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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科研人员，似乎应该是这个社会最具自由和探索精神的一个群体。但现实不容乐观，许多教师和科研人员困在了卷”基金”、“帽子”的系统中，难以专注于原本热爱的科研工作。
以下是一位大学中年教师的独白。关于高校青年教师、中年教师的生存现状，欢迎留言讲出您的故事。
鱼龙 | 撰文
近些年，高校中青年科研才俊不幸离世的噩耗频频见诸网络，很多都是四五十岁的壮年期，这个年龄其实正是高校教师最有创造力的职业黄金阶段，人生却踩了急刹车。以往令人羡慕的高校教师岗位，似乎成为高危职业， “青椒”、“中椒”们难免兔死狐悲，人人自危。
“青椒”，顾名思义，指的是高校青年教师。“中椒”，则是高校中年教师。当社会将目光投向“青椒”的生存现状时，可以说，“中椒”们在科研圈的处境，与青椒相比，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一名“青椒”过来人，深知“中椒”们的现状，很大程度上就是“青椒”们的未来。希冀小文管中窥豹，提供教师生存状况的一个缩影。
到底多少岁才算是“中椒”？这个界限很模糊，因为“青椒”就不十分明确，自然排在“青”之后的“中”也是笔糊涂账。
比如，国家自然基金青年基金项目的年龄限制是当年男性未满35周岁，女性未满40周岁；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人当年男性未满38周岁，女性未满40周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申报，需要当年男性未满45周岁，女性未满48周岁。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宜家招聘的退休人员计划，将退休人员界定为45岁开始。如果把这个界定放眼全球，更官方的解读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对青年的定义：44岁以下的人被列为青年。当然健康和生理的年龄界定，在学术圈是没什么意义的。虽然按照杰青的说法，45岁都算是“青年科研工作者”，但对于绝大部分科研人来说，更有实际意义的槛，实际上是国家自然基金青年基金项目，也就是俗称的国自然青基的年龄节点35岁（这里按照男性的标准来划线，没有任何性别歧视的意思）——过了这个年龄，对相当一部分科研人员来说，唯一一次有可能申报国家项目的机会，就永远关上了大门，是真真正正再也没有机会申报任何“青年”项目，也就意味着终生在科研圈苦苦挣扎的窗户开始打开。
因此，我们的中椒群体，就从35岁往后开始刻画吧，就是这么一群三四十岁，说老不老，但肯定不小，大概率是中级职称，面临着职业、家庭、健康等一系列痛点的“中年人”。
国家基金：
一道极难逾越的坎
很多的社会关注点在于“青椒”没有足够的科研经费，收入有限，又面临着结婚购房等需要用钱的地方，无法安心开展科研。但实际上，这些问题，不仅仅是“青椒”独享，“中椒”也是一样。
特别是科研经费，现在的科研活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场烧钱的活动。对于大部分普通高校教师而言，几百万的项目以一己之力几乎不可能染指，不仅是本身申报难度大，更是因为需要抱团组队打怪。所以“最有可能”参与并中标的就是自然基金委系列的项目了，国家基金面上项目有五六十万，相对于很多省市面上项目只有十万的经费来说，已经属于大项目了，可以帮助课题组熬几年，所以，拿到国家面上项目，至少是课题组正常运转的一个重要保障。
作为一个双非高校、非大佬团队、生命领域的普通“中椒”，牛博士今年正好进入不惑之年，这已经是第四次申请国家面上项目了。
“感觉今年依然还是炮灰。”牛博士在熬了几乎三个月不休，交上申报书之后，迎来的不是轻松，而是无尽的失望和空虚。如今的生命科学领域，几乎是卷中之卷，特别是伴随着相当多海外人才的归国报效，让学科整体水平更是水涨船高。
而且这一难度趋势和命中比例并不是只有生命领域才是这样，几乎所有的非文科专业，或者说申报国自然项目的专业，都是越发看衰。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发布的公告，2023年国自然面上基金项目的资助率仅不足17%，也就是说，五个人申请，大约有一个能中标。如果放在篮球比赛中，一个球员的投篮命中率在17%左右，意味着很低的命中率。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改革了政策，导致面上基金项目的申报量增幅高达49.1%，而这一数字在2023年和2022年仅为2.6%和4.6%。换言之，如果预算总盘子没有显著增加，或者资助方案没有变化，今年的资助率将是显著的断崖式下降，这让原本就竞争激烈的国自然基金申报，更是进入了拼刺刀肉搏战的阶段。
一方面，国家级项目看起来只是为科研锦上添花，是否中标并没“一中定终身”的残酷，但另一方面，很多时候国家项目除了是科研运转的保障之外，更是考核通过，甚至职业生涯能否延续的保证。
