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史是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而世界古代诸文明的发展演变则是世界古代史研究中的基本内容。为了更好地了解世界古代诸文明，探讨古代社会运作与文明演进规律，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筹办了世界古代史系列讲座（共十讲）。前五场讲座包括了国家治理、文明起源、象征性交换、契约精神及立法活动等内容，涵盖赫梯、埃及、希腊、苏美尔等古代文明。后五讲包括对情感史学、文明互鉴、宗教政策等问题的研究，囊括罗马文明、犹太文明、欧洲中世纪等诸多文明，并在最后一讲从宏观角度探讨历史学学科的发展历程。本文系上海大学世界古代史系列讲座——第六至第十讲纪要。
六、王忠孝：皇储时期的卡利古拉：一项心理传记学与情感史考察
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王忠孝主讲，由上海大学历史学系讲师张小希主持，上海大学历史学系郭丹彤教授、黄薇老师及多位学生参与了本次讲座。
2024年11月1日王忠孝副教授讲座王忠孝老师首先对讲座主题进行了介绍：它聚焦于罗马著名皇帝卡利古拉的早年生活，但由于材料的相对稀缺，主要从其他路径对此加以考察。这种路径主要来自于心理史学、心理传记学和情感史研究。
接下来，王忠孝老师分别对这三种路径予以说明：心理史学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为基础，在20世纪50年代后成为史学研究中的分支。其研究方法与历史学差距较大，因而在学界具有一定争议。心理传记学并不独属于历史学研究，在大量运用精神分析的临床概念和洞见的同时，它强调文字记录和叙事的重要性，视自身为“历史—诠释心理学”。情感史将人物的情感符号放入特定的文化与背景下进行解读，并研究它们和历史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相比于心理史学和精神分析在史学界的边缘化地位，情感研究更受古典学青睐，并日益成为一种研究趋势。
在此之后，王忠孝老师根据时间顺序，将卡利古拉早年生活分为童年和幼年、人生的困难期、蛰伏卡普里三个阶段，并由此展开论述。
首先，王忠孝老师指出，卡利古拉在公元12—19年间、即童年和幼年时期的生活相对幸福。卡利古拉同母亲阿格里皮娜长期生活在军营中，既因为父亲日耳曼尼库斯的威望而在军中备受爱戴，又远离罗马的权力漩涡，从而享有极大的自由。此外，王忠孝老师还推测，卡利古拉的家庭关系可能较为反常态，其家庭的主导权和控制权更多在于母亲，因此他可能受母亲性格的影响更大。
公元19—31年是卡利古拉人生中的困难期。王忠孝老师指出，在公元19年日耳曼尼库斯死去之后，卡利古拉不仅失去了父爱和政治依靠，还从边疆回到了罗马，面临着巨大的失落感和残酷的政治环境。罗马皇室内部腥风血雨，以李维娅和提比略为首的克劳狄乌斯家族和阿格里皮娜所代表的尤利乌斯家族之间长期对立。公元29年至33年，卡利古拉的母亲阿格里皮娜和他的两个哥哥先后死去，日耳曼尼库斯一家家破人亡，卡利古拉流离失所、寄人篱下。
公元31—37年，卡利古拉前往卡普里岛，和皇帝提比略一起生活。根据古典作家的记载，在此期间，他和提比略的关系十分复杂。提比略对卡利古拉的态度极为矛盾。他既对卡利古拉表现出非常的器重，又不使其担任真正关键的职务。他洞见了卡利古拉傲慢残忍的本性，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在继承人的确立方面做出决定。而卡利古拉对提比略表面恭顺，实则仇恨。据称他曾手持匕首进入熟睡中的提比略的卧室，并且当提比略死时，他一面深情表达对提比略的敬意，一面草率对待他的葬礼。塔西佗认为卡利古拉狡猾虚伪，表面谦逊实则残暴，这种性格在他即位后日益显现。
最后，王忠孝老师回顾了心理史学和心理传记学、儿童史和少年史、情感史的研究状况，并从这三个角度对自己的研究予以总结：从心理传记学和情感史角度考察皇储时期的卡利古拉，既是一项儿童史、少年史和情感史研究，也是对心理史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和可行性的重新审视。
此后，王忠孝老师和在场师生就卡利古拉的早年经历对其后期行为的具体影响、提比略和卡利古拉的关系、卡利古拉的行为所反映的王朝问题、历史人物文本形象和真实形象之间的差异、情感史研究的方向和史料运用等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
七、宋立宏：希腊罗马时期的犹太文明与我们
本次讲座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宋立宏主讲，由上海大学历史学系讲师黄薇主持，上海大学历史学系郭丹彤教授、王三义教授及多位学生参与了讲座。
2024年11月8日宋立宏教授讲座讲座伊始，宋立宏老师首先提出一个核心问题：在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希腊罗马时期的犹太文明？
