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的华盛顿，有关中美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完成了签署。
共识的敲定，为纯外资机构进入国内资管市场扫清了障碍——根据安排，中国大陆于当年4月放开了证券经营机构领域外商持股比的上限。
外资的放行，让彼时的基金行业一度心生焦虑——多年侵染于成熟市场国家的老牌机构一旦以独资身份入局，有可能对本土业态形成一种“狼来了”的心理冲击。
作为资本对外开放政策的标杆，外商独资持牌的落地进度也超乎预期——短短14个月后，全球最大资管机构之一的贝莱德便摘得了境内首家外商独资公募牌照：
贝莱德基金
但令市场倍感意外的是，即便是全球巨头光环加持的贝莱德，其首发的多只产品在此后市场长时间下跌中也难逃大比例回撤的厄运。
不但如此，后来成立或经过股权变更成为纯外资的公募机构在行业下行期承受产品亏损、规模缩减之痛。
“外来和尚会念经”假说正在被市场快速去魅。开局不利，意味着爬出深渊所担负的更高成本，也会在更久周期给新入局者们带来长远影响。
如何挽救濒临破碎的第一印象，又该如何在高波动、重渠道等特殊环境下疗愈水土不服，将成为外资公募未来的重要挑战。
01
出师不利
2018年以来，引入外商独资机构就是国内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作为全球最大资管机构的贝莱德能够拿下首张纯外资公募牌照，似乎也实至名归。
设立之初的贝莱德基金，就坐拥了几乎顶配的掌门——早在设立前夕，贝莱德就从广发证券挖来汤晓东负责中国区业务，并成为后来贝莱德基金的董事长。
汤晓东不但有多年的华尔街工作经验，还在2009年成为证监会从国际机构引入的职位最高人才，曾担任基金部副巡视员、国际部副主任，后来又执掌国内最大公募机构华夏基金长达4年。
首家外商独资公募的光环虽然迎来行业大佬加持，但绝佳的起手牌非但没能带来市场预期的降维打击，反而旗下权益产品系数亏损至今。
Wind数据显示，贝莱德成立至今发行的全部4只权益基金截至9月12日的成立以来回报率全部报亏。
其中发行于2021年9月、首发规模高达66.8亿元的贝莱德中国新视野成立以来回报率为-34.7%，跑输同期业绩基准幅度达-17.6%（业绩为A类份额，下同）。
如果说该产品的大幅亏损是高点发行所带来的厄运，那么贝莱德随后发行的多只权益产品的回撤则成为这一宿命的延长线。
发行于2022年的贝莱德港股通远景视野、贝莱德先进制造一年持有成立以来的亏损也分别达-22.8%、-11.1%。
即便是今年3月发行的贝莱德行业精选，成立以来的回报率也为-5.6%。
人们终于发现，即便是纯外资机构的下场，也没法在杀估值的市场周期里走出独立行情。
在贝莱德的全部产品中，仅有1只二级债基和1只偏债混基分别实现了1%、1.5%的微弱正收益。
净值的跌跌不休，让贝莱德规模持续下滑，其6只产品累计91.3亿元的新发规模，截至2023年6月末仅剩53.5亿元，缩水程度超过了
40%
首战出师未捷后，汤晓东也于今年6月请辞并转战肯·格里芬的城堡证券。
就发行时点来说，不少观点认为牛熊市的选择没有本质差异，因为熊市“好做不好发”，而牛市“好发不好做”，正负效应可两两相抵。
但从贝莱德中国新视野的回撤过山车可以看出，如此观念显然没能更多考虑自身声誉的长期影响，也忽视了行业“与持有人利益一致”的基本观念。
02
规模背离
贝莱德的麻烦不止于此。
9月5日，贝莱德全球宣布旗下离岸基金——中国灵活股票基金即将清盘，引发较大范围的关注，甚至逐渐扭曲为“从中国撤资”的谣言。
虽然传闻很快得到官方澄清，但全球头部标签的明星光环或许确实在日渐消散。
不同于贝莱德基金旗下的年轻产品，待清盘的中国灵活股票运行时间已有6年多，尽管持有腾讯、阿里、茅台等蓝筹股，但成立以来的累计亏损仍达到了惊人的-31.4%。
相比如此糟糕的回报率，国内同期的477只股混公募产品的中位回报仍然有42%，贝莱德该只离岸基金的成绩只能排在倒数第7。
如果说存续时间较短境内基金，是受到市场因素的摆布，那么覆盖一个完整牛熊周期的近7年时间，足以验证贝莱德在中国资产定价能力上的真实表现。
而在境内的公募业务上，贝莱德的投研主力也大多属于“内部上岗”，从首席投资官陆文杰，再到基金经理单秀丽、唐华，均由贝莱德投资内调而来。
贝莱德的失利，是否缘于自身文化和国内市场的互不兼容尚不得而知，但这并没妨碍更多外资全面入华的积极性。
8月24日，德国安联集团旗下全资3亿元的安联基金通过了证监会的设立核准，与其持股49%的国联安基金，共同形成了安联集团在境内市场的“一参一控”矩阵。
这只是近一年来外资公募加速设立或转型的一个延续。
资管风铃统计发现，2022年下半年以来已先后有路博迈、富达、施罗德、联博、安联等不少于5家机构获准设立。
