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行业研习
特朗普关税冲击远超市场预期，为何大部分人对中国经济却相对乐观？中国的底气在哪里？
在“国内大循环”的指引下，县域经济是扩大内需的引擎，更是持续增长和发展的蓝海。《小县大城》通过研究县域经济发展的可行模式，为释放消费新活力，应对世界经济风险指明了方向。
中国的信心，来自广大县域。在“国内大循环”的指引下，县域经济是扩大内需的引擎，是持续增长和发展的蓝海，也是中国持续增长的底气。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立、博士罗建章合著的《小县大城》通过研究县域经济发展的可行模式，为释放消费新活力，应对不确定世界中的经济风险指明了方向。
县域作为联结城乡的行政层级和社会单位，逐渐成为新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中间层，也成为城镇化的新一轮承接载体。这种类型的城镇化被称为“小县大城”，即附近乡村人口流入县城、为县城制造业发展提供劳动力的就地城镇化模式。几十年来，这一模式创造出不少山区县后发赶超、后发先至的城镇化奇迹。
这一城镇化奇迹何以形成？
▍迷人的城镇化之梦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加速狂奔的城镇化进程也已经转换为建设以人为中心的县域城镇。2020年以来，中国县域第三产业占比稳步提升，逐渐超越第二产业。但从区域分布来看，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主导县域经济结构并无明显的东西分野，反而出现了以山区丘陵地形为主的山区县，其县域经济结构仍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平原县域经济结构的第三产业占比正稳步提升。
▪ 继续创造经济奇迹？
人们通常的认识是，发展县域经济既可以缓解中国区域不平衡和城乡不平衡问题，又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战略支点，还可以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扎实基础。中国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平衡就是城乡不平衡，县域经济的发展对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缓解城乡不平衡，具有特别关键的作用。因此，全国几乎所有省级政府都进行了扩权强县改革，以期推动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县级领导人也都在积极经营县城，以推动县域经济超常规发展。研究也证明，中国实现经济奇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法团主义，也就是地方政府类似公司在推动地方经济增长。中国有两千多个县，如果每个县的积极性都被充分调动起来，每个县都通过经营县城，将所有资源调配用于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就具有巨大活力，也必然可以创造出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
由图 3-1 可以了解到，县域经济的产业结构趋向良性变动。总体而言，县域经济的传统优势在于第一产业，尤其是农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县域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增加。第一产业，即农业，仍然是县域经济的基础。但随着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农业的产值和效率都在提升。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和建筑业，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一些县域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和工业园区，促进了第二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县域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旅游业、商贸流通、电子商务等服务业在一些县域经济中表现突出。此外，在县域经济产业结构变动趋势之外的现象是，县域经济发展正逐渐从单一的农业生产向多元化的产业结构转变，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趋势日益明显。随着国家对县域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县域经济结构调整也呈现新的趋势，如发展定位从国内大循环“供给泵”向双循环末端“压舱石”加速转变（见表 3-5）。县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 重新加载洗脚上田梦？
从作为流入者的农民市民化角度来看，城镇化承载着一个个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洗脚上田梦。城镇化是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拉力，农业人口非农转移也是推动农民这一称谓由身份象征转向职业象征的起点。农民告别沉重的农活，取而代之的是新型职业农民，享受着城市文明和现代化带来的种种便利和机遇。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同时，乡村也让城市更向往。
虽然每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远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但受限于早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数较大，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仍在扩大（见图 3-2）。其背后的原因在于，第一，长期以来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导致的城乡收入剪刀差，农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起点存在较大差异。第二，城乡收入结构的差异，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源相对多元化，包括工资、退休金、投资收益等，而农民的收入更多依赖于农业生产和劳务输出，同时农民从土地流转、房屋出租等获得的财产性收入相对较低。第三，城乡教育的代际差异。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不均，城镇居民通常能够获得更高质量的教育，这影响了农民及其子女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由此可见，国家虽然已经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以缩小城乡差距，但这些政策效果的显现需要时间。
从作为主政者的县域城镇化角度来看，城镇化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最好体现。推动城镇化进程，主政者可以有效地提升县域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城镇化还可以带动就业增长，促进产业升级，改善城乡环境，为县域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对主政者而言，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不仅是对自身政绩的检验，更是对百姓福祉的责任和对县域未来的承诺。城镇化的三种主要类型，如表 3-6 所示。
