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的伽利略｜纪念《对话》发表390周年_

撰文｜石云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

1632年，伽利略因出版《对话》而被宗教裁判所传唤到罗马接受审判，并于次年6月被判终生监禁，开始了长达8年多的囚徒生涯，直到去世。从这时开始直到19世纪，欧洲出现了不少与伽利略囚禁有关的美术作品，对于我们了解伽利略的这段经历及其对此后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参考。

上图为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的一幅油画肖像，是在佛罗伦萨担任宫廷画家的弗莱芒人苏斯特曼斯（Justes Sustermans，1597—1681）的著名作品之一，创作于1635年，现藏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Le Gallerie Degli Uffizi）。1633年6月，伽利略因为《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o sopra i due massimi sistemi del mondo Tolemaico e Copernicano，本文简称《对话》）在前一年的出版被宗教裁判所判处终身监禁。在这幅画创作时，72岁的他正被监禁于自己位于佛罗伦萨城南阿切特里（Arcetiri）山坡上的别墅里。

同列奥尼（Ottavio Leoni，1578—1630）在1624年为他画的那幅现藏佛罗伦萨马茹切利图书馆（Biblioteca Marucelliana）的素描肖像（图1）相比，画中的他老态毕现，面色苍白，略显憔悴。但他抬眼望向左上方的来光处，眼中仍不失神采和光亮。据美术馆的藏品信息，这幅肖像的委托人是来自日内瓦和巴黎的法学家迪奥达蒂（Elia Diodati，1576—1661）。迪奥达蒂是伽利略后期学术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从1620年开始与伽利略通信，1626年曾在佛罗伦萨与伽利略见面。伽利略被判刑后，他们通信更为频繁，主要是为推动伽利略著作在意大利以外的出版和传播。1642年伽利略去世后，迪奥达蒂了解到托斯卡纳大公费迪南德二世（Ferdinand II de’ Medici，1610—1670）没有伽利略的肖像，于是慷慨地将这幅肖像赠送给了他。费迪南德二世对这幅画欣然接受，并珍爱有加。这是目前所知伽利略在晚年被监禁中的第一幅肖像。

图1 列奥尼的伽利略素描肖像

伽利略去世后，迪奥达蒂还曾计划出版他的全集，可惜未能成功。直到19世纪，意大利学者费瓦罗（Antonio Favaro，1847—1922）通过40余年的不懈努力才最终实现这一宏愿，完成14卷《伽利略全集》（Le Opere di Galileo Galilei）的编纂，并于1890—1909年陆续出版，成为研究伽利略最重要的资料宝库。在文集编纂过程中，费瓦罗对伽利略的生平和工作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考证，包括伽利略在被判刑后走出宗教裁判所时是否说过“可它[地球]还在动嘛”（E pur si move）这句话，结果引出了另一桩关于伽利略晚年肖像画的公案。

按照费瓦罗的考证，这个故事最早出现在意大利文艺评论家兼诗人巴瑞笛（Giuseppe Baretti，1719—1789）于1772年用英文出版的《意大利图书馆》（Italian Library）一书中。在介绍伽利略《对话》时，穆瑞罗以诗人特有的笔调绘声绘色地写道：“这就是著名的伽利略，就因为他说地球运动，结果被宗教裁判所关了六年，并受到刑罚。在重获自由的时刻，他望了一眼天，又看了一眼地，跺了跺脚，轻蔑地说，E pur si move，意思是，可它还在动嘛。他说的是地球。”（[1]，p.57）

