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厚德载雾，自强不吸”还要多久？_

中国“厚德载雾，自强不吸”还要多久？

还有，发达国家是怎么奇迹告别雾霾的？

华北重霾，让人联想到曾经的霾都洛杉矶，这样的发达国家是怎么走出“阴霾”的？

我们先带着问题看一下多年以前我国是怎样开始步入如此“阴霾”现状的。

下图是NASA 2010年发布的 2001-2006年全球 pm2.5 污染地图（原图见：NASA - New Map Offers a Global View of Health-Sapping Air Pollution）

当然这张图超过80就已经红到发黑了。

以及网易有一张图片（原文见：危险的PM2.5颗粒）：

如果数据无误的话，04-06年，北京大学院内年均 pm 2.5的浓度是120。2013年北京年均 pm 2.5 浓度为89.5，而且实际上我也不知道这个数据的可靠度有多大，仅供参考。

雾霾最近几年没有突然爆发，只是我们知道了 “雾霾” 这个现象。从2011年左右开始，美国大使馆持续播报 PM2.5 的行为终于引发了社会关注，加之政府终于承认了 “雾霾” 一词，导致我们对雾霾更加关注了。在03年以前，北京并没有雾霾（对不起这儿我可能说错了，事实上03年之前我也不记得是否有雾霾了），主要狠辣的是春天刮大风。大风带着内蒙古的沙尘涌过来，天昏地暗飞沙走石。每年春天总有那么一两周北京街头就和《碟中谍4》里沙尘暴的迪拜街头一样。

手头也没有翔实的数据，在家不便查文献库，只能凭借大概的了解谈一谈，可能有错（以下因素无序排列）：

与城市家庭的私家车持有量剧增有关
与中部城市玩命追求GDP，开始大规模搞扩城建设（题主提到的安徽，其省会合肥近五年的PM2.5来源中建筑尘占比大增，类似的还有河南郑州），并引入沿海发达城市淘汰的工业企业有关
与气候变化有关。冬季变得更湿润（较高的空气湿度有利于雾霾发生），少遇强冷空气光顾，静稳天气往往可维持很长时间，污染物得以不断积累
其它诸如内蒙草原沙化加剧（扬沙和远程沙尘传输对我国部分地区的春季灰霾有贡献）、生物质燃烧量（如秸秆焚烧）增加、能源因素等，都有一定关联
细颗粒物在合适的气象条件下可以远程传输，导致地区之间相互影响。或可猜想，短期内发生雾霾的地域越广，其进一步扩增的速率就越快。
总之，原因是多样的……我们不可能一言蔽之，也不能把问天全归咎在某一种事物上，什么砖家曾放言是因为全城一起做饭，油烟导致空气雾霾……呵呵，纯粹扯淡。

发达国家是怎么奇迹告别雾霾的？

在洛杉矶的治霾史中，好莱坞明星、家庭妇女、良心科学家、铁腕政府官员都做出各自的努力，无人置身事外。

70年前，美国洛杉矶也曾经经历过几乎一模一样的伤痛。对于土生土长的洛杉矶人来说，这座美丽繁华的“天使之城” 除了好莱坞、迪斯尼、圣莫妮卡海滩，除了科比、湖人队、1984奥运会，还有一个深植记忆的痛苦标签——曾经肆虐长达半个世纪的严重雾霾。

洛杉矶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雾霾难以消散

由于这里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独特地理状态，雾霾难以吹散、长期驻守。加州标志性的充足光照又导致强烈紫外线，光化学反应一触即发，把毒物向空气中持续释放。而令世人震惊的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折磨洛杉矶人的雾霾在50年后几乎完全消失。如今的游客和新移民已经难以想象，这里曾经“暗无天日”的过往。

这样的奇迹，是如何创造的？对于正在深受雾霾困扰的中国人，洛杉矶经验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

“生化危机”

1940年代雾霾肆虐的洛杉矶

污染“归功于”经济腾飞的时代背景。1949年，洛杉矶的渔业产出超过了波士顿，汽车产量更已仅次于底特律。

此刻的洛杉矶，情况越来越糟，雾霾天越来越频繁，居民开始出现恐慌。时任洛杉矶市长弗彻·布朗信誓旦旦地宣称4个月内一定永久消除雾霾。政府先是关闭了一家化工厂，他们认定丁二烯排放是污染源。但，雾霾并没有缓解。很快政府又宣布全市30万家庭垃圾焚烧炉是罪魁祸首，居民们被禁止在后院焚烧垃圾。然而，雾霾依然没有减少。

