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假期没有出远门，选择留在广州的珊姐姐，来到越秀公园闲逛。在广州越秀山的葱茏绿意里，循着中山纪念碑的石阶缓步而上，行至半山腰处，发现一座古朴的花岗石牌坊静静伫立。四柱三间一楼的形制，算不上恢弘气派，却在岁月的冲刷中透着几分沉稳雅致。牌坊正中镌刻的“佛山”二字，笔力遒劲，墨色虽经风雨侵蚀却依旧清晰，每每引得游人驻足——越秀山明明是广州的古老城市地标，为何会有一座刻着“佛山”的牌坊？难不成这座牌坊与百里之外的佛山市有什么渊源？
其实，这“佛山”二字，与我们熟知的佛山市是毫无关联。它指向的，是越秀山一段被时光尘封的往事，是羊城深处一段鲜为人知的“佛缘”旧事。
越秀山古称越井冈，是广州城的“龙脉”所在，自秦汉起便是城中登高揽胜的好去处。秦末汉初，南越王赵佗曾在此建越王台，与群臣宴饮作乐；唐宋时期，这里更是文人墨客登高赋诗的胜地，留下无数吟咏羊城风光的诗篇。而到了明代永乐三年（1405年），都指挥花英在山上主持修建了一座观音阁，飞檐翘角，雕梁画栋，阁内供奉着观音大士像，香火渐盛。此后数百年间，这座观音阁几经兴废，明中叶曾因战乱损毁，后经僧人募资重建，又被改建为佛寺，取名“越秀寺”，晨钟暮鼓，梵音阵阵，越秀山便多了一个“佛家之山”的别称。
清道光六年（1826年），为纪念这段延续数百年的佛缘，也为了铭记越秀山的宗教文化底蕴，当地乡绅与信众共同出资，在山腰处立起了这座花岗石牌坊，将“佛山”二字镌于石上，以此点明越秀山曾作为佛教活动场所的身份。光绪三年（1877年），牌坊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侵蚀，石缝间生出青苔，部分构件也已松动，当地人又自发集资对其进行了重修，加固梁柱，重刻字迹，才让它得以完好留存至今。
这座牌坊的存在，像是一把钥匙，解锁了越秀山不只是“历史名山”的另一重身份。在广州的城市记忆里，越秀山从来都不只有越王台的沧桑、五羊雕塑的传说，还有晨钟暮鼓的禅意。明清时期，广州佛教文化兴盛，城内光孝寺、六榕寺、华林寺等名刹林立，香火缭绕，香客络绎不绝。而越秀山的观音阁与越秀寺，虽不如这些古寺声名显赫，却胜在地处城郊，山林清幽，是城中信众礼佛祈福的一处清净去处。每逢初一十五，便有善男信女沿着石阶拾级而上，焚香祷告，祈求平安顺遂。牌坊上的“佛山”二字，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它默默告诉人们，这座矗立在羊城腹地的山峰，曾有过梵音袅袅的岁月。
此时，我站在牌坊下，举目四望，一边是中山纪念碑的巍峨，直插云霄，承载着近代革命的风云岁月；一边是越秀山的层峦叠翠，绿意盎然，掩映着千年古城的悠悠文脉。古今交融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在俯仰之间，便觉时光流转，岁月深长。
此时，正在牌坊下的我听到旁边一对情侣在聊天，女孩说：这个“佛山”二字，会不会与佛山市有关，毕竟佛山作为“武术之乡”“陶瓷之都”，名气响亮，是广府文化的重要代表地。也正因如此，这座牌坊会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才成了越秀山上的一个“趣味谜题”，引得人们驻足思索，探寻背后的故事。
事实上，佛山市的得名，与越秀山牌坊上的“佛山”二字，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佛山古称季华乡，唐贞观二年（628年），乡人在塔坡岗掘得三尊铜佛，认为是佛祖显灵，遂立祠供奉，此地也改称“佛山”，意为“供奉佛像之山”。从这个角度看，越秀山的“佛山”与佛山市的“佛山”，虽地域相隔百里，却都因佛教文化而得名，一个是城中名山的宗教别称，一个是一方水土的永久名号，也算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奇妙缘分。
现在，越秀山“佛山”牌坊，早已褪去了佛教功能，成了一处供人凭吊历史的人文景观。它藏身于山林间，没有醒目的标识，没有专人看管，只有有心的游人，才会在攀登中山纪念碑的途中，留意到这座不起眼的石牌坊，才会去追问“佛山”二字的由来。而当人们了解了背后的故事，再看这座牌坊，便会多一份别样的感触——原来一座城市的山，藏着这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原来一个简单的地名，背后竟有这么深厚的文化底蕴。
广州这座城市，向来就是如此，在车水马龙的繁华里，藏着无数这样的“小惊喜”。它不像西安、洛阳那样，将历史刻在明面上的城墙与宫殿；也不像苏州、杭州那样，将文脉融于精致的园林与水乡。广州的历史，是藏在骑楼的雕花木窗里，藏在凉茶铺的袅袅药香里，藏在老巷的麻石路板里，也藏在越秀山这座小小的“佛山”牌坊里。
当你下次登上越秀山，不妨放慢脚步，暂时放下登顶的急切，去寻一寻这座牌坊，读一读它身上的“佛山”二字，在青山绿水间，触摸一段被时光沉淀的历史，感受一份属于羊城的独特禅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