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宫何
编辑：冷炎
京沪等地多家公募迎来异地证监局驻场检查的讯息持续发酵。
起初行业有些草木皆兵，甚至一度将这则传闻视为骚动市场情绪的诱因。
很快多方消息反馈称，此次检查属于例行检查，是常规监管运行的一部分，并不具有特异性。
从资管风铃与多位接近被检查机构人士的交流来看，此次“常规检查”之所以“出圈”且产生一定影响，缘于此次驻场检查的相关细节，仍然与先前有所升级。
首先是部分机构被驻场检查前并未提前接到通知，具有突击性；其次是确实有部分从业人员个人手机被列入检查范围。
在业内看来，上述检查模式如果落地并常态化，意味着对于公募机构的日常监管将呈现出趋严倾向。
亦有接近被检机构人士指出，此轮检查最终是否会具有特定线索或案件指向，以及检查过程中是否会有稽查等跨部门联动参与，尚待观察。
01
升级之处
此轮公募检查的被关注点之一，在于监管检查的“异地化”——即由非所在地证监局跨区驻场。
作为行业监管的一种惯用模式，异地检查之所以存在，主要意义旨在防范市场机构与所在地监管部门因“过从甚密”，而可能存在疏于盯梢的风险隐患。
在证券经营机构的例行监管中，异地检查从来不是新模式。
早在2015年初，证监会就曾围绕证券经营机构部署过一轮时长1个月的异地交叉检查，彼时20%的公募机构遭到了抽检，检查内容包括反腐、商业贿赂、职务侵占等问题。
自此之后，异地交叉检查就成了例行监管中并不少见的重要方式。
但在常规异地检查模式，往往会对被检机构进行提前告知——这并非是一种“通风报信”，而是为了提升检查效率的正常流程。
“检查工作往往会明确检查范围，且需要被查机构提供一些材料，为了提高检查效率，这些材料需要提前准备。”一位接近监管层人士解释称，“这时候通常会由机构所在地的监管局提前告知检查工作，并要求准备有针对性的材料。”
但在此轮检查中，有接近被检机构人士称，部分机构在被驻场前并未收到对口证监局的通知。
“在监管进场之前，相关机构并没有得到准备通知，具有一定的突击检查性质，这个情况之前很少出现。”一位接近被检机构人士表示。
不仅如此，部分异地检查开展过程中，从业人员的个人手机也被列入了上交检查范围。
“查手机之前也有过的，但例行检查中一般不太会这样做。”上述接近被检机构人士称，“像突击检查、查手机这种操作，过去往往是有线索或具体案件指向的，所以这些信号也难免让外界往查案的方向去联想。”
需要注意的是，“收手机”作为一种检查方式，在近期投行项目的现场检查环节亦有信号乍现。
先是江苏某地级市旗下某券商IPO项目关联人员的手机、电脑被传遭遇收走检查，随后某连锁餐饮品牌的上市项目同样出现类似消息。
在业内看来，“突击检查、上收手机”等手段若在未来的例行检查中落地并常态化，意味着围绕资本市场的整体监管态势正在进一步趋严。
“这些较以往不同的信号如果未来被常态化执行，有望对市场机构起到显著的震慑作用。”上述接近被检机构人士表示，“其实之前也有许多监管动作也是无先例的，但日后证明作为监管手段的创新被常态化了，所以不排除是监管力度升级的一种表现。”
02
或有案情？
在部分流传甚广的消息中，此轮公募交叉检查似乎有着较为明确的案由指向——其疑似向“拟IPO企业——承销商——公募基金”的新股发行链条动刀。
按照如此说法，部分公募机构参与了IPO新股价格的“抬轿”，并以转融通方式对冲持仓，以此配合承销机构和拟上市企业，达到做高发行价以及超募资金的目的，进而谋取不当利益。
A股IPO发行定价过高、超募以及频繁出现破发现象，的确是当下备受市场诟病的常年顽疾。
截至3月26日的Wind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上市的340只新股中至今破发的数量多达156只，占比达45.9%，其中多达47只新股已较发行时下跌超过30%。
天下苦秦久矣，但若将这一现象全然指向于投行、公募之间的共谋抬价，却是一种有违基本常识的判断。
注册制后的新股定价，包括公募机构在内买方若想参与其中，最主流方式无非是参与网下询价。
但几乎每单采用询价定价的IPO项目，基本都会收到多达数百家机构旗下的数千只产品申购报价，最终能够入围有效报价区间且成功“中签”的机构少之又少。
2023年以来招股的327只新股中，网下有效申购获赔比例超过1%的仅有2家公司，而平均中签率仅有0.35%，中位数更是低至0.03%，中签率并不明显高于网上打新。
若想在询价环节使诈，就要串谋数百家机构、几千只产品联合操纵新股定价，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共谋任务，也远非所谓“超募金额20%作为感谢费”所能支付得起的价码。
事实上，在供给稀缺的背景下，新股的高价发行与超募乱象，仍然是短期供求关系失衡的结果，并不是承销机构主动策划的产物，更谈不上公募机构从中的配合参与了。
当然，除了询价打新，公募机构还能作为超额配售对象参与新股认购——即在承销商的指定下承接超募部分股份。
且不说该方法条件苛刻，其配售持仓按规定须锁定不短于12个月，这远大于融券的6个月最长期限，因此传闻中的“转融券对冲”根本无法覆盖持股期的风险敞口，也不可能满足公募行业对风控的基本要求。
因此，所谓的“资管机构参与哄抬IPO价格”之说法，既无事实依据和逻辑，也有违市场的基本常识。
当然，监管机构是否会在此次公募异地检查中发现新的线索，并朝着查案方向演进，或许有待观察。
“如果是例行检查或抽查，一般是针对几项业务的合规进行更全面的检查，但如果是有线索导向的检查，比如就是查某个产品或者某一个品种的交易记录，那么有可能会指向某些案件。”上述接近被检机构人士称。
上述接近监管人士则指出，检查是否牵涉案件，需要观察是否有稽查人员参与其中。
“检查的关键要看是否有稽查方面的跨部门参与。”该人士称，“如果确实在一些交叉检查活动也有稽查人员协同参与，那就未必只是常规例行动作，大概率会指向某些案件线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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