接下来，宋立宏老师通过一副由以色列艺术家所创作、名为Lag Baomer（篝火节，即逾越节的第三十三天，自19世纪起用来纪念罗马时期的巴尔·科赫巴起义）、与以色列现实政治有关的油画进一步引出讲座内容。宋老师指出，公元前后两百年，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交流互动催生出基督教文明，这四百年成为西方文明的关键时期。对于基督教来说，公元前后两百年是犹太文明的衰落期，基督教的新约替代了犹太文明的旧约。但从犹太文明的视角来看，这一段时期恰好是它的形成期。古犹太文明在希腊文明影响下发生深刻转变，形成以圣经和塔木德为共同基石的拉比犹太教。犹太文明和希腊文明交流互鉴，造就犹太史上最动荡和最具有创造性的四百年。
关于希腊文明和犹太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果，宋立宏老师主要从政治模式、社会层面、宗教实践和文化传承四个方面展开。在政治模式上，随着马加比起义和罗马时期两次起义的发生，犹太文明原先确立的以祭司为首的神权政治，逐渐转变为以深谙犹太传统的学者——拉比为宗教政治领袖的组织方式，但祭司和拉比群体在很大程度上都深受希腊文明影响。在社会层面上，一系列基于政治语境下的反犹言论开始出现。同时，犹太人受希腊罗马的行会和丧葬协会影响发展出会堂制度，会堂成为犹太人聚集的中心。在宗教实践上，犹太人吸收希腊文化形式，开始形成祈祷、吟咏、学习圣书等敬神的新方式，取代了原来圣殿中的献祭仪式。在文化传承上，圣经逐渐正典化，天启文学、圣经翻译、评注、复述等新的犹太文类逐渐产生，但希腊文化对犹太哲学和历史学的影响不大。书本取代圣殿，拉比取代祭司，犹太教由此成为一种流动的宗教，并对基督教产生重大影响。
宋立宏老师指出，有两种语境在影响我们理解希腊罗马时期的犹太文明。第一种语境是18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对古希腊文明的理想化。这种理想化造成一种两极思维，其认为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以对立的形式互补，“两希文明”共同构成西方文明的源头。第二种语境来自于18世纪后半叶以来欧洲犹太人政治地位的改善，以及许多犹太人在此种情况下试图融入非犹太社会所引发的争论。因此，对希腊和罗马时期的犹太文明的发展所提出的问题，是欧洲犹太人从过去寻找当下的钥匙、对如何选择走自己的道路的一种投射。而这些问题的解答思路不只来自古代史料，也来自于犹太人争取政治权力、是同化还是留守的现代语境。宋立宏老师联系现实案例指出，古代史料和现代语境一同构成了历史的张力，在此情况下所进行的历史探究具有不可否认的启示价值。
所以，在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希腊罗马时期的犹太文明？讲座的最后，宋立宏老师以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的内容作为总结，巧妙地呼应了开头的问题，并在字里行间中给出自己的答案——因为希腊罗马时期的犹太过去从来没有离我们远去。
在此之后，黄薇老师和宋立宏老师从圣经文本的功能、写作文本的目的、对神意与人事的关注等方面就犹太人是否具有史学传统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和发散，王三义老师和郭丹彤老师也分别补充了自己的观点。
八、李腾：文明互鉴视阈下的12世纪文艺复兴
本次讲座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李腾主讲，由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刘招静主持，上海大学历史学系郭丹彤教授、黄薇老师及多位学生参与了讲座。
2024年11月13日李腾教授讲座李腾老师以一个问题开始今天的讲座：12世纪文艺复兴有这么多东西可做吗？他指出，理解12世纪的文艺复兴，需要从三个层次入手：第一个层次是“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起源。从史学史的角度来说，“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形成过程，正是中世纪研究建立的过程。第二个层次是12世纪文艺复兴所涵盖的时代。这个时代从1050年至1250年，正是欧洲发生巨变的时代，涵盖许多重大问题。第三个层次是12世纪文艺复兴中文化的互鉴与发展。12世纪文艺复兴的出现，是包括环地中海文明圈在内的各种文化共同集合的成果，这种聚合使欧洲文明成为一个新生的文明。
