关闭，后因汉口的砖茶厂被焚烧，才不得不改变原来的决定，而继续开工生产。
俄国商人在九江的另一大砖茶厂，是属于阜昌砖茶公司在浔开办的阜昌砖茶厂，开办时间与顺丰砖茶厂同期。它是俄国茶商在华开设的同类企业中最大的一个，鼎盛期的生产旺季，日役人数不在顺丰砖茶厂之下。它在福州、上海、天津和科隆坡、莫斯科等国内外大都会，设有营销点。由于具体资料不详，本文无法展开叙述。
俄国在汉、浔开办的这些大型砖茶厂，不但垄断了九江砖茶的制造与出口贸易，而且严重地摧残了整个中国的砖茶业。机制砖茶，当时在华尚属于一种新式工业。1861 年（清·咸丰十一），中国茶商曾向美国购置设备，同时开办了三个砖茶厂，并获得厚利。至 1875 年（光绪元年），砖茶产量曾达到 13,700 万镑。后来由于“俄人在九江、汉口自设机制砖茶厂，我国茶商不知直接运往俄国（不独砖茶，他种茶亦然），营业一落千丈。至光绪十七年（1891)）后，三厂相继停闭矣”（《续文献通考）》）。
俄商“顺丰“洋行码头（1900 年） 图源：《浔阳记忆》
三个厂停闭七年后，《农学报》于 1898 年第 29 期《茶事近闻》刊载：“九江城乡内外，往年茶庄如林，或五、六十家，三、四十家不等。尔后仅存十余家。今年各茶商来者更属寥寥，仅四五家耳。利源日绌，可为慨然也。”著名茶区义宁州（今修水县），“所受影响尤甚，衰退更剧”。由上可见，中国的砖茶制造业和九江茶市在俄、美、英、日等国茶商的不平等竞争（主要指东西方列强的商人，当时充分利用本国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所取得的在华政治经济特权）条件下，生产日趋颓势，出口日益疲滞，以至一蹶不振，直至解放前夕并无改观。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经济的必然趋势。
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九江茶市和机制茶业才逐步得到恢复与发展。尤其可喜的是，优质茶区的种植业得到了飞速发展，并出现了修水“宁红”、庐山“云雾”等拳头产品，日益走向国际市场的好势头。
二、四大外国轮船分公司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东西方列强为了倾销商品与掠夺原料，拼命地利用《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所攫取到的中国内河航行权，纷纷在香港、上海等地开办轮船公司，在沿海、沿江各通商口岸设立分公司与码头，垄断了我国的航运事业。当时，在号称九江港“五大轮船公司”中，我国仅有中国招商局占据了一席之地，其余的全被英日所占据。这四大外轮公司是：英国的“太古”“怡和”“祥泰”，日本的“日清”。
太古洋行（ButInrfield & Swire），开办于 1867 年，隶属于英国伦敦“中国航业公司”。拥有轮船 80 艘，169,000吨。辟有沪、汉、港三大干线，19 条航路，常年航行在长江与沿海各通商口岸。在长江航线上，共有大小轮船 9 艘，计 19,436 吨。后又增辟南浔航线：“九江——湖口——南昌“。1906 年，该行在这条航线上行驶的“沙市”号轮船，企图“在吴城设驳，并欲装土药”。就是想停靠吴城，贩卖鸦片。“沙市”意向，通过驻浔领事出面，向江西地方当局交涉。赣方以“有碍水道”“杜绝偷漏土药“等内由，予以拒绝。
英商“太古洋行“趸船（20 世纪 20 年代） 图源：《浔阳记忆》
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成立于 1877 年，隶属于英国“印度中国航运公司”。五年之后，才开辟长江航线。总的航线与“太古“略同。拥有航行船 50 余艘，共计 140,000 吨。其中，8 艘专行驶于长江航线，计 20,489 吨。
祥泰洋行（Ltd Dr·& Co.），这家英国洋行，在长江航线上有轮船两艘，计 1,300 吨。其它方面的史料不详。另外，九江当时还有一家英商创办的“祥泰木行有限公司”。两者之间有无隶属关系待考。
日清汽船株式会社（Nasshin Kiesn Kaisha），组建于 1907 年。这个公司开始只在长江航线上活动，后来拓通了华南沿海航线。共有轮船 21 艘，约计 50, 000 吨。其中，14 艘行驶于长江航线，计 32,000 余吨。
上述四大外轮公司，先后竞相在九江设立分公司，并且各自争相专辟码头、趸船、货栈等全套设施，都把九江港作为该公司在长江航线上的一个重要的大型停泊站，在这里进行上下旅客、装卸进出口货物、添加燃料和运输补给等项业务活动。
他们如此重视九江港，而且英、日之间展开剧烈的竞争，无一不是看中了九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众多优势。因为，九江地处赣、鄂、皖三省交界的长江中下游南岸，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它“北阻长江，南屏庐阜，上控武汉，下扼皖吴，截天堑之中流，据湓口为门户”。又是当时孔道必经之地。北与鄂、皖紧邻，西通川、湘，南达闽、广，东连苏、浙。尤其是北裙江汉、江淮广阔天地，南襟鄱湖盆地、赣抚平原，其人烟之稠、资源之丰、物产之饶、交通之便、商业之旺，闻名古今，誉扬海外。故九江有“九省通衢”“七省咽喉”之称。
日商“日清公司“码头（1898 年） 图源：《浔阳记忆》
“九江是长江沿岸链条式的商业贸易线上的关键环”。坐落在“黄金通道”中下游交汇之地的九江港，不仅具有独特优势的地理位置，而且具有非常理想的流量和流速。据当年总税务司署扬子江技术委员会测量，日均流量：九江港为 22.5 亿立方米，湖口 28.6 亿立方米；秒均流速，冬夏季：九江分别为 0.53 与 1.77米，湖口是 0.495 与 1.71米。从航运的角度看，九江港的流量与流速，均属理想值的范畴。既适宜停泊商轮，又适宜停泊兵舰。如是一身多任的内河良港，岂有不令东西方列强眼红和垂涎欲滴之理。
