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两国都已从地区性大国发展成为全球性大国，两个国家的国际角色相较于建交之时发生了巨大转变。在双方地缘政治利益不断扩展的背景下，中德是否能够、如何能够避免政治冲突，保证双边关系的持续发展，成为当前学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教授熊炜，文章来源于《欧洲研究》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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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缘—政治地缘”：德国对华政策的分析框架
现有的针对德国对华政策的分析大多聚焦于探讨国内政治因素如何塑造和影响德国对华政策，将其解释为德国政府在“利益外交一价值观外交”两个维度上的选择和平衡。从这种分析视角看，在发展对华关系问题上，德国国内长期存在着两派力量一是代表实际利益的经济界；二是代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利益的群体，包括一些政客、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人士等。正是这两派竞争的国内政治格局主导了德国对华政策走向究意更倾向于“利益外交”还是“价值观外交”，上述视角为我们解释和预判德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提供了参考。“利益外交-价值观外交”框架的主要问题在于，在外交实践中，任何国家在任何时代的外交均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价值观倾向和成分，即便是实力政治时代的外交也不例外；同样，纯粹的“价值观外交”在外交实践中也并不多见，因为物质（经济）理性的假定在传统国际关系中基本成立，且在面对生存安全的压力下，绝大部分国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难以实施纯粹的“价值观外交”。因此，在解释短期外交行为时可以较为合理地将这两个因素视为不同维度的选择和平衡问题，但在审视国家对外政策的长期趋势和变化动因时，却必须考虑到利益的内生性问题即价值对利益的塑造和定义。如果以50年为周期对德国对华政策进行长线观察，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国家对外政策中的国家利益并非给定的和固定不变的“客观事实”而是具有观念和社会建构的“主观性”特点，国家利益不仅由权力所界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由基于价值观的身份所界定，正如温特所说：“我想要什么，我的利益和偏好是什么与我是谁、我的身份有关”。更重要的是，就德国对华政策的实际内容来看，利益和价值观要素在大多数时间里其实难以截然区分，所谓二者之间的冲突也仅表现为屈指可数的几次极端事件，因此，如果对德国对华政策的长期发展变化进行分析，也不应局限于仅讨论利益外交和价值观外交之间的摇摆。
更为重要的是“利益外交-价值观外交”的短期或长期平衡都绝非由国内政治单独决定，利益和价值观是否进入以及如何进入对外政策，取决于对外政策的议题领域、对象国和国际环境。尤其是从大趋势而言，德国国内政治的分野总是摇摆不定，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相反，德国的外部诉求和国际环境却在过去50年中经历了渐进却连续的变化。观察这种变化与德国对外政策演变之间的关系，更有助于我们把握其趋势和预见未来。
众所周知，一国对另一国的外交政策并非由本国单方面的利益诉求或价值观诉求所决定，两国在外交事务重要维度上所处的相对位置及其距离的性质是决定对外政策及其变化的更为基础性和结构性的因素。两国之间的地缘形态决定了在两国关系中如何摆放利益和价值观的位置、如何处理价值观对利益的塑造、如何看待利益和价值观的交集和分歧，从而体现出国家在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中的接近或疏远、和谐或紧张、合作或冲突。
本文将两个国家之间的相对位置和距离的性质称为“地缘”，它在维度上可以是物理性质的地理、安全性质的政治和发展性质的经济等等。同一对国家的地理地缘一般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它只在比较针对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中才能成为分析变量，而政治地缘和经济地缘属于“社会空间”，对于同一对国家而言可以随时间的改变并驱动对外政策进行相应调整。两国间政治地缘和经济地缘之间的关系是国际关系思考中的古老议题，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政治地缘可以使经济地缘变得复杂化。这种复杂化可能是正向的，如军事盟国之间为了强化同盟关系而拉近经济地缘距离，但也可能是负向的，也即“经济的政治化”，比如将经济地缘关系作为政治砝码、实施制裁和其他形式的强制外交手段。但即使是正向维度上的相互加强，经济地缘的市场规律和效率目标也会因政治地缘而受到损害，比较容易受到政治地缘起伏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在讨论全球化塑造全球经济地缘时，国际制度设计十分强调经济事务与政治事务之间的分离。如果换一个角度看，经济地缘能否影响政治地缘的问题则充满了争议，从源远流长的“商业和平论”到“压舱石”与“打火石”之争、再到“政冷经热”的现实观察，学界对此莫衷一是。这表明经济地缘如何影响政治地缘取决于两国关系的具体情境。
