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最新演讲:致敬四十年(值得收藏!)

吴晓波最新演讲:致敬四十年(值得收藏!)
2017年12月31日 17:20 有趣财经

走进经济生活里的一切

吴晓波:人生有各种各样的相遇方式。

有一种叫偶遇,在人生的拐角处,突然遇到你;

有一种叫奔赴,虽千里万里,你一定要找到那个人;

还有一种是等待,我在这片草地上,这片星空下,一定要等到你的出现;

第四种相遇就是年终秀,此时此刻遇见大家,非常感恩。

作者:吴晓波

来源:吴晓波频道(wuxiaobopd)

本文摘选自吴晓波2017年终秀演讲全文,略有删减。

这是我的第三场年终秀。

今年的年终秀有些特殊,因为我们处在中国改革开放一个特别的时间点上——四十周年。很多朋友读过我那本《激荡三十年》,这本书已经出版十年了,写那本书的时候我还不到四十不惑。十年过去了,今年我又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激荡十年,水大鱼大》。

从1978年到2018年,这个国家就是一艘驶往未来的大船,她在风雨缥缈之中,每一代人离开她的时候,都心怀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他们非常感怀自己的前辈,但是他们注定反叛,这就是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进步,也就是我们刚刚度过的改革开放整整四十年。

1

数据里的四十年

接下来我用几个数据,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所有的国民们、兄弟姐妹们干了一些什么事。

经济总量: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占到了1.8%,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庞大的但同时极其贫穷,或者说微不足道的落后国家,今天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的14.8%。

人均GDP:40年前,我们的人均GD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中排在倒数第七位。今年结束,我们的人均GDP将达到9280亿美元。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中等收入国家了。

恩格尔系数——我们每个月赚的钱里拿出多少用于食品:40年前,我们每赚100元会有60元拿来买大米、酱油、鸡等等。今天,大概全中国老百姓每个月赚的钱里40%用于食品,60%用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用于更多符合我们美好生活概念的商品。

摩天大楼:40年前,中国最高的大楼没有超过200米的,所谓的摩天大楼是我们梦中想象的,帝国大厦那些。今天,全世界最高的10幢大楼中有8幢是我们中国的。

世界500强:40年前,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一家都没有,全部都是国营企业,也没有世界五百强。今天呢,2017年世界五百强中我们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115家,其中有超过25家是我们的民营企业。

中产阶层:1978年,全中国人民一样穷,中产阶层是一个要被反对、被鄙视的名词。大家都是无产阶级,啥也没有。今天,中国的中产阶层人口数量从0增加到2.3亿。这比除了美国以外,任何发达国家的人口都要多。

奢侈品消费: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实在是全世界奢侈品品牌最喜欢的人,全球每年奢侈品的70%是各位花掉的。而且这批购买奢侈品的消费者平均年龄39岁,美国奢侈品消费者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呢?比我们要大15岁。而美国网民的平均年龄比我们大5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起码是一个比美国年轻10岁的国家。

汽车:1978年,说起来很可怜,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销量是10万辆,那时候几乎没有一个私人拥有汽车,如果你当时到一个县里去的话,只有县长和县委书记有一辆车,叫做公车。但是今天呢,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大汽车产销国,到2017年年底,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将要达到2940万辆。汽车成为了很多中产阶层家庭的标配,一个基本的配置。

2

世界如何评论中国

为了今天的年终秀,我还专门翻了《时代周刊》,给大家看几张封面。

大家看到左边这个小老头,到今年整整去世20年。40年前,是他带领这个国家走出了阶级斗争,被《时代周刊》定义为当年的年度人物。

第二张是1984年,一个长得很像王宝强的同学,拿着一杯可乐,站在长城上。在1984年,可乐在某些城市、某些媒体上还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身份和消费的表征,是资产阶级侵入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重要象征物,这位同学拿着一杯可乐站在长城上,标题叫做“中国的新面孔”。

1984年中国开始搞城市体制改革,马路上出现了很多广告牌,可口可乐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西方商品。再接着,就看到中国所有城市的围墙,一堵一堵地消失,越来越多的马路边开始出现个体户,开始出现商贩,开始出现民营企业。

2013年,《时代周刊》出现了一张封面——中国的今天非常危险,就像一个娃娃在吹泡泡一样,这个泡泡马上要被吹破了。

但是仅仅过了四年,同样是这本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叫《中国赢了》。因为他们的总统特朗普要来中国访问,为了拿到我们2000亿美元的订单,不得不讨好我们一下。

你看,通过这一本西方的杂志,我们就会发觉,这个国家的变化并不是一天之间发生的,它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到今天,举办我们这场年终秀的时候,改革开放将满四十周年了。今天在座的所有人、所有家庭,这个国家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大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你会问,这怎么发生的呢?怎么解释呢?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变化,但是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它。

这个人叫费正清,他在20多岁博士毕业时就来到了中国。1940年代中期,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美国与中国》,这是西方学者第一次把中国和美国对照起来的一本书。1972年尼克松访华,公文包里放的唯一一本书就是这本。

