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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传统安全威胁是挑战人类的全球性威胁，使人类面临深度全球化的再选择。如何化解内源性、外源性、双源性与多源/元性的非传统安全危机是各国所要面对与深思的问题。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目标是为重塑人类和国家的“安全文明”与防控非传统安全危机提供理论、方略与对策支持。和合主义（peace-cooperativism）为非传统安全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构型或最具有统摄性的模式化表达，作为中国范式的“和合主义”将为国际关系与国际安全的理论转型提供一个可以预期的新探索，它不仅能用来解释和改善中国的安全现实，还有助于解释和推进全球安全治理和研究。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余潇枫，文章来源于社科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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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义安全”与和合主义的理论建构
廖丹子、杨宁的《2018年非传统安全研究综述》一文认为，近一年多，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进展是，中国话语与思想更加积极地走向国际，国家、次（超）国家等多元主体以合作为动力，为构建“普遍安全”的世界逐步做出更多努力。当前，我国非传统安全研究十分活跃并已成为一门“显学”，并且对安全现实与安全政策等相关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
“和合主义”（peace-cooperativism）是“广义安全论”的理论内核。“冷战”结束以来，高于国家层次和低于国家层次的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并形成针对人类安全的全方位、多层面、长时段挑战；而“人的安全”“总体国家安全”概念的相继提出，则标志着“广义安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与中国政府的共识。“广义安全”的视角认为，非传统安全是一种“场域安全”意义上的“类安全”，既包含个体安全，也包含集体安全与人类安全；既包含国家安全，也包含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全球安全。“广义安全”在三个维度上对“安全”进行扩展：一是指涉对象维度深化，超越了“国家安全”，成为唯一的基本单元或中心；二是领域设定维度拓展，使“低政治”非传统安全领域进入国家安全议题之中；三是价值整合维度融合，使“安全与发展”“安全与正义”“安全与自由”“安全与解放”成为安全理论研究的复合性议题。
非传统安全研究以及与此相关涉的国际关系研究是一个涉及学科广泛、问题挑战众多、方法运用多样以及政策关注直接的复合性“学科领域”，也是最能直接体现“星球意识”、“世界视野”、“区域（间）发展”、“国别性困境”与“人类命运”的复杂性“学术场域”。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百年来国际关系理论在不断地为国际社会走向和平与发展提供智力支撑的同时，也往往在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失效”（如没能预测“冷战”结束与“9·11”恐怖袭击的“意外”发生等）、“失语”（如没能很好地解释“英国脱欧”、“美国退群”以及“逆全球化”等现象）和“失范”（如旧有理论越来越失去对复杂性现实与不确定未来的解释力）。当今人类又站在了十字路口，未来是全球化浪潮与逆全球化回波相互冲撞的时代，还是“一个世界，两个体系”相互竞合的时代？抑或是“中国式全球化”与“美国式冷和平”相互博弈的时代？世界呼唤着国际关系与国际安全新理论的“出场”与“在场”。
中国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社会建构与西方截然不同，东亚社会封贡体系的外交传统与和谐世界的现实构想有其特殊性与独特性，因此，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独特范式。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出现了包含“中国特色”“中国视角”“中国智慧”“中国路径”“中国学派”的“中国范式”讨论。同时，西方的学者也开始认识到“西方的视角不能代表全部”，并追问：“中国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传统吗？在哪些方面中国与众不同？如何解释这些关键性的不同之处？”
“范式”是一种理论构型，是最具有统摄性的模式化表达。中国范式的提出意味着一种体现中国思想传承的新世界观确立，它不仅能用来解释和改善中国的安全现实，还有助于解释和推进世界安全治理的深入发展。作为中国范式的和合主义的理论建构将为国际关系理论的转型升级提供一个可以预期的新探索。“和合”是一个较好地反映中国的“整体论”、“共存论”、“和合论”与“王道论”思想的重要理论范畴，中国学者对“和合”这一范畴情有独钟，也多有阐释。20世纪末叶，张立文在“古今之变”“中西之争”“象理之辩”三个维度上建构了“和合学”，认为“和合”既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贴切表达，又是中华民族“活生生灵魂”的最具体的呈现，并强调如何用“和合”的“王道”化解“霸道”是当今时代对中国的最大考验。在国际关系中较早提出“和合主义”概念的是易佑斌，他认为和合主义的理论核心是“和合性”，而整个国际社会是一个在对立统一中达到平衡的“和合体”。余潇枫对和合主义理论建构做了较多思考，并在国际关系及非传统安全研究中进行了具体的运用。当然，有更多中外学者在国际关系研究的具体阐述中建构着和合主义的视域与关联性理论。
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都是多种相关理论的“集合”一样，作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和合主义也是以“理论群”的形态来表现的，应该说和合主义是一个“理论体系”或“理论家族”。在和合主义体系中，现有的理论分殊有以下三种。
（一）前提本位的和合主义
前提本位的和合主义强调“和合”是国际关系的前提，因为共生与共存是先在于国际关系现实的，故和合价值具有先在性，和合主义具有极重要的本体论意义。刘江永提出的“海陆和合论”（peace-cooperativism of sea-land）是对和合主义的良好运用，也是一种新地缘政治学的尝试性建构。用“海陆和合论”来取代传统上只为霸权服务的“海权论”、“欧亚大陆中心论”和“欧亚大陆边缘地带论”，全然超越了基于现实主义的“海陆对抗论”。金应忠、王平、任晓等提出的“国际共生论”（international symbiosisdoctrine）是以“和合”为本体的“社会共生论”的延伸与深化，共生性国际体系的演进逻辑将是和平共处、和平共生与和谐共生三个上升性的发展阶段。“生态制度论”（ecological system doctrine）站在高于国家的视域来反思人与自然以及国家与生态的互动关系，以完整的生态体系而不是单个国家为基本的伦理和分析参考点，不仅批判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原则，也挑战了对国际安全的经典解释。杜维明、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巴里·布赞（Barry Buzan）、陆伯彬（Robert Ross）、江忆恩（Iain Johnston）、金俊远（Avery Goldstain）和柯岚安（William A.Callahan）等的“文化中国论”（cultural China doctrine）视角，则强调中国的话语体系中以“天下”“关系”“中庸”“和谐”“大同”等词语区别于“国际”“原则”“优先”“对抗”“安全”或其他主流国际关系概念，以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来建构其规范性软实力。