对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费瓦罗十分怀疑。但是，1911年，他收到一封来自比利时鲁瑟拉勒（Roeselare）的信。发信人范·贝勒（Jules Van Belle）号称：他藏有一幅名为《狱中伽利略》（Galileo in Prison）的油画，作于1643—1645年之间（图2），其中的伽利略手中拿着一根钉子，眼睛看着监室墙壁；最近，他把这幅画送去做清洁，结果发现当初装框时被折起来很大一部分，内容包括墙面上刻着的一幅地球绕太阳运转的简图，下面还有那句著名的E pur si move。根据画上不太清楚的签名，范·贝勒认定画的作者是17世纪的西班牙画家穆瑞罗（Bartolomé Esteban Murillo，1618—1682）。凭着范·贝勒随信寄来的一张照片，费瓦罗彻底打消了自己对上述故事的疑虑，并在几份报纸上发表文章对这幅画的发现加以介绍。后来，著名的伽利略研究权威德雷克（Stillman Drake，1910—1993）也相信了这个说法，并结合伽利略的囚禁过程，对这幅画产生的时间和背景做出了进一步的推想。

图2 范·贝勒原藏《狱中的伽利略》

伽利略被判刑后，托斯卡纳公国驻教廷大使尼科利尼（Francesco Niccolini，1639—1650）请求教皇原谅伽利略，但遭到拒绝。不过，教皇同意把他的监禁地从罗马改到锡耶纳（Siena），由那里的大主教皮科洛米尼（Ascanio Piccolomini，1596—1671）监管。皮科洛米尼曾经追随伽利略的好友、数学家卡瓦列里（Bonaventura Francesco Cavalieri，1598—1647）学习数学。伽利略于1633年7月9日抵达锡耶纳。当时，他还未从宗教裁判所判决的阴影中走出来，整夜嚎啕大哭，狂乱地挥舞着双手在住处游荡。但皮科洛米尼为伽利略营造了一个平和的环境。他让伽利略参与各种讨论，并同朋友举行聚餐，好对伽利略进行安抚，让他恢复平静。他的努力十分奏效，伽利略很快压制住了几个月来的痛苦和焦虑，开始继续《关于两种新科学的谈话与数学推演》（Discorsi e dimostrazioni matematiche intorno a due nuove scienze，下文简称《谈话》）一书的写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当地一些教士的不满，他们向教皇密告，说伽利略不但没有被作为犯异端罪的囚徒，反倒被奉为上宾。至少部分的由于这些密报，当尼科利尼在1633年11月13日请求教皇允许伽利略回到阿切特里的别墅时，教皇在12月1日同意了这一请求，条件是伽利略要尽少接待客人，并且不得宣讲自己的学说。伽利略因此在12月中旬启程回到佛罗伦萨。

德雷克把这件事同巴瑞笛所讲的那段故事联系起来，也做了一番绘声绘色的推测：“在离开对他盛情款待的好朋友皮科洛米尼的时刻——也就是在登上恭候已久的马车之前，他跺了跺脚，可能还挤了挤眼，并说出了那段名言，没有什么比这更符合伽利略的性格了。”德雷克还推想，为了伽利略的安全，这句话没有被广泛传播，但极有可能在皮科洛米尼家族内部流传，并传到了他弟弟奥塔维奥（Ottavio Piccolomini，1599—1656）的耳中；当时奥塔维奥作为雇佣军驻守在马德里，在听到伽利略去世的消息后，他就请西班牙画家穆瑞罗画了这幅画。德雷克最后得出结论：“无论如何，现在毫无疑问，那句著名的话在伽利略去世前就已经被归于他，而不是此后一个多世纪才被编造出来以突显他性格的。”（[2]，p.357）