科研是高校教师职业的生命线，而如何来评价科研呢？
自打上级部门要求破“n维”后，就很难有统一的标杆，无非就是基金、论文、专利等，其中最为看重的依然还是基金，尤以国家基金含金量最高，因此很多高校将拿到国家基金项目作为聘期延续甚至非升即走的最主要指标，而对大部分普通高校教师来说，唯一有可能拿到的国家项目就是国自然面上和青年基金项目。
对于“青椒”，还可以搏一下青年基金项目，虽然竞争依然激烈，但只要研究基础较好，手握几篇还过得去的文章，标书写的不是那么糟糕，两三年总会申请到，而且青基有年龄和申请次数限制，必须是35岁之下，一生只能申报一次，这就相对来说降低了难度，至少科研大佬不会下场竞争；但反观面上基金，几乎没有任何限制条件，现在甚至国家杰青和长江学者也入场围剿，这让普通的“中椒”中标难上加难。
反观学校，对于国家项目的考核几乎是个硬杠杠。马博士四十有加，妥妥的中椒，五年前回国后就职在一所省属双非高校，比一般中椒幸运的是，拿到了三个省部级人才帽子，在就职的学校里面也算是能拿得出手了，但苦于国基不中，因此在考核和评聘的时候，哪怕是三个省部级人才项目也比不过一个国自然青年项目，校方回复也是有理有据，毕竟后者是个国家级项目。于是出现了省部级人才苦心耕耘五年，但考核不如刚出道的握有青基的年轻教师的怪象。
SAIXIANSHENG
职业的瓶颈
国家项目是大多数高校晋升职称，完成考核的必备，当唯一能参与的项目也如此困难，晋升自然也就变成了可望不可及。
同为80后“中椒”的朱博士，回国已经是第四年了，当初以人才引进成为一所985高校的“校聘副教授”，可以理解为没有职称，享受副教授待遇，这和国内高校正式评聘成为副教授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没有非升即走，但这个“副教授”也是虚的，只有一个名号而已。回国后，学校给了部分启动经费，帮助其建立了实验团队，并开展了起步阶段的科研，虽然经费相对来说还算充裕，但当初考核任务书里明白写着需要主持国自然项目才能续聘。然而，进入材料类专业，发表论文几乎全部是影响因子十分才算入门，没有JACS或者子刊之类，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做材料的，国自然的竞争自然也就到了夸张的程度。国自然面上项目五六十万的经费其实仅仅能支撑科研一两年而已，然而这个“名”比起“利”，要有分量得多。如今已经是考核期的最后一年，如果今年再拿不到国家项目，就面临着低聘，从副教授降为讲师。“但这还不是终点”，朱博士苦笑着告诉笔者，“如果你以为降到底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后面还有转岗的风险。”也就是从教师系列转到教辅系列。
除了要应对份内的科研重任，学生就业现在也成了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朱博士所在的学校规定：如果自己带的研究生，有一个没有按时就业，明年就减少一个招生名额。朱博士三年前参与联合培养，今年毕业四个学生，这四个学生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在学校要求的时间节点前“按时”就业，理论上明年就要减少四个招生名额，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朱博士一年正常只能招收三个学生，“这是不是说我还欠着学校一个名额，需要后年再继续补上？”没有学生，意味着科研产出减少，也就更意味着申报项目的科研基础变弱，更加大了申报难度，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学生就业要跟导师招生名额挂钩，如果家里有矿，想在家休整一年再就业，不可以吗？！”朱博士苦笑道。
当国自然面上项目的参与人水平越发提高，人数越发增加，竞争也日趋白热化。没有足够的人脉，背后大佬的支持，和自己完善的团队保障，想要拿到面上项目，实在是难度大增。而这些资源，并不是到了“中椒”的年龄，就跟年龄成正比关系了，相当一部分“中椒”上述资源几乎为零，也就导致申报多年都铩羽而归。如此的科研生态，对于相当多的海归来说，毫无优势可言，在外拼搏多年，到了国内，几乎没有任何积淀，以“中椒”的年龄从事“青椒”的工作，一切从零开始，虽然自身水平不弱，也手握部分科研成果，但很难融入国内的圈子，导致始终是边缘人甚至是局外人。
朱博士这种有着副教授甚至教授的虚名，但没有编制或终身教职的情况，几乎已经成了当下高校引进人才的标配待遇。这一从国外“预聘-长聘”制度引入的舶来品，不仅适用于985/211，现在连很多省属双非高校也用的风生水起。甚至出现，哪怕你已经有了终身的教授职称，也很有可能因为完不成考核被低聘成副教授甚至讲师。而对还没有编制或者终身教授的中椒来说，情况将更为凄惨，一旦完不成考核，解聘进入社会，自然是毫无竞争力可言——年龄歧视在科研圈同样适用。因此，整个高校就像是一个停不下的陀螺，新人老人都在迅速地被卷着，如果想对工作报以热情积极应对，就要一直卷。于是，出现了另一个物极必反的恶果，哪怕考核通过留下的副教授，很多都已耗费了巨大精气神，以前的所有成果都用于完成考核了，要想进一步升级成教授，就要重新积累成果，但这又谈何容易，也就造成了很多副教授看着升级无望，就彻底躺平，哪怕被低聘，也不想再让自己卷起来。