三、英美烟草公司与日本台湾银行
从鸦片战争后到抗日战争前，东西方列强各国的商人和企业家，纷纷涌入九江通商口岸做生意、办企业。除了俄国的两大砖茶厂、英日的四大轮船分公司外，还有美国的“琼记”“旗昌”“美孚”等；英国的“亚细亚”“德士古”“祥泰”“宝顺”等；法国的亚洲航运公司；日本的东京公司九江蛋厂、“藤田”“伊藤”“铃水”“东亚”“邮船“等会社以及来自不同国度的“享宝”“鸿安”“东方 ”“美最时”“美星”“三北”“玉成”“顺发”“中信”“卜义门”“瑞记”“新义太”“麦边”等外国公司与洋行，都是驻浔外资企业的“老字号”。但是，由于史料关系，在此仅就英美烟草有限公司和日本台湾银行在九江的实体简介如下。
“九江营业部”系“英美烟草有限公司九江营业部”的简称。该公司成立于 1902 年 9 月。这是一家由英国和美国的大资本家合资经营的烟草工业托拉斯企业。总部设在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它们凭藉强大的政治势力与雄厚的经济实力，刚成立就取得了垄断中国、香港及其周围国家和地区纸烟制作与销售的特权。
就其对中国市场的垄断而言，其步骤是“以香港、上海、汉口为根据地侵入扬子江流域及华南沿海地方以后，接着就开拓华北市场”（《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推销机构先后在香港、上海、满洲、汉口和天津建立了五个“部”，分管在华的 55 个推销网。
“九江营业部”是该公司在江西的推销网点，隶属于汉口部管辖，从事烟草购销活动。“九江营业部”不仅直接垄断江西进出口的烟草贸易，还特别注意物色、勾结与收买“有关系公司及个人”为它在江西产烟区搜刮烟草。有华人戈竹轩就是典型，他在赣竭力效劳，“营业特别发达”。因此，颇得英美主子的赞赏。在本世纪头 20 年中，九江口岸烟草大量出口，就是“九江营业部”并戈氏苦心钻营的结果。
英美烟草有限公司，于 1976 年同烟草证券信托公司（Tobacco Securities Trust CoLtd，1928 年成立）合并，组成英美烟草工业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 - coIndustries Ltd）。它是当今国际烟工业最大的私人垄断组织。在世界各地有许多子公司，从事生产与销售。资产达 58.2 亿美元。总公司设在伦敦。1977 年销售总额为 66.2 亿美元。
“台湾银行”，是当年九江人对“日本台湾银行九江分行”之简称。甲午战争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明治三十年（1897）3 月 30 日，日本在台湾成立了“株式会社台湾银行”，随后逐渐扩大到内地。1913 年，台湾银行九江分行成立。
日本这家在浔银行，不仅竭力在控制各通商口岸的进出口贸易，操纵当地金融市场、扩大资本输出等方面，与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展开了剧烈的竞争，而且还在浔非法发行钞票。同时充分利用“钱庄”等旧金融业为其服务、专门以质押九江人的房屋、财产、高利贷等方式，进行野蛮的掠夺。还不择手段地勾结官商、收买奸商、笼络商民，攫取九江地方实业所有权。比如，曾在 1915 年趁南浔铁路刚通车获利甚微、资金短缺、借贷无门之机，仅以 100 万日元的贱价，将该路附设的江岸码头占为己有。至 1919 年“五四”前夕，九江商民欠其债款高达 60 多万元。
在英、日等帝国主义直接操纵和控制下的九江金融市场，呈现的状况是：白银外流、官票下跌、物价飞涨的混乱局面，给九江人民和脆弱的民族经济，带来了无穷的灭难。
至 1923 年，由于在与西方列强的竞争中，该行严重亏损“二百余万”而无法“清理债务”，已处于倒而不闭的状态。为了嫁祸于人，在 1925 年 6 月，该行竟然指使日本浪人借机纵火自焚业已倒闭两年的九江台湾银行空室，不惜颠倒黑白，诬陷九江人民，广造舆论，狂叫“暴民举动““拳匪重演“。结果，在铁的事实面前，只得哑言无语，落得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可耻下场。
九江日本台湾银行旧址 编者摄于2021年12月
资料来源：
1996 年九江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九江老字号》。
2004 年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心与边缘：九江近代转型的双重变奏》。
【编后记】
几个月前编者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文史编撰会议，某国家级出版社的编辑做了出版注意事项的说明，特别强调对近代中外关系，尤其是涉及到经济、商业的，不宜做有导向性的正面或者负面评价。以此标准来看本文，总结就是外国人都是王八蛋，来九江就是为了掠夺，毒害民众，他们无论是来买茶叶、买烟草、开工厂，都是怀有深深的恶意。
或许有的读者会说，那是时代的烙印。请注意《九江老字号》编于1996年，对应的是1980年九江港开放，办理外贸物资进出口业务。1992 年 九江港对外国籍船舶开放，为了吸引外资进入九江，九江开放开发区（后改名为九江开发区）于同年挂牌成立。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顺便补充一句：台湾银行是中国人烧的，这是一次支持五卅运动的正义行动，是九江人民革命性、先进性的体现。但后来为了避免国际纠纷，咱们又把这事儿推到日本人头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编者写的《九江历史上的今天 · 6月13日 · 台湾银行的一把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