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于 1974年发表《经济学中的灯塔》一文，研究英国早期灯塔产权制度，阐明“灯塔的服务可以由私人提供”，“而政府的作用局限于灯塔的产权的确定与行使方面。”在这之前，灯塔常被作为共用品必须由政府而不是由私人企业供给的一个例子，秉持该观点的有穆勒、西奇威克、庇古、萨缪尔逊等。当年他们都是名震天下的大师级学者，灯塔的身影闪现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福利经济学》《经济学》这样的经典作品之中。像灯塔一样，足球也是经济学者们经常提及的理论对象，有着不少精彩的讨论和分析。
把裁判员和运动员作为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念模型,最早可能来自于德国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罗布凯。该学派萌芽于20世纪 20、30年代，尊奉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强调通过政府有限干预来维持正常的竞争秩序，依赖自由竞争这个唯一有效手段来实现繁荣富裕。所谓有限干预，就是说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且明确有效，不能模棱两可、朝令夕改。政策主张包括捍卫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反对私人组织和工会等社会组织的垄断，以及稳定通货、自由贸易、实行必要的社会保障。
为了解说经济自由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罗布凯匠心独运，拿世界第一大体育运动比方。依他之见，政府应充当裁判员角色，职能是创造必要条件和适宜环境，使比赛有规则地进行，而不是亲自去踢球。私人企业家就像比赛中的运动员，对自己的事业负责任。罗布凯战后致力于恢复市场经济，与弗莱堡学派理论的实践者、后任总理的艾哈德关系密切，成为德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推手。罗布凯的比喻巧妙，语言易懂，但俗中寓雅，浅中藏深。所谓真佛只说家常话，他称得上是一位“真佛”。
20世纪著名哲学家、物理化学家迈克尔·波兰尼的另一重经济学家的身份,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他曾 4次造访前苏联，观察到中央集权经济运行的困境。于是开始大量阅读经济学著作，参加罗宾斯和哈耶克主持的研讨班，以论文、演讲甚至制作电影的方式批评计划经济。波兰尼对计划经济不可行性的论述比米塞斯、哈耶克更进一步，某种程度上也更为彻底。他诠证经济问题是一个“多中心”问题，它超出人们的计算能力，只有藉由“相互协调”才能解决，集中计划乃是“精神的臆造”。
鉴于“多中心”在形成有序关系上是“自生”“自发”的，他在1948年题为《集中指导的范围》一文中郑重定名为“自发秩序”（先前为“动态秩序”）。以足球赛、海上航行示例，区辩自发秩序与指挥秩序的特点。球队由 5名足球运动员组成，须依靠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才能攻破对手球门。船上也有 5个船员，每个人的行动要靠船长的命令而达成相互配合。比较两队每个人在每分钟能够调整的“关系数量”，球员必定比船员大5倍，这尚不包括球员自己做出的调整动作。
进一步考察人员增加后的情形，更能显示两种秩序的巨大差异。指挥秩序唯有增加新层级才能实现较大扩展，并且每人每分钟所能调整的“关系数量”实际上处于与5个船员时差不多的状况。而自发秩序所增加的单位处于同一层面，每个自我调整行为引发的“关系数量”非常大。同时，司令官指挥下的由若干战船组成的舰队，虽然命令会影响每艘战船上的所有成员，但没有一种个人关系能够在不同战船的船员之间生成。
波兰尼结论性地指出：企图用指挥秩序取代自发秩序，不仅无法成长为巨大规模，而且会将较大体系的运作分割成细小断片。由于很多任务具有极其复杂的连贯性，“终极权威”将受困于信息问题而引发协调、指挥失灵。
不可否认，这样的理辩难以反驳。随后，哈耶克、奥斯特罗姆分别接过他的原创思想，发展出整全的自发秩序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分别摘取1974年和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在获奖演说中以球赛佐证科学预测的困难，认定我们的预测能力并不包括预测每个具体事件的能力，对复杂现象只能做出抽象性质的“模式预测”而不能“精确预测”，告诫人们谦卑为怀。
2011 年为纪念《美国经济评论》创刊100 周年，评委会从刊登的数千篇文章中甄选出 20篇对经济学发展和实践有重大意义的最佳论文。阿尔钦、德姆塞茨于 1972年发表的《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膺选入围。大家知道，科斯把交易费用纳入经济学分析，从合约视角剖判企业存在的原因是可以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这两位学者富有创造性，认为企业存在的意义是“管理”资源的成本相对低于市场配置资源的成本。