▍多元城市生态图景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率不断提升，大国大城是中国特色的典型模式。大国大城是指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一个国家通过发展大城市和城市群，形成强大的经济中心，以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区域均衡。大城市能够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提高生产率，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通过规模经济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增强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伴随着大型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特大城市偏向的单一城市生态面临着日益扩大的城乡差别和城乡人口分布的日益极化。在城市越加“欧洲化”的同时，乡村的“非洲化”也更加突出。与此同时，中国的城乡人口分布两极分化更加突出。对此，沈晓杰明确指出，城乡人口建设用地倍差加剧、大城市人口适度疏解刻不容缓，以及小城市和乡镇要转危为机三大因素决定了大国大城的城镇化道路难以为继。
▪大国大城与小县大城水火不容？
大国大城与小县大城的形成机制受到政策引导、经济集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共同影响，但大国大城通常具有更大规模和更广泛的区域影响力，依赖于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及更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公共服务体系；而小县大城则在较小的地理范围内形成，更多依赖于地方特色产业和传统产业，以及地方政府的规划和扶持，其发展动力和资源分配相对集中于地方层面（见图 3-3）。
一是政策驱动——以产兴城。产业兴，百业兴。富民产业的定位与规划是前提，产业园区与新质生产力建设是关键，产城融合与城乡服务功能完善是保障。推动产业与城镇的融合发展，以产业为枢纽促进城乡关系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对于潜力地区城镇化，应以“一县一策”的方式选优扶强，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形成以县城为载体的产业集群。另一方面，对于现代化都市圈建设，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强化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推动中心城市基础设施向周边延伸、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周边覆盖、部分产业向周边转移，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二是社会支撑——以城聚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以城聚人，即通过新型城镇化促进转移人口分层级向城镇集聚，形成多元城市生态。第一，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激励政策；第二，健全进城落户农民农村权益维护政策；第三，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核心在于分层次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满足农业转移人口的差异化公共服务需求。
三是市场主导——以人兴业。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本质。以人兴业关键在于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推动产业发展和城镇繁荣。第一，重视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加强多层级、宽领域的教育体系建设。第二，优化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创新创业环境优化，提升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进程中的成就感和归属感。第三，优化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通过人力资源的再培训和转岗，促进劳动力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流动，实现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
▪ 小县大城的圆梦计划
小县大城的发展带来了虹吸效应，即城关镇作为中心，形成了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趋势。人口、资金、产业等要素在城关镇聚集，形成了一个相对强大的经济中心。2020 年全国县城人口（含暂住人口）为 15846.39 万人，约占全国城镇人口的 17.6%。这种虹吸效应使得城关镇不仅能够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带动了镇村地区的发展。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关镇与周边乡镇的发展态势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见图 3-4）。
阶段 I：大城关。城关镇或中心镇是县域城镇化的核心。城关镇由于经济规模、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对周边乡镇的资源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周边乡镇的资本、人才和技术等资源被吸引到城关镇，城关镇成为县域经济的增长极，在引领县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单向吸纳了县域内的各类要素，产生集聚效应，周边乡镇的发展潜力受到限制。2020 年全国县城平均人口规模为 10.6 万人，比2001 年的 5.43 万人增长近 1 倍；平均建成区面积 13.96 平方千米，比 2001 年的 6.28 平方千米增长 1.2 倍。总体上看，县城本身的人口集聚规模在不断提升。
阶段 II：城关辐射。随着城关镇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发展路径，周边乡镇通过类比移植城关镇发展模式。随着城关镇经济活动和人口增长达到一定饱和状态，周边乡镇成为辐射带。这一阶段，虹吸效应仍然存在，但扩散效应开始显现，城关镇的一些功能和产业的上下游配套产业开始布局周边乡镇，形成了双向互动的辐射－互补模式，县域发展的均衡性得到改善。
阶段 III：县强镇兴。得益于县域内部的互补性和协同性，随着城关镇的创新、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开始向周边乡镇溢出，形成辐射效应。周边乡镇通过吸收城关镇的溢出效应，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县域经济体内部的协同发展水平提高。不过，往往受限于县域经济的有限和得益于县域交通的发展，城关镇凭借着较好的公共服务供给，形成了人口在县域内部日常流动的现象。小县大城是不是圆梦城镇化的选择？我们需要进一步把握小县大城的基本特征与治理逻辑，由此做出县域城镇化的趋势性判断。
【小县大城】
小县城，大中国——透过县域之治，理解中国特色的政治与经济互动。
《小县大城》基于作者团队历时5年的实地调研，系统解析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种独特的城镇化路径——小县大城，即空间体量较小，发展较为滞后的地区，通过独具特色的产业政策形成高水平的发展路径。该研究从福建德化县等多个典型县域出发，详细揭示了这一模式的形成机制与发展逻辑，并在以下两个关键维度上总结了其实践创新：
1.政府与市场的“双轮驱动”机制
在这一模式中，政府通过精准施策发挥积极引导作用，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形成有效互动，共同推动基层发展的转型升级。
2.地方特色的制度创新
在城乡一体化的框架下，各地因地制宜，通过制度创新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形成了既具有追赶效应又不乏先行经验的城镇化新格局。
本书通过严谨的实证分析，展示了地方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深度互动，以及制度创新如何孕育出新的社会活力。该研究不仅为理解中国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关系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地方政府、企业与投资者把握基层发展机遇、应对区域竞争提供了重要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