接下来，李腾老师探究了“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形成过程，指出虽然“12世纪文艺复兴”早在1840年代就由法国学者所提出，但这一概念是随着1927年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的《12世纪文艺复兴》的出版，才在英语学界获得了一致认同，并且“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缘起具有典型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法国史学家让—雅克·安托万·安培最早比较系统地阐述“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一概念。随后另一法国学者埃米尔·格巴尔引入人文主义视角研究12世纪文艺复兴。而在之后，英国学者哈斯廷斯·拉什道尔从中世纪大学的角度来考察12世纪文艺复兴。最后，哈斯金斯从时间、地理、核心特征、精神、文化活动、代表人物等方面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特征做出全面总结，确立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研究范式。
但哈斯金斯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研究，更关注世俗社会的变化和古典文化的复苏，对宗教领域的讨论具有重大的缺失。天主教教徒、本笃会教士、剑桥大学教授大卫·诺尔斯对12世纪文艺复兴做出新的理解，认为12世纪文艺复兴没有当权者的赞助支持，是一场自下而上，由教师、思想家和作家发起的超民族而又具有同质化的运动。它的发展结果，最完整地体现在神学系统的建立。而许多学者也对12世纪文艺复兴进行重新思考，他们扩大了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研究范围，并且认为它真正的核心在于一种进取精神的复兴。因此，12世纪文艺复兴内涵广泛，无论是模糊的“自觉意识”还是宽泛的“人文主义”都难以涵盖这场文化运动中如此众多的领域的世界观革命。
李腾老师也指出，12世纪文艺复兴是一种大规模的文明互鉴和知识转移。发生在12世纪西欧的翻译运动是近代西学东渐之前的一次大规模和大范围的东学西渐的运动，是中古时代欧亚北非大陆一次大规模的知识流转。波斯和希腊两大文化首先滋养了阿拉伯学术，而许多希腊学者又将古希腊文本和希腊神学著作翻译为拉丁文，最终催生出作为独立个体的中世纪文明。后者将古典文明作为原型加以采纳，并发展出不同的特质。
最后，李腾老师对12世纪文艺复兴予以总结，并提出了自己在未来对此进行深化探索的可能路径：更多关注欧洲的非整体性、从重要问题切入、结合地方—欧洲—全球视野看待12世纪文艺复兴。
之后，在场师生和李腾老师就阿伯拉尔及其所代表的中世纪自我觉醒意识、以德国为代表的中世纪女性平教徒和女性修道院、中世纪德国与12世纪文艺复兴之间的关系等主题展开交流讨论，李腾老师也对同学们的学习与论文写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九、田明：极限拉扯——罗马帝国埃及基督教政策变迁
本次讲座由内蒙古民族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田明主讲，由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刘招静主持，上海大学历史学系黄薇老师、张小希老师、张悠然老师及多位学生参与了讲座。
2024年11月23日田明教授讲座首先，田明老师指出，对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政策的研究在史料方面存在一个悖论，即用基督教自身的资料研究帝国的基督教政策。罗马官方以皇帝敕令、法律文献、书信以及拉丁铭文、纸草汇编等为代表的碎片化的原始资料，被无数的教会史和教父著作淹没。这些资料经过了教会的精心筛选，大多数是有利于基督教的记载，因此对帝国的基督教政策记述有时难免失之偏颇。田明老师认为，在这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我国历史研究的本土优势，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出发探究帝国的埃及基督教政策变迁。
关于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的互动，田明老师认为这是一种“双向奔赴”的关系，双方在斗争中进行相互调适，最终走在了一起。基督教在早期代表下层人民的利益，但随着2世纪以来社会上层人物入教并逐步控制教会，其开始宣传宽容忍耐，并积极争取罗马统治者的宽容和支持，由此日益向帝国靠拢。帝国基于自身利益，在不同时代采取不同的基督教政策。在早期它对基督教宽容和打压政策交替实施，但始终未以消灭基督教为目标，而是通过抑制它的发展引导其进一步与政治相适应。在后期，帝国对基督教由迫害转为利用。随着基督教因为米兰敕令的颁布而合法化、并且在最后成为罗马国教，双方最终合流。
田明老师接下来指出，由于埃及传统宗教文化与基督教思想的契合、犹太社团的存在、基督教的思想迎合了当时的社会状况等因素，基督教在埃及得以传播，并在埃及发展出“神圣家庭”传说和圣马可传统。在此情况下，埃及基督教教会兴起，亚历山大里亚主教成为其代表。本土埃及人将新兴的基督教教会视为自己民族的代言人，对其“一厢情愿”地无条件服从与支持，教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精神法老”的存在。
