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生长的背后动因：移动支付兴起和全民理财意识的觉醒
互联网金融早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就产生了萌芽，即使是互联网金融中名声最响的第三方支付和P2P也早在2010年前就已经在我国落地生根，但为什么直到2013年才得以爆发而且于2013年到2016年在国内野蛮生长，是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的。
虽然行业内外很多专家、机构对2013互联网金融爆发都有解读，虽然笔者也承认互联网技术的爆炸、国内居民金融服务需求的崛起……是互联网金融爆发的重要原因，我们始终认为除了这些技术层面的原因之外，必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而这些才是真正促使互金行业爆发乃至熄火的关键。
1.从技术的角度，移动互联的时代的到来促使了互联网金融的爆发。
驱动互联网金融快速增长的动力来自于金融领域和互联网行业各自内在的发展需要。互联网有助于金融业满足更多样、复杂化的消费需求，而金融业则能提供互联网传统领域无法提供的巨大市场。
仅以传统的基金销售领域为例，2013年6月13日支付宝的"余额宝"业务上线，短短两周内客户数超过250万户，完成了传统基金业几年难以积累的客户容量，彰显了互联网金融的市场魅力。
从定义上说，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行业与互联网(目前主要是Web2.0)和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相融合的新兴事物。主要有传统金融业务网络化、互联网企业切入新金融领域等模式，两者共同追求满足多样和复杂化的金融新需求，而这必然激发对于支付模式革新突破的持续要求。
据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的《2013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第一季度，全国共发生电子支付56.12 亿笔业务，金额217.59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9.99%和26.20%，其中移动支付1.98 亿笔，金额1.10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9.30%和206.46%，移动支付增长速度位于各类支付业务之首，这与金融创新不断涌现，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有相当的关联。
而金融机构利用移动网络实现各种功能，是当时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
6月9日，中国移动与中国银联联合推出了可信服务管理平台系统互联的移动支付平台及手机钱包业务，中国银行和浦发、光大、中信、广发、民生、北京、上海等17家银行陆续接入移动支付平台，国内首次实现银行与通信业间应用系统的互联互通。
从消费者角度来说，移动设备的性能越来越高，消费者可以利用一个终端，一个集成手机、PAD等各种功能的终端，进行购物消费、理财网站的访问及产品的投资。随着智能手机上网的快速普及，互联网金融消费的习惯正在养成。
从一般规律来看，一旦某一类新技术的应用渗透率超过10%之后，该类应用将出现加速上升的趋势。根据CNNIC的数据，手机购物、网上银行、手机支付等移动金融相关业务的用户规模增速均超过了80%，手机网上购物的使用率从2011年的6.6%上升至2012年的13.2%，使用人数更是增长了2.36倍从2347万上升到5549万，手机网络购物成为拉动网络购物用户增长的重要力量。手机在线支付的使用率8.6%上升至13.2%，手机网上银行的使用率则从8.2%上升至12.9%。这意味着互联网金融已经具备爆发的技术基础了。
2.国家希望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主观上造就了互金的爆发。
上面从互联网、技术的角度分析了互金行业爆发的原因。而从经济上来看，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演变成为全球性的金融灾难，我国经济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为了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造成的不利影响，政府采用了较为宽松灵活的经济政策，通过在实体市场进行间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称之为4万亿计划(实际各级政府投资金额加起来超过30万亿)。
这个计划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拉动了我国经济的大幅度增长，在短期内拉动了GDP的增长率，防止了国内经济危机的产生。但是从长期来看，4万亿计划实际并未消除而只是延缓危机在国内的影响。2010年前后，这种大规模投资的经济拉动效应基本结束，国内经济进入下行周期。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上国内同时面临人口红利开始消退、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价格上升等局面，国内经济困难重重。
面对中国经济的持续走弱，对国内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国内外资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开始动摇，乃至于2012年发生了严重的资本外流(当然，这次的资本外流与2014年开始并持续至今的新一波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更是极大的影响了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为了保经济，刺激国内消费成为中央经济的重中之重。事实上，经过34年(到2012年前后)的改革开放，国内居民已经拥有了巨额的财富，但是出于对未来保障的怀疑，这些财富大部分都在银行里。如何鼓励居民消费?两个途径：一是继续增加收入，二是做好社会保障，让人们有钱花，而且花起钱来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无论是处于保经济的目的，还是巩固执政基础的目的，增加人民收入、改善民生，都成为当时刻不容缓的事情，于是就有了“居民收入”和“民生保障”在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中的重要位置：
