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平：国际油价上涨对亚洲通胀的影响与政策应对

2026年2月末以来，中东冲突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冲击全球石油供应，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亚洲主要经济体的通胀影响随之显现，且分化明显。该海峡承担全球约三分之一的海运原油和五分之一液化天然气的运输，冲突期间近乎中断。国际能源署（IEA）8月报告显示，7月全球石油供应量为1.015亿桶/日，较上年同期低630万桶/日；其中海湾地区产量较战前低约830万桶/日，是本轮边际缺口的主要来源。国际油价随冲突进程剧烈波动，布伦特原油从年初约61美元/桶升至3月均价103美元，6月均价回落至85美元，9月均价114美元并重回100美元上方。亚洲是全球主要的能源进口地区和制造业中心，对中东能源依赖高于欧美，供给端受冲击最为直接。不过，各经济体通胀最终表现差异较大，取决于国内需求强弱、能源在CPI篮子中的权重，以及财政补贴和价格管制等缓冲机制。

一、油价上涨对亚洲主要经济体通胀的影响

1.亚洲物价走势明显分化

油价上涨推升了亚洲主要经济体的通胀，但各经济体涨幅差异明显。冲突爆发前的2月，各经济体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尚处1.3%—3.2%的温和区间，到8月已扩大至0.8%—6.1%。综合石油进口依赖程度、制造业能源依赖、国内能源结构、通胀基础以及缓冲机制等因素，亚洲主要经济体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中国，第二类是日本、韩国等发达制造业出口经济体，第三类是东盟主要经济体与印度。三类经济体的物价运行模式差异明显，生产端读数普遍高于消费端。

第一类是中国，呈“生产端热、消费端冷”格局，消费通胀处于亚洲主要经济体较低水平、回升动力弱。受国际油价以及工业品价格周期影响，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连续41个月为负，3月转正，8月涨幅扩大至3.8%。但CPI并未同步回升，8月反而降至0.8%。第一轮直接冲击较弱，与中国能源结构和进口来源的多元化有关；但“生产端热、消费端冷”的更直接原因，是成品油定价机制、CPI能源权重偏低和内需偏弱共同压低终端传导。

第二类是日本、韩国等发达制造业出口经济体，冲击首先传导至生产端，生产端与消费端的价格反差尤为突出。8月日本企业商品价格指数（CGPI）同比上涨7.6%，而全国CPI仅上涨1.9%；韩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7.9%，CPI同比涨幅仅从2月的2.0%升至3.1%。两国冲击来源相似，但通胀走向并不一致，差异主要来自CPI结构和政策干预方式。韩国方面，石油类价格8月同比上涨14.2%，但石油类权重不足5%，对总体CPI的拉动仅约0.6个百分点。日本方面，能源在CPI中权重约7%，本应传导明显，但在电、燃气补贴作用下，8月电价同比反而下降2.4%，汽油零售价被上限压在约170日元/升。

第三类是东盟主要经济体与印度。这些经济体能源在CPI中的权重口径不一，共同点在于交通燃料、电力或燃气对居民支出影响较大，且财政补贴、价格稳定基金或行政限价普遍存在，传导因而被部分阻断。但各国受冲击程度差别很大。从涨幅看，菲律宾涨幅最大，CPI同比涨幅从2月的2.4%升至8月的6.1%，8月，底层30%收入家庭通胀达8.2%；越南涨幅居中，前8个月CPI同比平均上涨4.5%；马来西亚受冲击最小，CPI从2月的1.4%微升至7月的1.8%。从传导速度看，其中泰国最快，3月CPI同比尚在微降，4月即转为上涨2.9%。印度约85%的原油依赖进口，受冲击程度仅次于菲律宾，CPI同比涨幅从2月的3.2%升至8月的4.8%以上，高于央行4%的中期目标，但仍处于2%—6%容忍区间内；8月批发价格指数（WPI）同比上涨9.9%，约为CPI的两倍。