不过，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利维奥（Mario Livio，生于1945年）对这个故事抱有怀疑[3]。经过长期搜寻，他发现比利时安特卫普市立圣尼古拉斯博物馆（Stedelijk Museum Sint-Niklaas）藏有一幅完全相同的油画。根据该博物馆的档案，这幅画题为《狱中的伽利略》，是弗莱芒画家范·马尔德根（Romaan-Eugeen Van Maldeghem, 1793—1841）在1837年的作品，最初被捐赠给该市的收藏家费尔施特雷腾（Lodewijk Verstraeten），在1904或1905年入藏该馆。这幅画与范·贝勒的那幅画毫无区别，只不过其中墙上的日心模型和下面的那段名言更加清晰（图3）。由于1842年和1859年出版的两部关于弗莱芒艺术家生平和作品的著作中都列有范·马尔德根这幅画的名字，并且没有说它是临摹品；再加上经过两位西班牙油画鉴定师的鉴定，这幅画不太可能是穆瑞罗和他门徒的作品；所以，利维奥基本否定了范·贝勒关于这幅画出处的观点。后来，他又找到了范·贝勒收藏的那幅相同油画的下落：它于2007年被他的家人通过安特卫普Campo & Campo艺术馆拍卖给了一位私人藏家，细致的鉴定也未发现该幅作品的作者署名和创作日期。

图3 范·马尔德根《狱中的伽利略》局部

确实，在18—19世纪，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伽利略受到宗教裁判所判刑的故事被人们作为宗教压制科学、神权压制理性的典型事件加以宣传，备受关注，一时间涌现出很多反映这一事件的艺术作品[4]，狱中的伽利略也变成了一个颇有吸引力的题材。1822年前后，法国画家劳伦特（Jean-Antoine Laurent，1763—1832）就创作了一幅《狱中的伽利略》（图4），作品被始建于1821年的法国多勒精细艺术博物馆（Musée des Beaux-Arts de Dole）收藏。始建于1835年的意大利帕维亚市民博物馆（Musei Civici di Pavia）也收藏有一幅同样题材的油画（图5），作者是意大利画家本内韦罗（Cesare Della Chiesa di Benevello，1788—1853）。两张画中也都出现了伽利略手拿绘图工具（前一幅画中是钉子，后一幅画中是圆规），看着墙上的日心地动模型的场景。由此可以看出，利维奥的质疑确实是有道理的，他所讨论的那两幅《狱中的伽利略》油画看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只不过这样一来，伽利略生前是否真的说过那句名言的事情又变成了一个历史谜案。

图4 劳伦特《狱中的伽利略》

图5 本内韦罗《狱中的伽利略》

回到阿切特里不久，伽利略又遭受到两大打击。首先，复发的疝气让他疼痛难忍。他向罗马的宗教裁判所请求让自己在佛罗伦萨就医，但遭到拒绝，同时收到警告，今后再做类似请求就会遭受入狱监禁的结果。就在他收到这份警告的第二天，也就是1634年4月2日，他最为钟爱的女儿维吉尼亚（Virginia Galilei，1600—1634，教名Maria Celeste）因患急病突然去世。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伽利略的身体和心灵都遭受了巨大的煎熬。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疝气复发，比一开始更加严重；我脉搏紊乱，心悸频发；我感到巨大的悲痛和哀伤，毫无食欲；我痛恨自己，不断听到我钟爱的女儿在向我呼唤。”（[2]，p. 360）

但这位70多岁的老人还是以十分惊人的毅力从这样的打击中挺了过来，继续投入《对话》的写作，并向远在巴黎的迪奥达蒂写信表示，自己一定要出版这部计划已久的著作。1636年，这部著作已经大部完成。但是，教皇在1633年底已经命令各地的宗教裁判官，不得为伽利略任何新老著作的出版提供许可。由于这道禁令以及耶稣会从中作梗，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出版该书的计划均未能实现。经过迪奥达蒂的安排，在新教统治下的莱顿开办印书馆的艾泽维尔（Lodewijk Elzevir，约1540—1617）接下了这个业务，并亲自将第一批书稿带出意大利，最终在1638年6月完成全书的印刷（[5]，pp. 345—354）。该书立刻成为抢手货，第一批书（估计有50本）于1639年1月运抵罗马发售，很快被抢购一空，宗教裁判所也未因此书的出版对伽利略施加新的迫害。值得一提的是，1880年成立的荷兰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公司的名字就取自艾泽维尔的印书馆。

