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陈晓楠图/受访者提供
2月18日，电视片《受降地》的开机仪式在汕头市濠江区珠浦文化广场举行。
这部12集的电视片，根据作家郭小东的同名长篇小说《受降地》的史料实录改编。该小说入选广东省作协“三重”（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重点风物）扶持项目。
《受降地》电视片海报郭小东所熟悉的城市汕头，是当年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之后中国境内的受降地之一。他从对《华夷变态》等日本史料的研究中，悟出日本侵华的民族心机竟然隐匿了近千年、又蓄谋筹划了五百年。这让郭小东极为感慨，动念写作。
《受降地》作者郭小东随后，郭小东与周建江、陆基民等一道，赴汕头等地档案馆查阅，亲赴曾是战俘营的澳头珠浦等历史现场，并寻访了十多位九十岁以上的老兵、老人。
他说，自己通过《受降地》意欲讲述的，正是日本如何从密谋侵华及至投降的历史命数。
蓄谋了五百年的侵略史
羊城晚报：是什么促使您写作《受降地》？
郭小东：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性。也许是因为我去过一些地方，见过一些别样的人，又读了相关的书，比如《华夷变态》，遂有所感：日本从侵华到战败投降历14年，但之前谋略了近千年、筹划了五百年。这种民族心机，很值得研究。
羊城晚报：能否具体谈谈《华夷变态》与日本侵华战争的关联，及对于写作《受降地》的启示？
郭小东：五百年前，日本人在长崎设立唐通事（专事询记来自中国商船情报的官职），搜集对中国形势的调查和情报资讯，形成了数千件被称为“唐船风说书”的报告书，后经幕府儒官编辑整理为《华夷变态》。
日本的明治维新，从一开始就分出两个以上的方向，各自代表其动机。一是夷技，简言之为科学技术，这是公开的、明晰的；另一个则是国家政治，它关心的是占领与统治的扩张。这种思考突破国界，没有东西方规约，且不可张扬，只能密谋或密约。
只有从这样的视角，才能真正进入日本的历史，揭示战争的本质。蓄谋了五百年的历史，全写在卷帙浩瀚的书上，其主要内容则是“唐船风说书”所苦心孤诣的搜录。
20世纪初年，日本又派出大量学生，以旅游之名对中国实施网格化密调，路线多达七百多条，成果收入《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这些搜录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依据。
《受降地》意欲讲述的，正是日本如何从密谋侵华及至投降的历史命数。
为地方复活久远的尊严
羊城晚报：1945年日军无条件投降，中国战区有16个受降地（一个在缅甸），为什么要选择写潮汕这个第三受降地而不是其他？
郭小东：潮汕在抗日战争中，有特别的位置。它是远东最远而又离太平洋最近的战场，对于日军来说，其战略重点是封锁东南沿海，阻断海内外联络，并负责日军海上后勤补给。
而潮汕的良港和丰厚的人文，更令日人垂涎。当时日军兵源匮乏，进攻潮汕的日军多用朝鲜兵或台湾兵，而且大多是少年兵。
日军清楚，汕头一直是抗日力量和南洋华侨的联络信道，攻占汕头可消解华侨的支持力量。事实上，潮汕的华侨不单具有商业精神，而且不失潮勇的枭雄。
当年日军在潮汕，正面战场惨败；在敌后，则有遍地开花的青年抗日队伍，在东江纵队领导下屡屡袭击日军得手。写入战史的“南阳保卫战”中，有39名日军被消灭在牛田洋的滩涂中。
在潮汕丰富的人文环境和骁勇的天性之间，所有的角逐都更加彰显战争的残酷。日军在这里成为战败者而投降，更富战争的戏剧性。
我想，疏忽和遗忘，有可能断送人类的某一次救赎，而受降地的存在与否，多少会有所补救——能给低海拔的汕头濠江，一点高度；给过于拥塞而又拼命舒展的潮汕，一点疏朗；让达濠那两条战俘劳役的溪涧，丰腴一点历史的收藏，同时复活一份久远的尊严。
羊城晚报：在电视片方面，您是如何处理的？
郭小东：汕头受降区的投降日军，集中地为达濠岛，岛上设立了五个日军战俘集中营。《受降地》以此为背景，记述日军从侵占潮汕到战败投降，以及潮汕人民奋勇抗敌的史实，讴歌潮汕人民不做亡国奴的抗战精神，揭示日本侵华是武力和文化双重战争的实质。
此次开拍的电视片，也以达濠岛及汕头市为主要拍摄点，实景地延伸到潮阳、澄海、南澳、汕尾、普宁等地村镇。电视片融入了潮剧、说唱、英歌舞、拜祭民俗等地域文化元素，以及宗族、侨批、潮勇等历史人文事象。
对付文化侵略，只能以文化相抵抗
羊城晚报：《受降地》的主题是文化抵抗，那日军当时的文化侵略是如何实施的？
郭小东：与沙俄纯粹为了开疆拓土不同，日本不单要地，还要人，要奴化专制、要统治。战争和文化奴役，是日本侵华的两手。但潮汕地区的文化血脉和骁勇民风，令日本人在此不得不采取更诡黠的战略战术。例如策动潮汕文豪陈光烈（曾编撰《潮州志》《南澳岛史》）任伪警备保安司令一事，可知日本人之险恶用心。