在中德建交以来的50年中，两国之间的政治地缘和经济地缘都经历了渐进但却清晰的变化，政治地缘的变化相对滞后于经济地缘，长期以来两国经济纽带的建立和发展独立于政治的干扰，对外政策和外交关系主要服务于经济利益的实现。在建交后的很长时间内，由于冷战格局的限制和两国在安全利益上的地理定位，中德两国政治地缘遥远，既没有政治安全的冲突，也缺乏国际安全利益上的合作纽带。对于以贸易立国的德国来说，推动其对华政策发展的动力首先来自经济利益中德两国也发展出日趋接近的经济地缘。经济合作的达成和经济利益的实现与价值观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而价值观对利益的塑造主要集中在政治安全利益方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长期以来德国的对华政策呈现出“务实”的明显特征。
但随着中国从地区性大国成为全球性大国、德国从“非正常”国家成为欧洲的领导并进而寻求担当全球领导，中德两国原本遥远的政治地缘开始逐渐相交。中国在政治上选择自己的道路并要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而德国则在政治安全上选择了加入西方体系并采取“嵌入式崛起”的路径从西方内部崛起成为全球大国，这就让两国之间的政治地缘不可避免地加入了价值观的因素并对政治利益的感知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德国对华政策不再由经济地缘作为绝对主导的维度，政治地缘的影响日渐明显，使政策在局部波动中呈现出总体上的一个变化趋势，即经济利益和政治安全利益之间的张力逐渐加强，政策上摇摆的频率和幅度加大，直到近年来在体系冲击下发生陡峭的改变。随着政治地缘的重要性加大，经济维度上的地缘共同利益虽然具有较深的根基并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对弥合政治地缘维度上的利益分歧已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
随着冷战结束和两德统一，德国开始重新定义国家利益，通过强调跨国安全威胁。德国的政治地缘不再局限于地理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其安全利益不再局限于欧洲。但中德的政治地缘在此时仍然相距遥远，经济纽带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发展，德国对华政策依然以服务经济利益为要义。进入21世纪以后中德的国际角色都开始从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转变，但此时两国的政治地缘相交体现在共同倡导世界多极化，政治地缘和经济地缘在德国对华政策中共同发挥积极的作用。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格局的变化令中德之间的政治地缘趋向复杂化，两国各自定位自身的全球性政治安全角色，尤其是德国在应对一系列的欧洲危机中确立了在欧洲的领导权威，并以西方价值观的代言人和捍卫者身份成为国际秩序的“塑造性力量”。中德的经济纽带依然重要，但仅是德国外交政策整体框架中的维度之一，而且经济地缘和政治地缘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经济“压舱石”即使重量有所增加，但在政治地缘因素重要性大幅提升的情况下，能够起到的“压舱”作用也越来越有限，甚至在重要政治安全议题上失去作用。
本文将在“经济地缘-政治地缘”的分析框架下，追踪和解释德国对华政策在过去50年中的发展变化脉络，尤其是通过两种地缘的历史变化趋势和特征来审视在原有“利益外交-价值观外交”框架下难以解释的德国最近的“时代转折”，基于德国对华政策的历史进程和整体逻辑来理解和研判当前和未来的中德关系。
经济地缘作为主导维度：科尔政府的对华政策
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取得的重大战略突破。当时的联邦德国已经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政治外交上却依然是国际体系中的“非正常国家”，既无自主活动的空间，又身临两大集团对峙的敏感前沿，在日趋激烈的美苏争霸斗争中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所在。由于在政治安全上依附美国，联邦德国在对华关系上长期不敢越雷池一步。同时，由于苏联对德国的安全意义比中国大得多，德国同中国发展关系又需要顾忌同中国为敌的苏联，联邦德国将经济地缘和政治地缘密切结合并统一在其地理地缘范围内，突出表现在以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来促进欧洲政治与安全共同体的建设和针对苏联实施新东方政策并“以贸易促变革”（Wandel durch Handel）。因此，虽然经济地缘和政治地缘都相隔遥远，中德关系在1972年建交后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发展。