在完成《谈话》的出版后，伽利略的眼睛完全失明。所以，等拿到样书时，他却无法阅读甚至看它一眼。在此之后，苏斯特曼斯为伽利略画了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一幅肖像（图6）。这幅肖像现藏英国国立航海博物馆。根据该馆的藏品介绍，其画布背面用意大利文标注有“No 51./Galile/da Giusto Sustermans /della Casa Pandolfini/a Firenza”，说明它出自苏斯特曼斯（Giusto是意大利雇主给苏斯特曼斯起的意大利名）之手，原来属于潘多斐尼（Pandolfini）家族。该家族是佛罗伦萨的望族，与美第奇家族有世交。佛罗伦萨皮蒂宫（Pitti Palace）藏有这幅画的一个复本，但却是从画框上裁切下来的，其底部裁切过多，剩下的部分只到望远镜的圆口处。另外，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也藏有一个早期复本，是伽利略的学生维维安尼（Vincenzo Viviani，1622—1703）在1661年的赠品。另外，市面上还出现过两三次其他复本的报道。也许当初苏斯特曼斯已经意识到这幅画的特殊和珍贵，也或许是有多个雇主向他进行了订制，因此他才绘制了多个复本。

图6 苏斯特曼斯的第二幅伽利略肖像

画中的伽利略默默端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右手握着一只自己制作的望远镜，双唇紧闭，双眉微锁，目光低徊，面色肃然，透出一丝悲悯和忧郁。同苏斯特曼斯在1635年所作的那幅半身肖像相比，这幅画中伽利略的双眼完全没有了当时的那种光亮和神采，也同他左手戒指上宝石的清澈光亮形成了明显对比。画家也许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委婉地暗示，此时的伽利略已经双目失明。

教皇坚持的判决对伽利略来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打击，随后提出的种种禁令对伽利略来说也形成了极大的压抑。好在伽利略在此之前已经获得的巨大社会声望，再加上包括托斯卡纳大公和乌尔班八世的侄子、红衣主教弗兰西斯科·巴贝瑞尼（Francesco Barberini，1597—1679）等朋友的斡旋，他得以在罗马以外接受监禁，并受到了一般囚徒所难以企及的自由——除了研究和著述，他还可以自由地同朋友通信、接待重要来访者、甚至继续同反对《对话》的逍遥派哲学家进行书面辩论。除了完成《谈话》，他还取得了其他一些新成果，包括对月球物理天平动现象的发现、通过木星卫星表的编制帮助荷兰政府解决海上经度测量问题、完成对摆钟擒纵装置的初步设计，等等。

更重要的是，人身监禁并没有真正阻断伽利略的著作和思想在欧洲的传播。《对话》虽然在意大利受到禁止，但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却得到广泛传播，受到佩里斯克（Nicolas-Claude Fabri de Peiresc，1580—1637）、毕克曼（Isaac Beeckman，1588—1637）、伽桑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梅森（Marin Mersenne，1588—1648）、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和费马（Pierre Fermat，1601—1665）等一批“新科学家”的推崇，并很快被翻译成拉丁文于1635年出版。梅森在1634年还对当时已完成的《谈话》内容进行了法文翻译和注释，并公开出版。对于教廷的宣判，这些人也都表示出强烈的不满（[2]，p. 358）。