田明老师认为，在此种情况下的罗马帝国埃及基督教政策，呈现出一种“极限拉扯”的状态，经历了打压与迫害、合法与认可、国教与一统、分裂与独立四个阶段。在打压与迫害阶段，埃及坚持对基督教的虔诚信仰，并形成了最早的神学体系——亚历山大神学体系。而当基督教获得合法与认可之后，为了保持宗教信仰自由和脱离帝国精神控制，埃及又掀起修道运动，这成为基督教修道制度的源头。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与面临教义的统一之时，埃及成为政教纷争中教义分歧的策源地，先后通过尼西亚会议反对阿里乌斯派、通过以弗所会议反对聂斯脱利派。而在分裂与独立阶段，埃及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变成了“一性论”异端，进而引发了埃及教会内部的分裂，最终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最后，田明老师通过总结认为，埃及以基督教的名义掀起了一场大规模民族运动。摇摆不定、“极限拉扯”的基督教政策导致埃及教派的分歧和独立教会的出现，并最终导致埃及从罗马传统中永久分裂出去，回归东方和非洲世界。
在此之后，田明老师和在场师生就当时埃及境内存在的不同族群及其态度、埃及人的宗教身份认同、埃及修道院和亚历山大主教之间的关系、埃及传统宗教衰亡的原因、上埃及基督教的发展状况等问题展开充分讨论。
十、陈恒：近代五百年，我们的历史话语权是如何逐渐旁落的？
本次讲座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陈恒主讲，由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郭丹彤主持，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王三义教授、刘招静副教授、黄薇老师、张小希老师、张悠然老师及众多学生参与了讲座。
2024年11月29日陈恒教授讲座讲座伊始，陈恒教授指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本质上就是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关系，就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因此，正确认知的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新知的过程。
谈及历史话语权的旁落，陈恒老师首先从近代以来的文化中心转移谈起。一方面，自17世纪到20世纪，世界的学术中心先后经历了从英国到法国到德国再到美国的转变。另一方面，在1750年之后中国逐渐失去原本在文化和知识上的领先地位。同时，中国与欧洲、东方与西方发展道路以及状况的迥异，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并形成了包括“李约瑟之问”、“大分流”等在内的经典问题。在这些过程中，历史的书写日益呈现多样化的趋势，而中国原本所具有的历史话语权也逐渐丢失。
接下来，陈恒老师谈及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学术话语权转移，并从“西方”“西方文明”“西方文明课程”三个角度予以展开。他指出西方是一个历史的活体，它在时间是连续的、空间上是拓展的、思想上是复杂的、文化上是斑驳的、学术上是丰富的，其所持续进行的是一种文化上的接力。它善于把地方的东西变为世界的东西，并通过掌握资料权来掌握历史话语权。而“西方文明”的兴起是美国历史学专业史上最成功的故事之一。
接下来，陈恒老师分别从教科书、期刊、丛书、出版品格和学术使命方面谈及历史话语权问题。他通过对众多教科书的梳理，指出教科书就是最大的话语权，就是等待被革命的“教育范式”。而就学术期刊和论文发表来看，一方面，世界学术论文发表的数量不断提高，中国在其中占据重要比例，但另一方面，21世纪欧美学术界所创办的学术杂志层出不穷，不断抢占学术前沿与高地。新世纪中国出版的史学期刊远远不能适应其作为知识大国与学术强国的当下需求与现状。在丛书出版方面，陈恒老师指出西方在大规模编辑手册、指南类的丛书与书系，并注重通识教育，由此产生许多精品书籍。最后，陈恒老师通过分享20世纪著名出版家、美国人亨利·卢斯的故事，强调中国的学术出版要具有优秀的出版品格并坚持自身的学术使命，从而推动中国历史话语权的建设。
在此之后，陈恒老师和在场师生就学术集刊的性质和影响、对期刊《世界历史评论》的认识、在当下话语和环境中怎样发展历史学、对历史哲学和史学史的认识、国内期刊的生态环境等问题展开充分讨论。
至此，上海大学世界古代史系列讲座正式落下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