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兼作家与学者的纪大伟不是台湾书写同志文学史的第一人，却堪称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在2012年出版《正面与背影：台湾同志文学简史》之后，又花四年完成了规模更大的三十万字著作《同志文学史》。作家好友陈雪说，如果回溯到阅读文本、史料收集和研究启动，这本书可谓他集二十年之力、“滴鸡精等级”的史书。
从书名开始，纪大伟就不断颠覆既定框架。他不愿在同志文学之前冠上“台湾”，就像美国写文学史、大陆写文学史那样理所当然，不需要加上地名，“否则好像显得自卑”。而书名副标题“台湾的发明”，虽有台湾独具丰盛同志创作的骄傲，却也悲哀地意指：“我们没有同志电影史或同志电视史等等，只有文学记录了同志历史这件事。”
纪大伟把同志文学的起源从作者主动，转移到“读者开始在文字中感受到同性恋人事物”，并且大胆主张把报纸开始提供大量同性恋相关资讯的20世纪50年代定义为“同志文学史的关键十年”。
书中按不同年代分章，同时对应冷战前至后冷战时期，突破线性史观，深掘同志文学内涵。比如他特别将20世纪70年代的女同与男同作品分章叙述，突出各自迥异的主题；在被称为同志文学黄金时代的世纪末一章，他将“艾滋”作为同志文学的转折点，探究恐艾症的来由。
虽然本书并非同志运动的产物，却展现了“以文学为媒介描写同志历史”的意图。纪大伟说，谈论同志文学绝不能脱离时代，他用许多篇幅描述各个时代的社会氛围，行文摆脱枯燥生硬的学术口吻，如同与读者聊天一般生动活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