“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社会保障全民覆盖，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形成，社会和谐稳定”……
增加人民收入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两项任务在十二五期间算是定下了。这两项任务中，有了之后的一系列关于默认互金行业创新的宽松环境。
相较而言，增加人民收入听起来简单，但是实施起来却反而更难。如何增加人民收入?提倡加工资么?这无疑会进一步提高劳动力价格。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居民既把钱花出来又能增加收入?有一个好办法，就是理财投资。
3.直接融资的需求叠加居民理财促成了互金行业膨胀。
与此同时，国内4万亿计划形成了巨额的资产(负债)，其中不乏优质资产，加上国内资产证券化的前期铺垫(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制定了 《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以试点的形式启动了以信贷资产为核心的金融资产证券化业务，但是在2008年受次贷危机影响被叫停。)
于是为资产寻找资金、为资金寻找投资渠道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再次进入高层的视野。2012年监管部门陆续推出新政，如券商资管新政十一条、放宽公募基金投资范围、保险业资管放松以及首次允许期货公司加入资管阵营。
2013年6月，国务院明确表示，要“逐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常规化发展，盘活资金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被视为“盘活存量、用好增量”的去杠杆利器——资产证券化正式在中国迎来发展春天。但是最初动机的“不纯”，加上监管的滞后，也为后来埋下了隐患。
从2013年开始，国内资产管理行业整体规模和资产证券化各子业务板块均快速增长。直到2015年年中股市攀上了高峰，整个资管行业也迎来了这波发展的最高点。
互联网金融，抛开其“互联网+”的外衣，其核心还是在于连接资产与资金，而且无论是“宝宝类”产品、还是P2P，又或者众筹，其操作方式无一不是采用的直接融资的手段。
正是在国家政策鼓励直接融资大发展的背景下，以2013年的“余额宝”诞生和规模增速狂飙为契机，互联网金融实现了爆发，所谓的互联网金融元年正式到来。
从互金元年到16年互金行业被规范进入整顿期，我们再来看看发生了什么?大略划分，2013年之后国内互联网经历了几个时期：
2013-2014年，大着胆子向前冲，高喊着我们是风口上的猪。
2015年，小心翼翼的往前走，也有部分平台抢着监管到来前继续闷声搞事情。
2016-2017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往前走。
2014年底至今，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政策出台：
2014年12月，《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和《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分别发布;
201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
2015年8月《关于对通过互联网开展股权融资活动的机构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
2015年12月，《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
2016年年初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3月互联网金融协会正式成立;
2016年10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并启动;
可见，互联网金融在2015年底开始逐渐进入冬季。
我们再来看看同期还发生了什么事：
截至2015年底，银行理财规模已逾16万亿元，保险业总资产规模逾11万亿元，保险行业自身发行的资管产品规模超过1万亿元。根据基金业协会数据，基金管理及其子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私募基金管理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约38.2万亿元，其中券商及基金子公司的资管规模分别都在12万亿元左右。
资产管理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亦存在多层嵌套、杠杆不清、套利频繁、名股实债、刚性兑付和交易复杂等问题，金融风险急速累积，对国内金融稳定构成挑战，表现为：
大量资金转移至表外，而表外资管资金跨市场无序流动推动资产价格大起大落，以2015年“股灾”和2016年的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飙升最为典型。
以资管业务名义从事的类存款贷款业务，通过滚动发售、期限错配，以流动性风险换取超额收益，并形成大量“资金池”，风险十分突出。
金融风险的大量累积，违背了国家鼓励发展资管行业的初衷。这时，统一、全面规范资产管理业务，稳定且可持续地发展资产管理成为国家共识。于是：
2014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107号文)，中国的影子银行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机构持有金融牌照，但存在监管不足或规避监管的业务，包括货币市场基金、资产证券化、部分理财业务等;二是不持有金融牌照，存在监管不足的信用中介机构，包括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还有一类就是不持有金融牌照，完全无监管的信用中介机构，包括新型网络金融公司、第三方理财机构等。
2015年1月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3月《关于做好信托业保障基金筹集和管理等有关具体事项的通知》，4月发布《信托公司条例(征求意见稿)》；