2.国际油价向物价输入传导的路径

国际油价先经汇率、运费和保险费转化为国内投入成本，再分别沿生产端和消费端向物价传导。传导过程中，政策、企业和需求三道闸门决定冲击有多少进入终端物价，而冲击持续多久，则决定这些缓冲能否维持。前文三类经济体的物价分化，很大程度上就源于这三道闸门宽窄不同、厚薄不一。

冲击首先传导至生产端。制造业单位产出能耗显著高于服务业，亚洲制造业又高度依赖进口油气。2024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和凝析油有84%流向亚洲，液化天然气也有83%。原油兼具燃料和化工原料属性，价格沿原材料、中间品环节传导至PPI，随后才向中下游扩散。汇率会放大这一传导，本币贬值进一步抬高以本币计价的进口成本。

消费端则通过两条通道受影响。直接通道是成品油、燃气、电力和公共交通等零售价格上涨，首轮冲击强度取决于能源在CPI篮子中的权重。第三类经济体能源权重普遍偏高，泰国能源类占比约13%，越南交通类约10%，虽口径不完全一致，但都反映能源支出占比较高。间接通道是PPI中的能源、原料和运输成本向消费品及服务价格传导，强弱取决于企业定价能力和需求条件。无论经哪条通道，能源价格上涨对低收入家庭的冲击都更大，因为能源支出在其消费篮子中占比更高。

两条通道能否充分传导，取决于三道闸门的阻隔作用。政策闸门以成品油定价机制、燃油税和公用事业价格管制压低零售价格的短期读数，或以财政补贴直接承担价差，缓冲幅度取决于财政承受能力。企业闸门则因行业而异。油价上行中上游企业通常是受益方，成本吸收主要发生在中下游：炼化、制造、运输、航空和零售等环节可通过长期合同、套期保值或压缩利润消化成本；拥有定价权的出口企业更多向海外客户转嫁，竞争性行业则主要依赖库存调整，缓冲空间有限。需求闸门则取决于内需强弱，内需疲弱时成本难转嫁，冲击更多表现为PPI上升和利润受压，内需强劲时成本更容易影响CPI。

冲击持续期决定滞后传导与第二轮效应。短期冲击可由库存、补贴和企业利润暂时吸收，缓冲看似有效。冲击一旦延长，库存和合同缓冲逐步耗尽，财政补贴成本不断累积，企业利润吸收空间收窄，原先被阻隔的成本便可能滞后影响CPI。补贴或价格管制退出时，还可能出现能源和公用事业价格补涨，这在缓冲较薄的经济体中尤为突出。冲击持续期越长，成本压力越可能从能源和运输蔓延到一般商品、服务和工资，并通过通胀预期形成第二轮效应。

3.物价上涨的影响与前景展望

油价上涨的影响，主要通过居民实际收入、企业利润、贸易条件和财政负担等渠道体现。三类经济体缓冲厚度不同，物价前景也随之分化。美国能源信息署预计布伦特原油下半年均价约90美元/桶——这是平均情景，隐含四季度随供给恢复逐步回落（2027年年均约74美元）。对亚洲多数经济体来说，高能源成本可能延续至2027年，而非一次性冲击——即便油价本身回落，补贴退出的补涨、进口合同重签与企业利润的缓慢修复，仍会维持高成本环境。以下按前述三类经济体分别展望。

中国的油价冲击主要表现为企业利润受压，而非居民消费通胀，物价延续“生产端热、消费端冷”格局。第一轮直接冲击较弱与中国能源结构和进口来源的多元化直接相关，“生产端热、消费端冷”的延续则取决于成品油定价机制、能源权重与内需状况。从能源结构看，2025年煤炭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51.4%，非化石能源占比升至21.7%，已超过石油，后者占比不足两成。从进口结构看，2024年中国进口原油5.53亿吨，前五大来源合计占比约三分之二，仅约四成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对单一通道的暴露远低于日韩。8月PPI同比上涨3.8%，石油相关行业涨幅在9%至11%之间。上游能源价格涨幅可观，但能源价格对CPI的直接影响仅约0.28个百分点，落差明显。这一落差主要源于成品油定价机制缓冲和能源在CPI篮子中权重有限。内需疲弱使中下游企业难以转嫁成本，成本压力最终以利润压缩的形式集中在制造和运输环节。展望未来，若油价维持90美元/桶高位，PPI上行压力延续而CPI难以同步回升，剪刀差将维持；若油价回落，剪刀差有望收敛。在内需偏弱的前提下，成本压力向核心消费品和服务价格渗透的速度可能较慢，消费通胀大概率保持低位；但若油价高位延续，物流、化肥、食品和部分服务价格仍可能形成滞后传导。