管理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计量投入的生产率以及对报酬的计量”的成本。由于计量困难，每个人都将被诱致享受更多闲暇。减少偷懒的一种方式，是由某人专门作为监督者来检查团队成员的投入绩效。但是问题来了，谁来监督监督者呢？他们对比足球教练与足球队长，打开“有效监督”的使用说明书。教练选择战略战术并传递有关指令，是一个“监督性的管理者”。队长实际上是更接近场上队员的观察者和报告者，是一位“观察性的管理者”。但他作为团队中的一员，本身有偷懒动机和搭便车问题，有不低的监督费用，困扰着监督活动的提供。可靠方式是将教练变为专门化的监督者，从机制上对他施加影响，确保监督积极性。就企业而言，主要的“施加影响”是把收益剩余权赋予作为监督者的董事长，使其产生减少偷懒以获得更多利益的激励。为使监督有效率，这位终极监督者还要有修改合约、给予个别成员奖惩和改变团队构成的权力。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他们的企业理论是逐渐退出科斯指引的路径来型塑的，长期合约不是企业的本质属性，企业乃是一种特殊的监督装置。
诺斯借助新古典理论和数量方法申说经济、制度变迁，使经济史研究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同时再来论证制度的根本重要性，为创立新经济史学派和发展由科斯破题的新制度经济学做出突出贡献。他是一位运动达人，年轻时喜欢驾驶飞机和跳伞，晚年每天下午带着狗去爬山，然后打网球或游泳。自然，足球也进入其观察视界。
在 2005年出版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第 5章“人类搭建的支撑结构”，伊始便以职业足球联赛为例。下面，不嫌冗长地把这段评释转引给读者：“比赛必须遵从一套正式规则和非正式的行为规范（例如，不能故意伤害对方球队的主力队员）；比赛还要运用裁判来保证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范的实施。比赛实际是如何进行的，不仅取决于提供激励约束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范的强度，而且取决于规则实施的有效性。改变正式规则将会改变游戏规则，但是，正如每一个观看职业足球联赛的人都知道的那样，规避正式规则或者伤害对方主力球员常常是有利于自己球队的。”
在2009年出版的《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第四章，再次以足球为例引申出“权力开放秩序”的特征。诺斯及其合作者说道：“从园艺俱乐部和足球联盟，到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再到利益集团和政党，所有这些组织都构成了一个利益池,都能独立地影响政治过程。这些系统中的租金吸引着人们的加入和竞争，而这将逐渐侵蚀这些租金。”
贝克尔擅长应用价格理论于嗜好、歧视、犯罪、生育、教育、婚姻等人类行为的研究，力图揭示其经济动因，结论别有启发。他的博士生胡尔塔反其道而行，断言“人的行为”可以阐明经济学理论，足球射门记录会对经济学有所启示。这种认知促使胡尔塔详细记录、剖析了8年（从就读芝大的 1995年 9月，到5任教布朗大学的 2012年 6月）内全球 9170次 12码罚球结果，写就《绚丽的博弈论——足球如何促进经济学》，仿照球赛程序分为“上半场”“中场休息”“下半场”3卷，确证纳什的博弈理论。这本书令身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的作者成了足球市场的抢手货，当上英格兰和西班牙国家队顾问、切尔西俱乐部罚球指导以及毕尔巴鄂俱乐部球探。
随着体育经济学的兴起，使用经济理论分析足球蔚然壮观。英国的库珀和西曼斯基撰著《足球经济学》，认定市面上的那些大俱乐部管理水平一塌糊涂，赚钱的各种点子基本都是足球行业以外的人想出来的。荷兰银行经济研究部的学者觉得不应低估足球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历史数据显示，世界杯赛当年夺冠球队所在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总会高于决赛中落败的国家。上中国知网可迅捷找到以经济理论实证分析足球体制改革、球员收入与转会、俱乐部运营、青少年训练、“黑哨”、足球彩票等方面的论文，学术工具包括制度变迁理论、产权理论、现代公司理论、博弈理论等。显然，它们属于经济学原理的具体应用，不在本文胪布的范围。
以上可能不太完整但简洁的文献回顾，表明足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体育活动，经济学家凭着它还可以重新解释真实世界，解决现实的和理论的困惑。
本期主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