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本雅明书信集》这本书，不禁再次勾起多年来关注、阅读本雅明时，对本雅明人生点滴过往的回味。总体感觉，错位，是本雅明人生之中鲜明或潜在的主线。
对于读者而言，书信和日记有着非同一般的价值——如果作者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如实记述自己的所思所想，我们一般会在写作者的书信和日记中看到一个与社会之中建构起来的作者不一样的形象和栩栩如生的曾经的生活者、思想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个人特别喜欢读学人的书信与日记。《本雅明书信集》就是这样的佳作，中文译者又是潜心翻译事业的青年翻译家金晓宇——本雅明与金晓宇，二人的境遇差别很大，但各自人生又都充满各式各样的张力，时时面对不同的困厄。这样的译者，翻译有同样人生特质的写作者的书信集，相信不会令读者失望。
本雅明早慧，敏感于社会脉动，对社会未来动向有洞识，是他那个时代的知识界同行都能感知到的。他一辈子的理想之一，就是进入体制化的知识机构——比如大学，谋一个研究岗位或教职，师友中多有出力者，如列斐伏尔就曾努力替他谋求大学教职，但终究未能如愿。
二战期间，本雅明逝于法（国）西（班牙）边境小城。当时，在那里避难并筹划去往美国的不止他一人。一个晚上，在一家小旅馆里，或许是对自己身处困境的焦虑，更大的可能是感到获取签证无望，本雅明结束了自己尚未到“知天命之年”的人生。那是1940年9月26日，第二天，与本雅明同在小镇的人，大都获得了赴美签证，前往大洋彼岸。
本雅明在世的时候，在文化界就已有声名。不过，其影响可能主要还是在德语世界。如今，很多人把他看作“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一员。其实，他和该学派若即若离，学术观点也很有些差异。至少，在对待现代文化和机械复制等一系列问题上，他和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洛文塔尔等人不尽相同，甚至说有不小的距离。
本雅明在德语世界再次享名，是因为战后他的两卷本著作的出版。这是阿多诺编辑的《本雅明文集》，1955年由德国苏尔坎普出版公司推出。这部两卷本文集的出版，使德国知识界重新发现了本雅明，他的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这时，距离本雅明辞世，已经过去了15个年头。此前，苏尔坎普出版公司也曾于1950年重新出版他的《柏林小孩》，可惜未曾引起关注。那时，知识界似乎忘记了本雅明其人。
本雅明在英语世界的影响，与汉娜·阿伦特密不可分。1968年，阿伦特编选亡友的旧文，最后以《启迪》之名出版了精装本，1969年，又推出了平装本。《启迪》助推了在英语世界业已声名鹊起的本雅明及其学术思想，使本雅明这位二十世纪特立独行的思想家的所思所想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阿伦特为这部本雅明文选所作的导言，既以政治思想家的敏锐钩沉了本雅明的学术创见，也以同胞之情充满感情地回顾了本雅明的坎坷人生。
在这期间，作为本雅明密友的格肖姆·肖勒姆、特奥多·W.阿多诺于1965年编选注释完成了两卷本的《本雅明书信集》。本次出版的书信集是根据苏尔坎普出版公司1993年的版本翻译完成。在该书的开篇导言中，肖勒姆就讲道：“瓦尔特·本雅明自然而非凡的写信才能是他本性中最迷人的方面之一。”确实如此，本雅明一生虽不算长，但其人生足够丰盈，且色彩斑斓。他精思善写，结交的很多人日后都成了声名显赫的著名人物（主要是学者）。除了上文提及的汉娜·阿伦特，还有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戏剧理论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法兰克福学派的领袖人物马克斯·霍克海默、音乐家恩斯特·舍恩。在飘忽不定的岁月里，本雅明所写的不少书信都遗失了，但费尽心力的肖勒姆和阿多诺依然收集到600余封信，从中选出300余封，并对每封信做了精心注解。在这部书信集中，收入本雅明致肖勒姆的书信多达129封（尚不及他致肖勒姆书信的一半），在信中，他们讨论本雅明自己的生活与研究计划、定居巴黎的设想、《拱廊计划》的写作、巴黎的文学艺术界、对波德莱尔的研究、他们两人都非常感兴趣的卡夫卡及其作品以及对布洛德传记《卡夫卡》的看法，等等。1937年之后，随着犹太人在德国、法国等地的处境越来越糟糕，肖勒姆曾有意邀请本雅明到耶路撒冷，阿伦特也曾于1939年设法使他能够移居美国。可惜，这些设想，都由于本雅明自己的考量或外部条件的变化没有实现。本雅明的人生，也因此走向了另外一条前途未卜的小路。这些个人生活的点滴，对于一个时代而言，或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个体的本雅明而言，每一个选择似乎都影响着他日后的命运。书信中，他人生轨迹的演变，呈现出诸多不太为人所关注的细节。这或许是本雅明两位朋友编选这部书信集的原因之一吧。
一个人的声望，通常是在世时显赫，伴随其辞世和岁月的流逝，声名渐次下降，终至名声不显或消隐于历史深处。本雅明的身后名，从其自身著述乃至有关他的论著的再版，昭示出他与社会现实的再次“错位”——本应名声不显的身后，却受到了生前不曾有的追捧。这是历史对卓有成就者迟到的奖励。虽然这是一种迟到的奖励——但总比隐于烟尘之中要好得多。这种“错位”，是后世知识界和社会对曾经“被错位者”的延迟回报，同时，这也是后世知识界和社会对自身的负责。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新闻大学》编辑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