（二）过程本位的和合主义
过程本位的和合主义强调“和合”是贯穿于国际关系整个过程的，凸显的是和合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因为国际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所以过程语境中的和合便是关键所在。阎学通提出的“道义—实力”论或“道义现实主义”（moral realism）认为，中国需要重视“王道式”权力建构，借鉴“仁、义、礼”三个中国古代概念，在扬弃“平等、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在世界上推行“公平（仁）、正义（义）、文明（礼）”的价值观，在与他国发生冲突的时候增强预防性合作，最终建立一种崭新的领导型方式。秦亚青提出的“关系—过程论”及“过程建构主义”（processual constructivism）基于关系的本体意义来探讨“世界政治中的关系理论”，强调过程与行为体是共生的、相互建构的，也包含着中国的包容性辩证思维，从方法论意义上较好地体现了和合主义的理论实质。王逸舟提出的“创造性介入”论（creative involvement doctrine）认为中国要追求“仁”的社会与“智”的外交，“智”的外交与“仁”的社会相互关联、不可脱节，中国在对韬光养晦做哲学意义上的扬弃的同时，不是采用西方式的干涉主义和强权政治，而是统筹内外两个大局，提出更多的中国式国际方案与建设性思路。
（三）目标本位的和合主义
目标本位的和合主义强调不管国家之间差异如何之大，人类必定有一个共同的和合未来，“类群-和合”具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目标本位的和合主义凸显了国际关系价值的意义论指向。赵汀阳提出的“新天下体系论”（new all-under-heaven system doctrine）认为，“天下”是三位一体结构的世界概念，由地理学意义上的“世界”、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民心”、政治学意义上的“世界政治制度”这三重意义叠合而成，天下的根本性质是天道、关系理性和兼容普遍主义式的“无外”；“天下”体系意味着一种中国式的兼容普遍主义，其宗旨是改变无政府状态与竞争逻辑，从而形成比温特所谓的西方政治家的“三种文化”更有潜力解决冲突问题的“第四种文化”。唐世平提出的“社会演化理论”（social evolution doctrine）强调秩序是一个社会系统内可预测性的程度，国际政治系统是一个进化系统，并按照“突变-选择-遗传”机制演化，认为世界也终将进化为一个美美与共的和谐世界。余潇枫提出的“广义安全论”（general security doctrine）以及与魏志江共同提出和论证的“共享安全论”（shared security doctrine）强调安全是行为体之间的优态共存（superior co-existence），优态将国际安全理论源起于“战争与和平”的反思转向了对“和平与发展”及“发展与广义安全”的思考，和合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创造一种体现“类价值”的“国际交往行为”，既跨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历史鸿沟，又超越物质主义与观念主义的二元对立，进而为世界的发展创造一条既“和而不同”又“异而能合”的道路。
综上所述，和合主义的本体论前提是“关系”，认识论框架是“整体关系主义”，方法论特征是“中庸”，意义论特质是“共享”；在国际关系研究的运用中，和合主义的核心价值是“类生存”、“类伦理”与“类安全”，理性原则是“社会共有、权利共享、和平共处、价值共创”，目标指向是行为体之间的“优态共存”，实现途径是“和合共建”。因此，由共生原则、共享规范与共创关系建构的和合主义铸就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
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或“中国学派”）与“英国学派”一样，都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美国学派”提出了挑战。无论是“第四种文化”的论证，还是“孔子改进”的阐述；无论是用与“仁、义、礼”对应的“公平、正义、文明”超越“平等、民主和自由”，还是“和平共处、和平共生及和谐共生”三阶段的预判；无论是“关系本位”的重构，还是“仁智大国”的设定；无论是“天下主义”的世界性转换，还是“世界主义”的整体再造；无论是“生态制度”的强调，还是“文化中国”的凸显；无论是“社会演化论”的揭示，还是“广义安全论”的建构；正如国外学者所评论的那样，中国是在努力摆脱西方学术话语的影响，构建本国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理论建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还在于改变世界。和合主义范式与“广义安全论”的建构为常态危机治理与非常态危机的防控提供了总体的价值取向。无论是全球的、国际的还是国家内部的非传统安全危机应对，都需要以“目标和合”与“安全共享”为价值追求。在国际上，要以“王道观天下”的“中国式的全球化”超越以“霸道观天下”的“美国式的冷和平”；在国内，只有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去建立以“积极安全”为特征的平安中国维护体系，才能有利于将各类非传统安全危机消弭于萌芽之中。
四、结语
和合主义的价值指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下的“互鉴共存”、“价值共创”与“和合共享”，实现过程是在利益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基础上一步步推进命运共同体形成。在深度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回波相互碰撞的不确定的世界中，和合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价值尺度，也为我们解决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促进跨国合作、逆转反全球化潮流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在人类经历了战争为解决主要冲突的方式之后，竞争与竞合成为主导方式，然而“中国式的全球化”带给人类的将是“共生”“共建”“共赢”“共享”的“保合太和”与“万国咸宁”相交辉的新景象。(注释略)■
文章来源于社科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8-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