从这时开始，伽利略事件就变成了罗马教廷压制科学和理性的坏典型。1644年，英国诗人和政治家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出版《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 A Speech of Mr. John Milton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c'd Printing, to the Parlament of England）一书，对出版许可证法令进行了猛烈抨击。书中就把这一事件作为反面教材加以列举：“上议员与下议员们，也许有人会对你们说：有学问的人非议这项法令的理由都是浮夸之辞，而不是实在的说法。为了防止这一点，我可以把我在宗教裁判所猖獗一时的国家所看到和所有听到的一切复述出来。我有幸和他们的博学之士来往。他们都认为在英国哲学理论是可以自由发抒的，并认为我能生长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是很大的幸运。而他们自己却不住抱怨自己的学术陷入了一种奴役的状态。就是由于这种状态才使得意大利智慧的光辉一蹶不振。近年来除了谄媚阿谀之词以外，没有写出过任何其他东西来。我就在这里会见了年迈力衰的老人——伽利略。他由于在天文学上的见解和圣·方济各会以及圣·多明我会的检察员的思想不合，就被宗教法庭囚禁起来。”（[6]，页36—37）

弥尔顿于1638年5月到1639年7、8月间到法国和意大利进行了为期15个月的访问，于1638年7月到达佛罗伦萨，因此应该是在此时会见了伽利略。到19世纪，这件事也激发了一些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如英国画家卢西（Charles Lucy，1814—1873）就创作了油画《弥尔顿会见伽利略》（The Interview of Milton with Galileo，图7），现藏英国施普利美术馆（The Shipley Art Gallery）。意大利画家伽蒂（Annibale Gatti，1828—1909）则创作了油画《伽利略接待弥尔顿》（Galileo Receives Milton，图8）和《伽利略与弥尔顿》（Galileo and Milton，图9），前者现藏英国维尔康图书馆（Welcome Library），后者现藏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伽利略博物馆（Muso Galileo）。到了1912年，意大利雕塑家奥瑞里（Cesare Aureli，1844—1932）还雕刻了《伽利略向弥尔顿展示他的天文仪器》（Galileo Showing his Astronomic Model to Milton）大理石雕像（图10为其早期照片，现藏英国维尔康图书馆），捐赠给罗马大学。

图7（左）卢西《弥尔顿会见伽利略》；图8（右）伽蒂《伽利略接待弥尔顿》

图9（左）伽蒂《伽利略与弥尔顿》；图10（右）奥瑞里《伽利略向弥尔顿展示他的天文仪器》的早期照片

在这类作品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院士哈特（Solomon Alexander Hart，1806—1881）在1847年完成的油画《弥尔顿访问宗教裁判所的囚徒伽利略》（Milton Visiting Galileo when [He Was] a Prisoner of the Inquisition，图11），该画现藏英国维尔康图书馆。画面中，弥尔顿刚刚走进由狱卒打开的牢门。从装束来看，这位狱卒是一位天主教修士，手里拿着两把巨大的牢门钥匙。弥尔顿右手拿着一本书，书名是意大利文GUIDA di SCIENZE，也就是《科学指南》（图12）。弥尔顿的食指插在书里的某个页面之间，显然是准备就那一页的问题向伽利略讨教，请他提供“科学指南”。同弥尔顿急切前趋的动态相对照，伏案工作的伽利略右手拿着圆规正在静静地进行度量，完全沉浸在思考之中。背景的墙上同样画着一个日心说的模型（图11局部），画得有点隐晦——其中的大圆上没有画出地球，但通过左下角的满月和与它相对180°的地方的弯月，暗示了大圆其实是地球的绕日轨道。之所以画得这么隐晦，应该是为了反应此时伽利略已被迫对日心说保持禁声的事实。墙边的柜子上摆着一架望远镜，目镜朝上，物镜朝下（图11局部），可能暗示伽利略已经长久未用它进行观测。望远镜后的墙上则挂着意大利画家提坦（Tiziano Vecelli，一般被称为Titan，约1488/9—1576）的油画《刺杀殉道者圣彼得》（The Assassination of Saint Peter Martyr）（图11局部）。画的主题是关于意大利北部隆巴蒂州（Lombardy）的宗教裁判官彼得（Peter of Verona，画面中倒地的那位，死后被追封为殉道者圣彼得，1205—1252）的故事，他因在布道中公开将东正教斥为异端而被该派教徒刺杀。哈特把它放在这里，当然大有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