2015年4月证监会强调券商两融业务不得以任何形式开展场外股票配资、伞形信托等活动，7月发布《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9月发布《关于继续做好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通知》并叫停场外配资、伞形信托，12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试行)》的征求意见稿；
2015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征求意见稿)》;
2016年2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意见》;
2016年3月银监会发布《进一步加强信托公司风险监管工作的意见》《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7月发布《关于开展银行业“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
2016年4月保监会发布《中国保监会关于清理规范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通道类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6月发布《关于加强组合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监管的通知》;
2016年6月证监会发布《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落实资产管理业务“八条底线”禁止行为细则(修订版，征求意见稿)》，8月发布《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及《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子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
可见同期国内政府和监管部门(一行三会)对整个金融行业尤其是资产管理行业(资产证券化)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并不是独立的个体事件，而是置于整个资产管理行业的大监管体系之中的，并按照整体节奏在进行。
通过上述我们的梳理，可以发现互联网金融在2013年的爆发乃至之后的“冬天来了”，其背是移动支付的普及和经济金融方面的原因的综合。其爆发有其必然性，通过了解当时互联网金融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可以判断未来互联网金融何去何从。
互金行业案例1：余额宝—普惠金融的代表
1元起购，定期也能理财——2013年余额宝的横空出世，被普遍认为开创了国人互联网理财元年，同时余额宝已经成为普惠金融最典型的代表。上线一年后，它不仅让数以千万从来没接触过理财的人萌发了理财意识，同时激活了金融行业的技术与创新，并推动了市场利率化的进程。余额宝的出现，一方面满足了居民日益增长的资产配置需求，对现有的投资产品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不仅提高了理财收益，降低了理财门槛，更唤醒了公众的理财意识，余额宝的核心贡献在于确立了余额资金的财富化，确立了市场化利率的大致刻度，有利于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
如今，余额宝已不仅仅是国民理财“神器”，它还在不断进入各种消费场景，为用户持续带来微小而美好的变化。
正是由于余额宝的横空出世，拓展了大众理财的渠道，在余额宝强大的资金聚拢效应影响下，各大银行纷纷推出类余额宝产品以应对挑战，比如平安银行推出“平安盈”、民生银行推出“如意宝”、中信银行联同信诚基金推出“薪金煲”、兴业银行推出“兴业宝”和“掌柜钱包”等。这些银行系宝宝军团多为银行与基金公司合作的货币基金。不过，“宝宝”军团的出现，并未影响到余额宝中国第一大货币基金的地位。据3月底天弘基金公布的2015年年报显示：
余额宝在2015年净利润为231.31亿元。这一数据在2014年约为240亿元，2013年约为179亿元。截至2015年12月31日，余额宝份额净值收益率3.6686%，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1.3781%。
2017年12月7日，天弘基金宣布，将余额宝单日申购额度调整为2万元，即对于投资者个人交易账户单日累计超过2万元的申购申请将不予受理，该措施于2017年12月8日零时起实施。
余额宝作为互金时代划时代的产品，代表了互金的普惠金融的方向，其特点有以下几个：
首先，普惠定位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相对应，使余额宝以场景驱动、客户互动、低门槛、高频次为特点，形成自身独特的产品推广路径。
第二，余额宝产品充分分享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红利。嵌入式直销模式使得余额宝借助了蚂蚁金服和阿里巴巴的电商运营技术、云计算技术等先进技术和广阔的一站式在线生活平台，构建极致的客户体验和强大的系统处理能力，并将这些建立在低成本的基础上，这些极大强化产品的普惠。
从上述两点看，余额宝找到了互联网与金融产品的最直接的连接点。
第三，普惠定位对于余额宝解决货币基金流动性管理问题提供了极大帮助。客户众多、交易频繁而分散、大多由生活需求触发，使得余额宝具备有序的、可预测的、相对稳定的流动性状态，加之电商生态和相关机构资源，余额宝形成应对客户流动性和基金流动性的有效机制。
第四，普惠定位为余额宝造就可供深度挖掘的多重产品价值。余额宝是一只货币基金，同时也构成客户消费和理财行为的底层账户，沿着拓展货币基金的支付功能的方向，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可供开拓；另一方面，我们在运营中发现，余额宝客户行为，对于分析社会的风险偏好、消费倾向、区域经济状况、客户投资理财和消费行为等有富有价值的挖掘和应用空间。
由于其普惠定位，余额宝已经惠及亿万客户，并使电商平台、基金公司、合作银行及其他机构从中受益。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由于客户的广泛参与和习惯性使用，余额宝已经成为集收益性、流动性、安全性和便利性于一身的客户消费和理财行为的底层账户，并借助蚂蚁和阿里平台的丰富应用场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新型的互联网+金融的基础设施，支持更多的跨界创新和生态演化。