日本通胀回落进程被输入性成本上升打断，韩国则更接近增长较强、通胀偏高的格局，而非典型滞胀。日本石油占能源消费36.5%，化石能源合计约85%，原油进口约95%来自中东，且绝大多数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日本对中东能源的依赖在亚洲主要经济体中最高，输入型因素因而构成其通胀压力主体。能源消费约37%，原油进口依赖度达98.9%，能源结构脆弱性与日本相近，但日本以能源补贴压低短期读数，但财政消耗持续累积，补贴退出后电价、气价存在补涨压力，政策空间受到加息与财政可持续性的双重制约。若实际工资再度转负，经济可能呈现名义指标改善、实际增长停滞的特征。韩国石油占增长支撑更强。受AI半导体出口带动，韩国货物贸易顺差大幅扩大，创历年同期新高。8月核心通胀升至3.4%，创三年多来新高。韩国央行预测2026年通胀2.7%、2027年2.3%，回落至2%目标最早也要到2027年之后。若半导体出口景气延续，韩国有望以较小增长代价完成通胀回落；油价再度冲高或韩元走弱则令时点进一步后移。

东盟主要经济体与印度的物价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缓冲手段与缓冲厚度，各国差异很大。菲律宾缓冲最为薄弱，CPI同比涨幅4月冲高至7.2%，8月仍达6.1%，涨价压力正向食品、交通和工资扩散。越南、泰国与马来西亚的缓冲手段各不相同，但均不完备。越南燃油价格稳定基金消耗迅速，泰国石油基金赤字持续累积，两国缓冲均近见底；马来西亚凭借LNG和成品油顺差部分对冲补贴成本，但财政负担扩大，叠加外需放缓，缓冲空间进一步收窄。印度受冲击程度仅次于菲律宾，通胀短期走势取决于外部约束与政策缓冲的平衡。印度8月CPI仍在2%—6%容忍区间内，卢比走弱加重涉外账户压力。印度央行预测2026—2027财年通胀为5.0%，短期运行于容忍区间上半部。若2027年油价随供给恢复回落，通胀有望回到4%附近，但回落路径取决于卢比走势与食品价格波动。

二、主要经济体应对输入型通胀的政策效应及其展望

面对输入型通胀，亚洲各经济体的政策选择有不少相似之处，缓冲较薄的经济体往往更早、更强地介入价格与补贴端，但介入力度还受政治周期、通胀预期可信度、汇率压力、财政空间和能源国企所有制影响，不能单一由缓冲厚度决定。按工具类型，各经济体政策大致可分为四类：价格管制与定价机制调节、财政补贴与基金调节、货币紧缩与预期管理，以及税收与汇率等配套工具。四类工具的财政成本、传导效果和退出难度差异较大。

价格管制与定价机制调节通过制度安排阻断传导，显性财政支出通常最小；但若限价持续低于进口成本，差额可能转化为炼化企业亏损、国企资产负债表压力或事后补偿，形成准财政成本。中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在国际油价超出调控区间时暂缓零售调价，构成自动缓冲且几乎不消耗财政资源。中国政策重心不在压制价格，而在扩大内需、稳定中下游企业利润，货币政策也因此得以维持支持性立场。与中国依靠既有机制自动缓冲不同，韩国3月启用石油价格上限制度，为1997年以来首次。该制度对炼油企业售予加油站和分销商的成品油价格设限，价差由炼油企业先行承担、政府拟以追加预算事后补偿，上限每两周随国际油价调整。价格上限类工具退出阻力较小，油价回落时上限随之下调或解除，财政善后压力小于补贴型工具。

