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民说
新闻的发明
作者：[英]安德鲁·佩蒂格里
出版时间：2022年1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民说
到18世纪，广大读者对新闻的兴趣已经催生出了一个相当大的产业，但实际参与新闻内容生产的人非常少。大多数新闻工作者，要么是手抄新闻服务的所有者，要么是通过连续出版鼓吹性小册子而成名的作者，比如马查蒙特·尼德汉姆或丹尼尔·笛福。因此，尽管这是“记者”一词首次被创造出来的时代，但这个词还不能描述一种独立的职业。
“记者”一词最早出现在1693年的英语报道中。但就像两百年前的德语词“Zeitung”一样，这一词汇当时还未被赋予现代意义。“记者”是靠写作为生的人，但不一定是为报纸工作。这个词汇通常含有轻蔑意味。1710年，作家约翰·托兰将如今鲜为人知的莱斯利描述为一名“记者”时，他是在轻蔑地指示一群新出现的受人委托进行写作的受雇文人，他们按要求写作，有时抄写报纸，但更多的时候是为党派小册子服务。“他们［托利党］在伦敦有一名自己的记者莱斯利，在过去的七八年里，他每周发表三次反动言论。”这个词不礼貌且含义多变。当艾迪生在1712年的《旁观者》中称一位女通讯员为记者时，他指的是那些坚持写日记的人——“充满了一种时髦的欢乐和慵懒”。这一新词仍然只是在特殊场合出现。乔纳森·斯威夫特曾尝试用另一种变体“journalier”表示报纸作家，但这种说法并没有流行起来。这个词来源于法语中的“journal”（报纸），最终演变为“jour”（日），至少象征了对时事报道时效性的新强调。在世纪之交充满政治气息的伦敦向有抱负的作家承诺了充足的机会，使其不会有过多的顾虑。
爱德华·科利尔《信架》，以静物画的形式呈现了17世纪晚期的写作和通信媒介
第一批真正的新闻专业人员是手抄新闻服务的提供者。他们通常管理着整个业务流程，通过收集和编辑新闻并亲自撰写原稿来建立自己的声誉。第一代报纸经营者大体上也是如此，他们通常独自管理整个编辑流程。直到18世纪末，最明显的例外是繁忙的伦敦市场。在这里，单周或双周发行的新闻报纸有时可以负担雇用一到两名通讯员的费用。这种生活难以维持，从事兼职工作的新闻工作者经常要为多家报纸工作来维持生计。这并不是一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即使正式雇员每周也几乎不可能挣到一英镑以上，这相当于印刷商付给一个训练有素的排字工人的工资。排字工人是报纸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种，而在这时候通讯员不是。
我们几乎不可能把一个名字或一张面孔和新闻行业这些说话单调乏味的人联系起来。我们通常只能在冷嘲热讽的竞争对手那些充满敌意的漫画里见到他们。因此，《里德期刊》这样描写为《雾都周报》收集新闻的人：
［其中一人］的任务是搜刮米德尔塞克斯和萨里的监狱的囚犯新闻 ；另一个有麦酒屋和杜松子酒商店的搜查令，以寻找诸如酗酒致死之人。一个被派到萨伏依去抓逃兵 ；另一个在炮场里监视卫兵的动向和记录他们的军纪惩罚。
《三个冠军》（即作家理查德·斯梯尔、丹尼尔·笛福和乔治·里德帕思，此处谴责了他们的党派性和政治联系）
总体来看，18世纪的报业只把很小一部分开支用在作家身上。没有几家报纸觉得有必要得到作者的独家服务。毫无疑问，那些熟手在法庭上四处打听以挖掘故事的特殊技能是值得赞赏的，但是这些卑微的角色永远不能期望他们的努力被公开承认。新闻记者作为一种具备专业知识的、见多识广的观察员的概念尚未被发明出来。没有报纸刊登署名记者的报道。从手抄新闻信札中继承的匿名传统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使那些雄心勃勃地想要通过迅速发展的媒体而成名的人感到沮丧。1758年，《每月评论》的创始人拉尔夫·格里菲思以苦涩的笔调描绘了一位受雇作者的生活惨状：“阁楼上的作家和矿井里的奴隶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任务都是一样的 ：都必须做苦工和挨饿。他们都无法奢望解脱。”格里菲思认为，如果所有的作家都停止劳作，那么报纸和期刊就会突然消失，这样一来，广大读者就会欣赏起他们的写作技巧。毫无疑问，人们对这一呼吁充耳不闻。新奇的是，尽管“journalist”一词已于17世纪末在英语中扭捏亮相，但描述写作行业的“journalism”一词直到一百四十年后的1833年才为人所知。
《新闻的发明》
当时的报纸几乎不发表评论，在那些只有一份报纸的城镇尤其如此。但偶尔也会有一名新闻工作者跳出这种日常的匿名限制以拥护一项事业。埃克塞特的安德鲁·布赖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布赖斯周刊》的编辑。1726年，他受情感驱使，对英国西南部监狱的囚犯所忍受的恶劣条件提出抗议。布赖斯在一份名为《呼吁正义》的小册子中打响了他的第一枪，几名被关押在埃克塞特监狱的囚犯与他取得了联系，而他在报纸的专栏公开了他们的困境。当一名被囚禁的商人对埃克塞特监狱的看守人乔治·格兰维尔提出具体指控时，事情进展到了关键一步。格兰维尔起诉了布赖斯，尽管布赖斯在周刊中为自己辩护，但此案对他不利。由于无力支付一百零三英镑的罚款，这名编辑潜逃了。故事的结局很糟糕，毫无疑问，德文郡忠诚的公民会坚定地站在执法人员一边，而不是堂吉诃德式的、为重犯的权利辩护的布赖斯那边。作为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人，布赖斯是后世推崇的榜样：领导或参加运动的记者。