余额宝也引领了传统金融的客户边界和业务边界的拓展，其成功实践具备良性的行业带动效应，成为互金行业野蛮生长阶段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亮点。
互金行业案例2：e租宝案的警示
ｅ租宝的全名叫做“金易融（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原来叫做点点投，是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主营业务是融资租赁债权交易。2014年2月，ｅ租宝网络借贷平台被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收购，收购后的ｅ租宝网络借贷平台得到了一系列的相应改造，成为一家互联网金融投融资公司，主营业务为融资租赁债权交易。2014年7月，拥有１亿元注册资本金的ｅ租宝，作为安徽钰诚融资租赁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成立运行。ｅ租宝一共推出了7款产品，包括ｅ租年享、ｅ租年丰、ｅ租财富、缪斯珍品、ｅ租富享、ｅ租富盈和ｅ租稳盈等。这７款产品的预期年化收益率在9%-14.2%之间，期限有3个月、6个月和12个月不等，有两种赎回方式，分别为T+2和T+10。ｅ租宝网络借贷平台宣传这几款产品的特征是易投、易赚和易取。
根据这些发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10月，ｅ租宝一共放出了649个融资项目，进行融资的项目企业达到309个。而在这些项目企业之中，在融资之前突然改变注册资本的企业达到292家。通过改变这些信息，这些企业的平均注册资本从154万元增加为2714万元。2015年12月16曰，由于涉及违法吸收消费者资金，ｅ租宝网络借贷平台被警方立案侦查。从警方在2016年１月发布的信息可知，ｅ租宝违法融资金额达500余亿。2016年11月，超过百亿元的ｅ租宝涉案资金受到国家公安机关的冻结，约3亿元人民币的现金被警方查封和扣押。此外还有18.7万克左右的黄金制品、珠宝、股权、直升机、办公用品以及房产、车辆等涉案财物被扣押和控制。2016年11月24日，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ｅ租宝一案进行公开审议。ｅ租宝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金额超过７６２亿元，并且主要嫌疑人已经被警方公诉。
ｅ租宝网络借贷平台宣称其有着特殊的营业模式，具体是项目公司和安徽钰诚融资租赁集团的合作，同时安徽钰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作为钰诚集团的子公司与项目公司签署相关的融资租赁合同，下一步再在ｅ租宝网络借贷平台上发布这些相关的信息，投资人首先需要注册，完善信息，然后才能进行交易，投资人可选择他们认为最适合自己的项目投资，运用在线付款的方式，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进行转账，资金就进入了第三方支付平台为ｅ租宝网络借贷平台设立的账户中。然后由钰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用筹集到的资金购买机器设备，之后再出租给目标公司，在租到设备后融资方通过运用这些机器设备赚得利润，钰诚租赁将会收到由融资方支付的租金，投资人将会收到钰诚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的相应的收益和本金。
ｅ租宝实质上就是典型的“庞氏骗局”，从该平台设立开始就通过不断地造假与违规操作骗取投资者的资金，然而这样一个明显的骗局居然能一直存在于我国互金行业中，说明我国P2P行业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管。一方面，鉴于我国P2P行业起步较晚的特殊性，ｅ租宝事件发生时我国关于P2P行业监管归属仍处于讨论之中：银监局表示P2P网络借贷平台具备企业性质，并不隶属于银行也不隶属于银行的同盟机构，并不在银监局的监管范畴内；央行也曾声明管辖范围内并不包含P2P行业；网络监管部门认为虽然P2P网络借贷平台主体依托网络来开展业务，可以负责管理其设立的合规性，但其日常经营活动则不属于其监管范畴。由此可见，P2P行业特殊性导致缺乏对于该行业的监管主体。 据统计，ｅ租宝自上线以来的成交额达746亿，ｅ租宝平台上共有3255人借款，共有投资者84万人，其中还在回款中的有14.87万余人，尚待偿还余额为704.9亿元。其庞大的非法集资金额和广泛地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受害群众，再次深深地震撼了广大投资者和监管机构等社会各界，其影响之大显而易见。给我国Ｐ２Ｐ行业乃至金融业运行都酿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首先，针对全国性的违法违规行为及宣传行为的大规模调查已经开始进行，这是无需置疑的。同时行业监管准则的颁布必须加速，一定要尽量减少直至杜绝类似ｅ租宝案件的发生。自2016年年初始，针对P2P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举措接连出现，这一场监管之风愈刮愈烈。多个地区首先禁止许多互联网金融公司的注册，自此以后，叫停在新三板挂牌的类似的金融公司，其次是政府部门参与P2P监管，开始全面的治理互联网金融。这些现象代表着，从2016年年初开始，全面治理P2P行业的战略已经进入整改。也预示着互金行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投研团队简介
王朝阳：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金融学博士后，曾在招商银行总行战略发展部、投资管理部从事宏观战略分析及投资管理工作，现任招银前海金融总经理助理、首席研究员。董元：大连理工大学硕士，中国地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双学士，7年以上证券从业经历。曾任券商研究所研究员，券商资产管理部投资主办人，现任招银前海金融策略分析师。陈晓辉：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及硕士，具有金融与IT复合背景，曾在知名证券公司担任策略研究员，现任招银前海金融策略分析师。詹莹雨：伊利诺伊理工大学硕士，西南财经大学本科，曾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现任招银前海金融行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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