曾经“暗无天日”的洛杉矶

有人不沉默

严重的雾霾之下，哮喘、气管炎、咽喉炎、心脏病和一些过敏性疾病开始爆发。

人们开始以各种方式发出声音，表达不满。最具力量的，是幽默和讽刺。

1950年代，好莱坞演员们想出了“雾霾罐头”的点子：“你有敌人吗？有的话省下买刀的钱，把这个罐头送给他吧！”

雾霾罐头

人们还印刷出了“雾霾明信片”嘲讽洛杉矶独特的城市形象。航拍角度的镜头下，是60年代洛杉矶市中心的高楼大厦和模糊不清的天际线。远处的山顶的白雪若隐若现，一切犹如被炖在一锅黏糊糊的毒物之中。

一张1970年代的“雾霾明信片”

1950年代，她们自发组成了一个团体，给自己取名“驱除烟雾（Stamp Out Smog）”，英文首字母缩写巧妙地符合国际通用求救信号“SOS”。有男人轻蔑地嘲讽她们是“涂着睫毛膏的女斗士”。她们却很快证明自己绝不是做秀，而是积极的行动派：做调研、写报告、到政府请愿、向州长进言治理倡议。

起初，她们只有二三十个成员。很快，每个人再叫上二三十个朋友。二十乘以二十，不断壮大。就这样，每每有公开的环境污染情况听证会，总会有数以百计的母亲到场，她们常常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表达关切和不满。

很多人惊讶，抗击严重污染和政府失职，最有效的“武器”竟然是：愤怒的母亲。

良心科学家

一时间，每个人都在愤怒地追问：究竟谁才是罪魁祸首。出人意料，一名来自荷兰的科学家通过实验揭示了真相，并由此成为后来半个世纪对于洛杉矶这座城市最为重要的人。

阿里·哈根·施密特教授

1945年，当加州理工大学教授——荷兰化学家阿里·哈根·施密特从夏威夷把六千磅菠萝运到洛杉矶时，是为了研究菠萝的香味。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和菠萝一起闯入他生活的，会是洛杉矶的雾霾，他本能地感觉有哪里不对，决定研究大气污染。

经过多个月的实验研究，斯密特得出结论：雾霾来自于汽车尾气，与阳光发生光化学反应，产生了臭氧以及其他剧毒的物质。这重大的发现一石激起千层浪。1951年，雾霾甚至有了以他命名的新外号“哈根烟雾（Haagen smog）”。

然而事实证明，斯密特是对的。

车轮上的洛杉矶

洛杉矶人第一次明确意识到，给他们带来威胁的雾霾就出自自己心爱的汽车。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早有预感，又不愿承认的事实：每个人自己就是污染源。

法治的力量

在环保领域，加州一直以来在全美乃至全球一马当先，与完善有效的法治关系重大。1960年代末，随着美国民权和反战运动的高涨，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关注环境问题。1970年4月22日，两千万民众在全美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空气污染、呼吁保护环境。这一草根行动最终直达国会山，立法机构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迫切性。后来这一天被美国政府定为“地球日”。

公民抗议空气污染

这些努力促成了1970年《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修正案的出台。洛杉矶空气质量得到了有史以来最显著、最快的改善。

就这样，20世纪90年代，洛杉矶人朝思暮想的蓝天白云，终于回归了。

公民责任与科技魔力

加州成为今天全美环境保护、抵制气候变化的先锋，与这里的民众超群的环保意识乃至道德自律息息相关。然而，这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人们的观念和生活习惯是在数十年与雾霾的对抗中潜移默化、慢慢转变的。

良好环境VS经济增长

尽管如今的洛杉矶，比起雾霾肆虐的上个世纪，空气质量已经好了太多。但它依然是全美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市，加州也依然是空气质量相对最差的州。如今，这里的主要污染物就是臭氧。与张牙舞爪的细颗粒物PM2.5、PM10相比，臭氧要“低调”得多。然而，它其实更加可怕。

臭氧几乎能与任何生物组织反应，对呼吸道的破坏性很强。会刺激损害鼻黏膜和呼吸道，轻则引发胸闷咳嗽、咽喉肿痛，重则引发哮喘，导致上呼吸道疾病恶化，还可能导致肺功能减弱、肺气肿和肺组织损伤，这些损伤往往不可修复。同样，臭氧也会刺激眼睛，使视觉敏感度和视力降低。它还会破坏皮肤中的维生素E，使皮肤长出皱纹和黑斑。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似乎是永恒的两难选择。希望拥有清洁的空气，如果一定要牺牲GDP，值得吗？

加州人的答案是：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