同时，亦有宏利、摩根资管、摩根士丹利三家前合资机构完成了纯外资身份的转换；加之不久前获准的安联基金，近两年来境内已累计诞生了不少于9家的外商独资公募。
然而家数乃至产品数增多的背后，外资公募的在管规模却在意外缩减。
截至2023年中报的Wind数据显示，目前5家有在管产品的外资公募在管规模（非货）为1068亿元，较去年同期的1186亿元，锐减接近120亿元。
其中以上投摩根更名而来的摩根基金权益规模下降幅度尤甚。
统计显示，摩根基金旗下49只主动权益的总规模从2022年半年末的676亿元下滑至480亿元，锐减部分接近
200亿元
净值的大面积下跌，正是其规模加速蒸发的主因——自2022年6月底至2023年9月12日区间，摩根基金的72只产品的回撤加权均值就超过了-30%，其中摩根核心精选亏损高达-49.4%、摩根优势成长亏损也超过了-40%。
如果统计近两年来的外资公募产品，摩根基金旗下净值出现腰斩的权益基金数量多达11只。
在交易风格上，部分外资机构并未体现市场预期的低换手、长期持有等“成熟特征”。
以贝莱德为例。Wind数据显示，贝莱德中国新视野等三只权益基金2022年内的持仓换手率中位值为264.2%，这一数字仅比偏股混产品的整体中位值低16.3%。
当然，也有前合资机构转为外商独资后，换手率出现了显著下降。
例如摩根士丹利基金主动权益在今年上半年的持仓换手率中位值为158.5%,较“华鑫时期”的2019年同期的320.5%下降超过50%。
风格调整似乎也对其规模维持形成作用。摩根士丹利基金在2023年6月底的基金权益规模达85.2亿元，较上年同期仅减少不到0.7亿元；自上一年6月底至9月12日，而净值回撤的加权均值约为-24.6%，略微跑赢了中证800。
与中国的市场特征相遇后，外资公募们正在接受一个略显尴尬的现实：他们不得不与鏖战多年的内资机构身处同一起跑线、甚至可能还会有所落后。
03
泥潭挣扎
同质化内卷的行业格局与市场下行期相叠加，外资管理人能做的差异化努力是有限的。
宽基ETF的话语权被华夏、易方达统治后，贝莱德难以在中国市场复制其在全球市场被动投资的长板优势。
行业费率普降面前，路博迈昔日的低费率打法已经退无可退；底层资产种类的龟速创新，也会让其看重的另类投资无的放矢；目前更加本土化的发展决策，则注定使其经历从零开始的探索磨难。
孕育彼得·林奇的富达，或许可以丰富A股市场低换手、长期持有的价投风格，但其能否同时适应市场乃至持有人情绪的巨大波动，是因地制宜的现实挑战。
这似乎是华尔街机构们在东亚市场所遭遇的诅咒——即便如资本项下管制更为宽松日韩等国，外资仍然难敌本土机构的主场优势。
试水者们的得失战况，显然将影响后来者们是否进入中国市场掘进的战略研判，关乎到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节奏。
此番外资管理人的关键阻力，还在于2021年以来市场下行期入场的天时之殇。
并不顺利的开局，很容易对接下来的决策带来扰动，守正出奇还是积极调整，考验着不同外资管理人的决策。
一些调整已经发生，例如贝莱德已经开始引入
他山之石
去年操盘固收产品的李倩，曾在德泓基金管产品多年；而今年3月发行的行业优选，则由从银河基金挖来的老将神玉飞挂帅，任职期回报虽然为-6.2%，但仍然排在行业前30%。
与内资机构相比，外资公募可能也会背负着更大压力。
据中金在2021年的一次测算，外资在华公募业务想实现盈利，资管规模的底线不低于500亿元，而这还要建立在管理费率不低于平均水平的前提之上；而这种重压可能也会促使不少外资望而却步。
重压之下，往往也会加剧一些产品策略稳定输出的脆弱性。
例如由泰达宏利变更而来的宏利基金，旗下百亿经理王鹏管理2021年发行的2只权益均已出现超过40%以上亏损。
尽管王鹏2017年底起掌管的核心产品宏利转型机遇仍以14.5%的长期年化收益跻身同类前10%，但今年以来累计亏损已达26.2%，排于同类倒数3%。
如此尴尬的业绩，较大程度是王鹏在不同赛道上极速切换并高位“站岗”的结果——其2022年末重仓了机构拥挤的光伏、风电，但在2023年上半年末，其持仓则主要体现为光通讯、服务器等AI概念，但相关领域的剧烈波动显然最终对基金净值造成了痛击。
那些深度回调的基金，的确在给刚刚独资身份入场的外资机构以深度重击。
它们很大概率要等到下一轮贝塔行情才能画出足具吸引力的回报曲线，那些关乎长期胜率的故事与本土化能力，不仅需要更久的周期以验证，还要面对国内优秀管理人的激烈竞争。
它们最终能够杀出重围展现降维之力，还是会被十面埋伏停驻于眼前的割据状态，亦或是持续投入后难有回响最终认输离场？
这取决于市场环境，更是对它们智慧与抉择的考验。
（完）
风险提示：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基金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