放眼整个社会，虽然“卷”已经成了各行各业的一个普遍现象，但在高校，尤其是科研领域，这种“卷”还有着其独特性，科研是一个特别需要沉下心，耐下性子的领域，刨除基础科研这种需要慢工出细活的方向，哪怕像是药物研发，这种具有巨大回报的方向，没有十年以上的积累也很难出成果，但现在高校的考核往往是三年到五年就是一个聘期，而且很多时候考核并不仅仅是对自己纵向的考核，而是在学院水平或者同批入校的老师之间进行横向考核，只有优中选优——这也是今年国自然项目的话语——方能通过，哪怕你再努力，到了考核的时候，就像开盲盒，才知道周边的“竞争对手”到底是几斤几两，这就导致几乎所有人都瞄着考核指标，然后投入大量精力用于短平快和具有高展示度的工作内容，没有人再踏踏实实做长周期，高风险的科研创新。往小处说。长期如此，会把一个科研人员最宝贵最有创造力的年华全部浪费，往大处说，会让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大打折扣。每年上亿的国自然经费支出，换回的卡脖子技术突破却寥寥无几，就是最好的注释。
如果说申报基金拼的是脑力，郁闷的是，“中椒”的体力也成了一块短板。“中椒”总是有意无意忽略自己的身体，“真怕身体突然亮红灯，曾经憧憬过四十多岁，觉得那是迈过青年后的一种成熟，正是脑力体力的人生巅峰期，但真到了这个时候，才发现，巅峰已过，下坡路上越跑越快了。”牛博士颇有些无奈地说道，就像郭德纲相声里说的，“不如从前了”。
因为大部分时间都需要坐在电脑前面处理文字工作，而且又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往往一坐就是一整天，时间久了，外在感官上看起来首先就是胖了。牛博士进入高校仅仅三年，就胖了近三十斤，他只好自嘲是“过劳肥”，而肥胖背后就是脂肪肝等各种内在隐患。同时，还有颈椎，腰椎疼痛，现在他开车一定时间，下车的时候都需要用手扶着腰走几步才能缓解，那个姿势和动作看起来说是六七十岁，也不为过。
“学校组织每年体检，但很多中年老师都不敢去体检，就怕查出问题，不去查，就默认自己没啥事。”很难想象这种自欺欺人的唯心主义鸵鸟式观念，竟然会在很多搞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老师身上发生。每有“青椒”“中椒”不幸离世的事件报道，总会引发同在科研岗位上的中椒一阵唏嘘。
在自己撑不住的同时，愧对的还有父母与孩子，“以前总觉得说上有老，下有小，是一种矫情”，牛博士颇有些无奈地说，“但身处其中，才知道，真的两边都顾不上。”
因为读博士毕业本身就属于大龄青年了，再加上为了事业工作几年才有了孩子，现如今孩子才刚进入小学，接送孩子完全不可能，辅导孩子学习更是奢望。工作日期间，关于孩子的所有担子几乎都落到了父母的肩上。相对应的，是父母随着年龄身体也肉眼可见的衰老，面对调皮的孩子，颇有些力不从心。唯有周末空出时间，自己才能照顾小朋友，让年迈的父母歇一歇。但这个时候，“青椒”往往正在实验室全力拼搏，没有家庭的后顾之忧，恨不得24小时住在实验室，每周的常规组会也都放在周末，将所有时间全都放在了科研上。
“去年大年二十九，学院百分之八十的实验室还在正常运转，很多年轻人过年都不回家，看着年前晚上九十点实验室都灯火通明，真是觉得拼不过年轻人了。”朱博士颇有一种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的绝望。
比没有时间更尴尬的是，“中椒”已经工作多年，甚至也步入了高级职称的行列，面对父母的医药费和孩子的教育费，还有身上扛的房贷车贷，依然有些手头不宽裕。大学教师的收入并非外界猜测的那样可以财务自由，或者至少衣食无忧。随着物价的上涨，特别是当老人孩子都开始用钱的时候，一个月一万多元的收入，显得有些捉襟见肘。经常自我怀疑，上了这么多年学，是否甘心这样的回报。
高校教师，看似是一个让旁人羡慕的“金饭碗”。但实际上，人到中年，各种槽点，不是一篇小文能真实反映的。如何破局，不同学术“阶层”的“中椒”回答也不尽相同，但基本共识还是相当统一的，那就是还学术于其本身，尊重学术和人才发展的自身规律。
这个说起来容易，但实际执行起来可能不是那么简单。这需要从顶层设计的时候，就破除将基金项目与职称和待遇进行挂钩，让基金回归于项目本质——命中基金仅仅是学术假设征服了评审专家，但在实际的科研过程中，充满变数，很有可能最终结果无法实现申报提出的目标，因此考核真正的学术产出相比于获得基金资助应该更有评价意义。获得更多的基金，应该是有了更多的责任和动力，甚至是压力，而不是范进中举般的弹冠相庆，因为我们从来没见到过被安排了更多的课时，任课老师洋洋自得，外人纷纷恭贺道喜，这就说明了基金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科研任务，而变成了有“投资属性的商品”。然后再进一步打破帽子、圈子等束缚，减少学术垄断，让更多有科研能力也有科研抱负的普通中椒也能实现自己的初心。如此一来，高校中椒方能真正安心并专注于授课与科研，也能够真正拿出扎实的科研论文和成果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