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深陷其中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仍在不断加剧，这个现实正在直白无遗地展现在世界面前。美国病了，但究竟病在何处，是何性质？有人指出，当前美国已经陷入激烈的“两个美国，两种前途”的道路之争，平行道上的美国两党及其追随者都认为自己所走的路才是正道。这种道路之争和迷茫在美国历史上早已有之。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程亚文，文章来源于“环球网”。
本文大约2500字，读完约5分钟。
当前美国已经陷入激烈的“两个美国，两种前途”的道路之争，美国两党及其追随者都认为自己所走的路才是正道。一部分美国精英试图重返19世纪的美国道路而“让美国再次伟大”，但它又必然触发与20世纪中下叶以来美国作为一个“全球帝国”而形成的新传统的冲突。目前，美国无法通过同一种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来同时满足相互悖反的利益诉求，这也是当下美国政治极化愈演愈烈的一个关键原因。而此情此景，美国历史上早已有之。
美国深陷其中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仍在不断加剧，这个现实正在直白无遗地展现在世界面前。美国病了，但究竟病在何处，是何性质？有人指出，当前美国已经陷入激烈的“两个美国，两种前途”的道路之争，平行道上的美国两党及其追随者都认为自己所走的路才是正道。这种道路之争和迷茫在美国历史上早已有之。
19世纪的美国“道路之争”
美国政府当下对保护性关税的执着，很容易让人联想起19世纪时美国走过的“老路”。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的《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一书，向人们展示了19世纪美国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崛起的图景。作为当时的后发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美国在19世纪流行的是德国历史学派先驱、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主张，对外实行以关税保护为重要表现的“隔断（dissociation）型战略”，与此同时注重推进技术革新、实施产业政策和拓展国内市场，以“国内循环”为主支撑工业化。
对于19世纪由英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为主推动的全球化潮流，美国并没急于“融入”，而是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脱钩”；当时美国市场也不怎么开放，外来投资占比很低。当时的数据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即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美国都维持着高关税水平，这从几个具体年份及其对应的税率就可以看出来，比如1816年（35%）、1820年（35%—45%）、1828年（50%）、1875年（40%—50%）、1914年（44%）；外国直接投资在此时间段内规模最大时也没达到美国总投资的10％。美国是在与当时的世界经济体系刻意保持距离的情况下，实现了对外来技术的吸收利用和升级并完成了工业化。
19世纪的美国没热衷于加入当时的全球化潮流，并非仅仅出于经济层面考量，还与另外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有关：何为美国，以及美国何以成为一个国家？
一般认为，自1776年独立战争爆发，“美国”这个国家就存在了。但就现代国家需要具备的制度体系来说，美国真正成为国家，乃是19世纪60年代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的事。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成为国家的主要标准，就是通过国家制度体系展现出来的国家性，它包括主权的制度化、行政有效性、部门自主性、法律执行效率和社会目标的实现等多个维度，以及由这些维度所建构的国家权力和权威的强度。在内战发生之前，美国的一些经济、社会和政治表现是“反国家的”，那样的美国并不充分具有国家性，只不过“像是一个国家”而已。
整个19世纪，对于把美国建成什么样的国家，美国内部一直存在两种互不相容的想象，包括城市美国VS乡村美国、工业美国VS农业美国、白人美国VS多种族美国、新教美国VS世俗美国、联邦主权美国VS州主权美国等等。这些相互冲突的愿景，又是对什么才是“美国特性”的认知对立。而所谓“美国特性”，直接关系到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大多数美国人的归属感应系于何处。有着明确“特性”的美国，大致是一个“民族国家”；而“特性”不明确的美国，则在政权组织形式等方面或者说“国家性”上表现出某种相对的松散。
19世纪的“两个美国”之争，由此就成了增强国家性还是弱化国家性之争。在争论相持不下、达到高潮时，一场内战由此发生，此后美国经历政治重建，才真正转变为较为完整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孤立主义是这个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关键表现。
“国家性”问题在当代美国重现
当前美国再次趋向经济上的保护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政治上的孤立主义，这恐怕是19世纪美国的历史基因在新的历史机缘下被再次激活，一种明确以强化国家性为诉求的国家主义旧传统又回来了，“美国优先”是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动员。这个美国是令很多人陌生的，它与人们印象中“自由开放”的美国严重抵牾。但实际上，标榜“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开放社会、多元包容”，乃是进入20世纪尤其是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才有的新传统，美国并非“一向如此”。
最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经历了某种“帝国化”过程，一方面是以新自由主义思潮为观念动力，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自由贸易、资本和技术自由流动为特征的全球化；另一方面则是以差序格局下的“多边主义”，恩威并施推进美国的全球霸权。服务于全球主义的帝国愿景，美国对内转向“小政府”，经济上进一步实施私有化和放松资本管制，政治制度及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是“民主普及”，文化价值观层面是“多元主义”，淡化种族、语言、宗教等方面的差别。对内对外展现的这种多元性曾经成为美国的某种“软实力”所在。但它带来的变化和挑战是：一个资本意愿与政治意志不再并进和服务于美国人整体的利益，一个在种族、语言和宗教上不再拥有主体内核的美国出现了，它颠覆了以往所谓的“美国特征”，再次引发“何以成为国家”这个19世纪美国就已面对的问题。
一部分美国政治和经济精英试图重返19世纪的美国道路而“让美国再次伟大”，但它又必然触发与20世纪中下叶以来美国作为一个“全球帝国”而形成的新传统的冲突。一切皆因利益使然。在近八十年来转向“全球帝国”的过程中，美国已经形成新的相对固化的利益结构，大公司和一部分美国人会从自由贸易、开放市场、多元文化中受益，但也有很多美国人因此受损，它们无法通过同一种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来同时满足相互悖反的利益诉求，而必须要达成一定的利益妥协才有可能化解。但从当前情况来看，妥协空间并不存在，这也是当前美国政治极化愈演愈烈的一个关键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