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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产生和发展具有的历史看，“精英代议制”是明显的，特别是在中国当下，普遍的“代议”取代了普遍的“共识”。在特色狭义的“代议制”下，利益往往会成为确定一个技术超越伦理争议走向制度、法律、政策乃至下一步规划、计划、投资的最重要考量。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马旗戟，文章来源于“马语微言”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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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参加了不少行业会议和业界交流活动，看到很多新进展、新变化、新成果，感触颇深。
先来说说昨天交流到的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话题，从技术到算法到模式到伦理到人类到灵性，专家太多，气氛太热，未及我惶惶而论。其实想说三点。
1. 唯一与人工智能相仿的能引发深层恐慌和审视的，大约只有生物基因，如克隆、转基因，根本上这是因为它们都关系到“人的本身与主体性”，具有文明社会的“第一主题“特征。
在众多与此相关领域话题中，我观察焦点在于这些文明“第一主题”科技发展轨迹与社会公众的普遍认知产生互动的，在认知即权利的原则下，技术发展是如何受制的——这里的受制，不是受限制，是受到规制。
2. 从技术产生和发展具有的历史看，“精英代议制”是明显的，特别是在中国当下，普遍的“代议”取代了普遍的“共识”，因此上，对科技发展的议程设置、议题管理和风险评议，基本上取决于极少数人而与公众隔绝，当然，这一现象并不仅仅表现在技术这一领域。
从其他一些科学技术来看，如环保、医疗，公众的认知范围、层次、水平对相关技术成为实践性资源要素的促进或延缓是明显的，这其中，公共传播、公众参与和共同设计是极为重要的。
3. 在特色狭义的“代议制”下，利益往往会成为确定一个技术超越伦理争议走向制度、法律、政策乃至下一步规划、计划、投资的最重要考量。
但，此类问题的最大部分或者说最为要紧部分，即公共和公众权力，常常变得可有可无被忽略。特别地，当公众被隔绝于技术走向(无论向善向恶)之外，那么两种风险必然产生：资本贪婪或极权专制。
所以，我其实并不关心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究竟，那么多大神级的人在关切和关注。我关心的是，在涉及到人的存在方式的技术轨迹上，多方协商、多元协作的社会参与在传播与反馈上，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究竟运作得如何。
BTW，有时候，这里的“代议”实际上是被动“代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