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德国在经济和政治两个维度上的地缘视野和地缘利益都开始发生变化。在科尔（Helmut Kohl）领导的基民盟－自民党联合政府于1982年执政以后，国际社会对德国推动欧洲一体化建设和全球经济发展普遍存有更高的期待。在国内，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希望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改变本国“非正常国家”的国际角色。例如，当时在权势上仅次于科尔总理的政治家施特劳斯（Josef Strauss）就呼吁德国“应该再次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使德国人能够再次感到“自豪”。追求正常化的德国开始放眼世界来寻求对欧洲地缘空间的突破，也希望在对华政策上开发同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潜在共同利益。也正是在科尔政府执政期间（1982-1998年），中德两国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期间，中德关系也曾经历短暂的风波，但整体保持了积极进取的势头。尤其重要的是，科尔政府执政时期所形成的对华政策，其核心特点是以拓展经济地缘为主要目标，积极追求经贸合作带来的收益，其对华政策主要服务于这样的经济地缘战略。
德国将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其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在科尔执政后，德国积极主动地推动经贸合作和在华投资。在科尔总理1984年首次访华期间，德国即向中国提供5000万西德马克贷款用以促进建立在华合资企业。在整个80年代，中国自国外引进的技术约50％都是来自德国。在1984年、1987年和1993年三次访问中国时，科尔以德国经济界的“首席推销员”自居，而且在西方舆论所关注的人权等问题上，一直采取所谓“静悄悄” 外交的方式，这反映了经济利益考量在其对华政策中的重要作用。即便在政治人权等问题上有过冲突，经贸合作也始终是中德关系的主流。进入90年代后，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德国在亚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自1993年起，德国在华直接投资也连年增加，从1991年的2.33亿马克增加到1998年的11.17亿马克。德国还将中国视为其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合作伙伴，对中国的发展援助集中于环境保护、扶贫、基础设施建设、职业培训以及促进私营经济等领域，这些都直接促进了德国对华出口。外交政策的“经济化”或“务实主义行动中的经济利益先行”成为科尔政府对华政策最鲜明的标签。
在政治地缘上，德国和中国并无直接接触，德国的对华政策被置于其亚洲战略框架下，这也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德经贸关系几乎独立于政治安全方面的考量，德国对华政策也由此表现出平稳和一贯的积极态度。具体而言，德国未将中国作为单独的战略方向，而是在其亚洲战略的整体框架中定位对华政策。冷战时期的亚洲并非德国外交的战略重点，当统一后的德国开始追求新的全球性国际角色定位时，德国外交的视野才变得更加“全球化”。德国不再将利益局限于欧洲，希望通过奉行“积极的亚洲政策”来利用亚洲的未来机遇和防范来自亚洲的可能威胁。1993年5月，科尔政府推出首个《德国亚洲政策纲要》，全面规划了德国的亚洲战略。针对中国，该文件称“对于未来与整个亚太地区的合作，考虑到大中华经济区的日本和中国……将是我们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德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政治关切”之一就是促进“亚太地区的开放与合作”。
这份文件是“第一份正式确定德国在亚洲的利益”的战略性文件，也是德国制定其对华政策的基础框架。曾有学者指出，《德国亚洲政策纲要》的发布意味着中国成为德国的亚洲政策的中心，甚至有媒体在评述科尔政府之后的德国对华政策时也倾向于夸大中国在德国亚洲战略中的中心地位。然而仔细分析该纲要的全部内容就会发现，德国政府是将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战略规划的，其中提到的重点合作伙伴不仅有中国，还包括日本、印度和东盟。但由于当时德国和亚洲之间的地缘政治联系十分微弱，亚洲对其战略重要性仅存在于经贸、科技等领域。中国经济的大体量和突出表现不可避免地吸引了德国经济界的重心向其偏移。此时的德国亚洲政策并未将焦点集中于中国，因为对德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而言，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并无二致，不过是亚洲整体框架中的一员。