尼德兰的第一份报纸
勇敢的布赖斯在18世纪的出版界几乎没有模仿者。大多数报纸出版商在当地政治问题上保持严格中立。伦敦又是一个例外。在这里，18世纪晚期政治新闻的兴起带来了重大变化，但它们并不一定都有利于报纸作家。在英国，大多数我们所能了解到的职业作家都是政府雇来的代理人。他们不担任任何特定职务，只是按要求给与政府部门交好的报纸提供稿件，美化外国新闻，或者诋毁反对派政客的动机，抹黑他们的名声。他们还为小册子写作 ：就像半个世纪前的笛福一样，一篇有说服力的文章无论是出现在连载刊物上，还是独立的小册子上，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对这些人的作品有所耳闻，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有天赋，而是因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财政部的付款账户上。虽然政府报纸愿意斥巨资来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但他们的职业大部分时候都是卑劣且不光彩的。即使是喜爱说教的塞缪尔·约翰逊也准备接受乔治三世的宠臣比特伯爵的津贴。为对立阵营服务的约翰·威尔克斯则兴高采烈地称他为“跟班约翰逊”。几年前，约翰逊在使他名声大噪的《词典》（1755）中反思了当时的犬儒主义，当中将“公报作家”定义为“一个近来最为声名狼藉的词语，通常适用于那些受雇为宫廷辩护的可鄙之人”。
1577 年的彗星，这是一个人们经常表现且热衷于解释的主题
报纸作家只不过是政客们的有偿代理人这一臆断使得“记者”在19世纪背上了骂名。为报纸撰稿被认为是不体面的职业。可能对他们非常有利的是，与一个报业工作者发生冲突在当时被认为是有辱人格的事。根据1807年的一项规定，从事报纸有偿工作的人将被禁止从事英国的法律职业。直到1860年，一个曾为《泰晤士报》撰稿的人是否会因此失去地方法官的提名资格，显然还是值得严肃讨论的问题。政客们对新闻界人士态度复杂。虽然他们完全确信有必要管理新闻界，但他们仍然蔑视那些以这种方式谋生的人。就连沃尔特·司各特爵士这样的职业作家也把新闻工作看作是一种不光彩的职业。一个典型的、直截了当的观点是 ：“只有彻头彻尾的恶棍才应该去每天报道新闻，除非那是安静的乡村日报。”当有人试图说服他的朋友约翰·吉布森·洛克哈特担任伦敦一份新报纸的编辑时，司各特提出了反对意见 ：“我认为，任何一个年轻人，无论他有何种才能，希望成为目前一般规则的例外，是相当鲁莽的，这至少会在表面上牺牲其很大一部分社会声誉。”另一个朋友也同意 ：“我不会将报纸编辑的工作邀请看作对我身为律师和绅士的感情的赞美，无论它怎样恭维我的才能。”即使报纸在《大改革法案》（1832）的通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样的污名依然存在。1835年，《伦敦评论》坚决主张：“那些经常与报界有联系的人多半被排除在最广义的‘良好社会’之外。”
《受舆论控制和支配的世界》（舆论被描绘成一个头戴巴别塔的蒙眼女人，果实则是小册子）
有趣的是，这种苛评只针对报纸，而非新的政治期刊。在政治期刊中，一位绅士不仅可以展示他的才华，甚至还能名声大噪。关键在于，期刊的作者用自己的名字写作，而报业工作者却隐藏在匿名的外衣之下。正是以上原因，再加上报业工作者见风使舵的倾向，他们才会招致这样的非议：
人们怎样才能避免与那些有能力造成隐秘伤害的人接触？而且众所周知，他们有使用这种能力对付其他社会成员的习惯……社会怎么能尊重那些不自重并且也很少尊重他人的人呢？当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他们确实可以用一种崇高的口吻谈论他们国家的新闻业在才能和正直方面的高尚品质。但他们通常忙着用酒馆里的低俗俚语互相攻击，或互相指责对方极度愚昧和不守信用。
与报纸相比，不仅是政治期刊，连小册子都受到高度尊重，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在18世纪末，小册子被认为是一种极有声望的政治讨论媒介。它们的地位自印刷术出现早期以来得到了显著提升。这提醒我们（如果有必要的话），过于简单地将新闻采集看作从手抄稿到印刷品、从小册子到报纸的一系列演化过程，可能会扭曲现实。一直到 19 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和政治哲学家都以小册子的形式向公众进行演说。
报业工作者通过收取封口费来隐瞒有关大人物私生活的报道（这种行为被称为兜售“短讯”），这无助于他们的事业。一些小成本的报刊实际上就是特别为了这个目的而创办的。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威廉·科贝特认为，他那份短命的报纸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拒绝屈从于这种做法 ：
我发现，这不是天赋的问题，而与手段有关。我不能兜售短讯。我不能含沙射影地中伤一个男人或女人的名誉，好让当事人付钱让我闭嘴。我不能做那些卑鄙无耻之事，而大多数日报都是靠这种勾当活下去的，而且这些勾当可以让报纸老板们坐上凯旋之车，而他们的走卒实际上正一字一句地贩卖着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