郭小东团队采访南阳保卫战所在地汕头市潮阳区西胪镇遗存的日军炮楼日本对华的文化侵略，可追溯到17世纪日本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的《国姓爷战》。书中日本人占领南京的内容触目惊心。而最早提出侵华方案的，是日本学者佐藤信渊，他提出了日本先攻取满洲、然后“经略”整个中国的计划。
20世纪初，日本学者、文人一直蠢蠢欲动，在学术文章中赤裸裸地宣扬侵略中国的强盗计划。日本将文化侵略作为战争的组成部分，存在于文学、历史学、宗教活动、教育、情报、宣传等。
日本有大量关于我国国民性的研究书籍，如《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等书，将人性中一切负面和丑恶的东西都加到中国人的形象中，为日本长期占领和奴役中国寻找根据和对策。
战时日本文坛“笔部队”，是军国主义的“思想刺刀”。“笔部队”作家穿着不同军种的制服，挎战刀，佩胸章，有的直接从军入伍，左手拿枪，右手握笔。
对付文化侵略，只能文化抵抗，别无他法。但潮汕的文化抵抗，出神入化，可以说国中无二。
千年民俗在铁蹄下抗争
羊城晚报：您在作品中写道，“潮汕沦陷六年，狗不叫，鸡不鸣”。这是为什么，连动物也抗日吗？
郭小东：这是出自我们寻访到的95岁的吴绩展老人的描述：“日军登陆濠江的那夜，几十个日本兵，拉着战马，拖着辎重，在短短的苏州街上，来回奔跑，好似千军万马！折腾一夜。我从门缝里，看傻了，鸡狗也懵懂，从此不鸣不叫。六年后日军投降，鸡狗又叫了！”
那场战争太遥远了，我们去汕头外马路寻找受降仪式地，已无人知晓“前朝旧事”。我们去濠江，那里有五个日俘集中营，曾经关押六千多战俘和日侨；三个登陆点，两个美舰停泊地……但此地无人知晓，连负责文史地方志的官员，也一无所知。
郭小东团队采访南阳抗日老兵后代询遍九十几岁的老人，只说儿时曾见战俘在河里劳役。战前濠江三万多人口，战后仅剩一万二千，可现在已找不到被日军残害过的人，见不着残存的物品。
只是战后潮汕沿海的城镇，每间隔50、100米，就有无主的废墟，这是当年日本轰炸机的落弹点。“文革”中，我家曾寄宿的梅厝，就是这样一座废墟。
羊城晚报：您在作品中如何切入潮汕抗战的特点呢？
郭小东：我想到的是，在六年沦陷中，日军刺刀下潮汕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拜老爷，保贺，营联标，祭孤，英歌舞，大锣鼓，这些潮汕人信仰和骁勇的礼俗，是否正常进行？回答是肯定的。
在饥饿的1943年，日本学校发粮发钱利诱潮汕市民入学，但应者寥寥。人们反而以当地的英歌舞，对付日式的阿波舞，直把英歌舞到了日本宪兵队门口，拜土地爷拜去了布满刺刀的城墙；营老爷，营联标，营到日本人眼皮底下……用地方风俗去张扬尊严。
在这个时候，所有的潮汕民俗，都成了勇敢者的游戏，其中饱含潮勇的血性和自信。所以那时驻扎在城内的三十多个日本兵，轻易都不敢独自到街上去。
那时，潮汕人用千年的锣鼓、风俗、甚至美食，在铁蹄下耕耘自己的生活，机智地保卫家园。有许多时候，借各种各样的古例和方俗，去到刺刀无法抵达的地方，是可能的。特别是对来自台湾的少年兵、学生兵来说，潮汕的乡土风情有时也会钝化刺刀。
羊城晚报：《受降地》与相关电视片的创作，对建立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文化、文旅空间有何启示？在转化为城市语言的过程中，又如何与爱国主义、反战精神联系起来？
郭小东：受降地至少有两个含义：受降和受降的地方。前者是世界性的重大事件，是徽章，镌刻在时间里，成为标识并赋予光荣的意义。因为这个徽章，地域空间单薄的历史会变得丰富厚重，耐人寻味。
郭小东团队采访“南阳保卫战”资料作者郭克勤同时，由于现在时的叙述与过去时的留痕，所产生的时空交叠，会诞生新的时空语言。因为受降仪式，此地成为缔造人类文明进程伟大事件的承担者。我去过多个受降地，显出退潮的冷寂，但文学艺术会给它留下天空的痕迹。这里的每一座废墟，都是方尖碑。
其实，我所写的《受降地》，潮汕和濠江，还有许多被淹没的痕迹。萧乾《梦之谷》，“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的志士冯铿等等，无数潮汕的英雄儿女，他们在天的灵魂，始终鸟瞰着大地，为和平的日子抹去战争的泪痕。
实地采访是件艰苦的事，我和周建江博士、陆基民先生，三位老人不懈跋涉，矢志不渝。谢他们。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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