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的风雨历程惊心动魄，一百年的辉煌成就世界瞩目。党史学习教育系列讲座如火如荼地进行到了第三十一期。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的指导下，上海市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上海金融业联合会、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上海市基金同业公会、上海市证券同业公会、上海市期货同业公会、上海证券报、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联合推出党史学习育系列讲座。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特别支持。
9月28日，讲座特邀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财政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石磊作《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艰苦探索和理论创新》主题讲座。
党课环节
石磊，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财政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国家精品课程教学名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 主要研究领域：产业结构与政策、公共经济与政策、三农问题等。
以下为讲座摘编：
石磊教授提出，土地问题一直是中国发展历史上的重要问题。秦王朝历史之短暂，原因之一是没有很好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唐朝“贞观之治”得益于“耕者有其田，轻税负”。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没有体制资源，共产党就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为农民争得一点土地，这是中共“民本政治”在当时的一种体现。“民本”获得了民心，这也使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依然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而，土地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民本思想中占据特殊地位。
建国后，中国长期发展的实践其实都与土地要素有关。石磊教授提到，1954年农村生产合作社的出现，让农村的土地经营有一定的规模，农村信用合作社解决了农民小额贷的问题；农村商业合作社解决了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以及日常小百货的交易问题。1978年前后，农村土地承包是共产党下的一步“活棋”，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同时，释放出巨大的“人口红利”，国内的民营经济由此迅速发展。
关于重工业的发展，石磊教授介绍了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来龙去脉，回答了“建国之初明知无钱，为何走上一条重工业主导型的发展道路？”这一问题。他解释道：第一，在共产党主政之前，民国后期的中国是有重工业的，不仅有而且规模比较大，包括在东北有很多抗日战争后留下的日资工业企业，以及英、德、美、法等国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的一部分工业企业，后来都移交给国民党政府。这本可以成为建国后工业化的基础，但很可惜，到1948年底，民国资源委员会资料显示，这笔巨大的重工业资产被腐败的公权力全部掏空，以致中共主政后不得不白手起家、另起炉灶。第二，中国是大国模型，不是城市型小国，必须建立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没有一定的重工业支撑，就不可能建立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这是新中国之初走上重工业主导型发展道路的两个主要原因。1962年初，迫于国际形势的再度恶化，国家不得不开始“三线建设”，将重工业企业移到四川、重庆、甘肃、陕西、云南、广西、贵州等“大三线”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山区及“小三线”地区。依靠这些艰难的举措，初步为后来国家的安全、改革开放前的各项基础建设和1978年后的快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装备制造业的建设、金属加工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重工业支持。
石磊教授还分析了治国与治水的关系。水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条件，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文化依水而存，人傍水而居，才有了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和运河文化。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此判断源于几千年农业发展史。1951年，淮河发生了严重水患，党用“团结治水”予以纾困，实属社会主义劳动大协作的伟大创造。后来治理黄河、海河及其他流域的水利工程，用的都是这种方式。粮食种植业一直保有较好的增长态势，这与优良的水利条件密不可分，可以说水利条件保障了民生粮食安全的“老本”。
社会上一直流行一种说法：中国改革开放前长期照抄苏联模式。石磊教授认为，这纯属无稽之谈。他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四个理论源泉：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类文明的历史成果、中华文明长期延续的文化精粹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艰苦探索社会主义制度、理论、道路、文化的实践及其理论总结。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成分表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的是自己的路。早在1956年，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就明确提出如何以苏为鉴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在所有制领域，中国逐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关于经济市场化的选择，更突显了中国共产党总结实践、虚心向一切先进经验学习和理论创新的高超能力。
此外，石磊教授用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的“瑷珲腾冲线”分析地区发展水平的持续悬殊及其多重根源，主张推动区域一体化、产业融合、城乡融合，既释放出巨大的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内循环空间，又真正缩小地区发展水平差距，推进共同富裕。他说，为此，党的统一协调、全面领导和统筹就十分重要。
最后，他还在分析百年党史基础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优势和最显著的制度特征是党的统一领导。他对需要党统筹协调的重要领域做了基本分类：城乡统筹协调，地区统筹协调，人与自然统筹协调，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统筹协调，国内发展和国际关系统筹协调，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统筹协调，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统筹协调，多党派多界别多民族关系统筹协调，宏观资源的动员、组织与配置，建立反危机和化解危机的常态机制。他表示，要少扯皮、多做事、做好事、做成事，为最大多数人谋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