经济地缘上的积极接近和政治地缘上缺乏直接接触，导致德国对华政策是务实地以切实的经济利益为目标，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服务于加深经济纽带、扩大经济合作，从而表现出鲜明的对华友好态度。随着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和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德国更是经常性地、不遗余力地盛赞中国的国际作用，称中国在亚洲并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赢得令人尊重的地位。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 施密特（Helmut Schmidt）在其著作《伟人与大国》中将中国视作与美国和苏联并列的三大世界强国，认为中国具有巨大的发挥全球影响的潜力。这一观点在德国很有影响。中国方面对德国的称赞积极回应，中德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中国领导人在每次会见时都赞扬德国在欧洲和世界扮演重要的国际角色。中德两国富有默契地在公开场合互相称赞对方的地区和全球性国际角色已经成为双边关系中的惯常做法，以至于德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缪勒（Kay Möller）称这是“中德特殊关系”的表现。这种默契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这一时期的“经济—政治”地缘框架决定了中德关系表现出明显的经济关系对外交关系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在双方积极推进经贸合作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的互利双赢过程中，两国在多边场合和外交互访中也着意给予对方具有象征意义的相互称赞，在外交上满足对方在国际社会中提升自身地位的向往之心。此时的德国虽然是西方经济大国，但政治地位低下，是国际社会不折不扣的“二等公民”。德国需要摆脱这种尴尬的国际角色并成为“正常国家”，十分需要国际上的承认。而中国虽然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在一定程度上孤立于彼时的国际体系，是国际社会的“他者”。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也非常希望深度融入国际体系，成为令国际社会尊重的“世界大国”。因此，中德两国彼此公开肯定和赞扬对方的国际角色，正是在帮助对方实现国际地位的提升。
与此同时，为了保证中德经贸关系的稳定和积极发展，德国在对华政策上尽力保持独立于更倾向政治安全地缘考量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科尔是坚定的跨大西洋主义者和欧洲主义者，他成功地让西方盟国相信德国是可信赖的伙伴。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国家普遍对华强硬的时候，科尔却使德国对华政策有意区别于其他西方国家，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坚持阿登纳执政以来德国政府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不与台湾地区发展官方关系，不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二是支持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三是大力加强同中国的经贸和科技合作，包括向中国转让高科技技术。此外，德国有时甚至利用中美关系的分歧，有意与美国拉开距离，对华释放“友善”信息，以此获得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优势。最明显的例子是科尔在1987年和1995年的两次访华。在1987年科尔访华之前，美国政府和国会对中国的西藏政策指手画脚，以所谓人权问题设置中美关系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科尔却有意安排了去西藏访问的行程，并在访华期间盛赞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而在1995年的访华过程中，他更是不顾美国以及西方舆论的批评，坚持参观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并与战士一起用餐，成为首位参观解放军部队的西方领导人。科尔的这些做法得到中国方面的高度赞赏。德国利用其在对华政治地缘上相对超脱的优势，外交上尽力防止政治安全因素干扰中德经贸关系，从而迅速推进了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地缘联系。1995年，科尔作为德国总理最后一次访华时，中德贸易额达到126.7亿美元，占当时中欧贸易的三分之一。1996年，共有963家德企在华投资，投资协议金额达到80多亿美元，分布在1886个项目中，到1998年，中国从德国引进的技术合同有2951个，金额达到144.6亿美元，仅次于中国从美国引进技术的金额。到世纪之交时，德国已成为对华技术转让最多的欧洲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