财政补贴与基金调节由财政直接吸收价差，消耗随冲击持续而累积。日本3月对汽油、柴油等主要油品实施补贴，将汽油全国均价压至约170日元/升，为G7中最低。马来西亚“BUDI MADANI”定向补贴覆盖约1600万名符合资格的驾照持有人，按1.99令吉/升的补贴价供应95号汽油，与市场价约3.7令吉/升的差价由财政承担。作为净能源出口国，马来西亚的补贴成本可由油气收入部分对冲。越南与泰国依靠专项基金调节，缓冲已接近耗尽。一季度越南燃油价格稳定基金动用9次，支出近5.3万亿越盾，余额一度降至约3200亿越盾；新增预拨8万亿越盾到位前缓冲已近见底。泰国以柴油限价和石油基金补贴换取短期稳定，基金赤字4月底已达624亿泰铢。印度采取减税与国企兜底相结合的方式，3月将汽油和柴油消费税每升各下调10卢比并冻结零售价，未回收成本由国有油企承担。此类工具的共同约束在于缓冲终有耗尽之时：补贴压低了CPI读数，进口成本与上游价格压力却并未消除。

货币紧缩与预期管理直面通胀，但面临防通胀与护稳定的两难。日本利率正常化明显提速，6月、9月连续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25%，为31年来高位。韩国央行7月、8月合计加息50个基点至3.00%，其发布的政策利率路径显示，2026年底利率最可能为3.25%。菲律宾央行4月以来连续加息，政策利率已升至5.0%，是东盟收紧最快的央行。需要指出的是，加息不能增加油气供给，其作用主要在于稳定汇率、锚定通胀预期并抑制第二轮效应。若美元利率路径偏强、避险资本回流或贸易条件恶化压倒利差支撑，本币仍可能在加息周期中走弱，使汇率渠道对输入型通胀的对冲失效。加息的代价是财政与金融部门的双重牵制。日本加息越快，政府债务付息负担越重，财政补贴空间则越小。韩国居民能源支出与按揭及其他信贷成本同步上升，房地产等利率敏感部门承压。这类工具的核心矛盾在于，输入型通胀原本可以通过汇率升值或供给改善来缓解，但现实中本币不升反贬，贬值反而放大了输入型压力。政策因此不得不在加息、增长和财政可持续性之间权衡。

税收与汇率等配套工具定向疏导，为财政与货币工具争取时间。菲律宾4月16日发布第114号行政令，暂停液化石油气和煤油消费税三个月，并设定触发条款，迪拜油价跌破80美元/桶即自动恢复征税。6月跌破门槛后，征税于7月8日如期恢复，完成了触发式、可预期的退出。印度将税收与汇率手段并用，上调柴油和航空燃油出口税以留住国内供应，央行则通过汇市干预和FCNR（B）外币存款互换计划稳定卢比，该计划至8月初已吸引逾410亿美元流入，货币政策保持观望。这类工具以间接疏导为主，其有效运作的前提是通胀仍处在容忍区间内。

总体来看，本轮政策应对，本质上是各经济体用财政余量、企业利润、货币信誉、资源租金和居民实际收入共同购买时间。往后看，各类政策的可持续性与退出风险，将因缓冲厚度不同而依次显现。价格管制型退出阻力相对较小，韩国价格上限可随油价回落顺势退出。财政补贴型则因缓冲厚度不同而分化：马来西亚较为从容，退出时点可自主选择；日本面临两难，电力、燃气补贴9月底到期，不续期则电价、气价补涨推高核心CPI，续期则财政消耗继续累积，要打破这一循环，只能等待油价回落；越南和泰国缓冲最薄，基金接近耗尽，退出即价格补涨，不退出则财政压力持续。印度的财政吸收模式以通胀处于2%—6%容忍区间为前提，若油价高位延续，减税与国企兜底均不可持续，政策将被迫转向零售价渐进上调。相比之下，货币政策路径较为清晰，韩国终点利率预计在3.25%—3.50%，日本市场预计政策利率2027年二季度前升至1.75%，但加息与财政付息、金融稳定之间的牵制不会消失。缓冲越薄的经济体，越早面对价格补涨与政策转向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