在这本书中,费正清说,中国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一场现代化运动,这场现代化运动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呢?是她决定放弃自己国家所有的传统和制度,然后把西方所有的文明和制度包括语言作为一个对应体,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西方不断冲击我们,我们不断作出反应。

同时,这个东方国家所有的成功或者失败,是没有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国家标的物的。在很长时间里面,这个“冲击—反应模式”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即将开展的现代化道路的一种共识。

1990年代初,在费正清去世之前,他又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简史》。在这本书中他说,对不起,我错了。又经过50年的阅历和观察,他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很可能不是一个冲击—反应的结果,而是什么呢?是一个自身内在基因变革和内在发展冲动的结果。所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她自身的内在性和动力源。

但是很可惜,他写完这本书6个月以后就去世了。这个动力源到底是什么?内在需求到底是什么?他没来得及解释,而那个时候的中国还不像今天这样发展得让人恐惧。

布热津斯基,美国的战略家,曾经讲过一句话: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认识,有一半是无法理解的,另外一半理解了,但是对不起,理解错了。这是一个美国最杰出的战略头脑对中国的看法。

正是因为这些聪明的大脑,对中国的发展都有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认知的模糊,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四十年里,我简单算了一下,起码五次——1989年、1998年、2001年、2008年、2013年,有五次被西方学者认为,这个国家就要垮了。

做出这些预言的人,有的是诺奖得主,有的是全世界最杰出的金融投机家,有的被称为“末日博士”,是一个经济学天才,有的是律师,一次一次的预言中国经济可能崩溃。但是当我们今天做年终秀的时候,中国经济还没有垮。

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经济四十年发展走到今天,它的独特性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或者说我们今天走到了怎样的一个阶段?

3

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

我的新书里讲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今天拿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一定做对了一些事情,才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方。

一、制度创新

这四十年的变革,是无数宏观制度、产业制度,不断被创新,不断被重新设计的结果。所以制度的变革,一定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源。

但是中国改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鱼非正常死亡?最大的原因是,中国的制度创新,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不是某一天有一群这个国家最聪明的脑袋,关在房间里,把12345写完,然后昭告天下:我们就按这个路线图一直往前跑。制度创新,建立在这么一句非常可笑的话上:“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

这句话是1990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到温州调研听到的。有一个叫陈定模的人,他要做中国第一个农民城。请我喝酒时,在席间讲了一句话,他说:吴先生,你知道吗,中国改革开放,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所以你必须要支持我。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真的非常震撼,后来我把它写进了《激荡三十年》。

回过头来你想,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税收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企业改革。哪一项改革是顶层设计的结果?哪一项改革不是基层老百姓、地方政府不断突破现有法律的结果?

二、容忍非均衡

最近有部电影大家看了没有?叫《芳华》,讲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的一个文工团。如果时光回到70年代中期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国家其实也挺其乐融融的,每天敲锣打鼓,每天喊口号,每天饿肚子,每个人都一样地穷。

1978年以后改变了什么呢?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每个人的心都变得很躁动。有的人开始听邓丽君的歌,有的人要考大学,有的人到南方开始倒卖盒带,一个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的国家彻底被弄翻了。如果用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叫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是开始容忍一种非均衡的发生。

但是你会问,1978年以来是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呢?是那些智商最高的?长得最好看的?学历最高的?是这一拨人吗?不是的。因为当年这一拨人在政府里,在军队里,在高校里,在国有企业里,大家都挺安逸的,没有离开。

谁先富起来的?那些长得难看的、不识字的、犯了前科的,农民,那些投机倒把分子。所以,容忍非均衡的结果,不是在座的人里面最优秀的先富起来了,而是那些最想致富的人先致富了。

所以你会发觉,在过去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优秀的人,跟你出生在什么家庭没有关系,跟你的智商高不高没有关系,跟你所在区域资源丰富不丰富没有关系,只有一个关系——欲望,你愿不愿意富起来,敢不敢为了致富而冒险。

与此同时,国家开始把一个平均主义的大平台彻底弄翻,国家提出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今天来的朋友如果是从东北、西北来的,你们看到这句话会很生气,但是从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来的,你们就很高兴,因为你们属于那些被容忍发展的区域。

然后,我们对外企实行了超国民待遇。与此同时,我们在这个国家画了很多很多的圈,叫特区、开发区、实验区、自贸区、自由港,这就是一些被允许富起来的区域。这些区域中的人和企业,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机会。

三、巨国效应

经济学家管清友说,中国的发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各位的脑袋比欧洲人、美国人、印度人更聪明吗?我觉得我们比他们更勤奋,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确处在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家之中。

我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曾经用过一个例子。1978年年底,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以后有一个美国人——柯达胶卷的全球总裁看到《人民日报》以后,飞到香港,站在香港遥望对岸,心潮澎湃:我终于找到一个能发大财的地方了,那里有10亿人口,每一个人买我一个胶卷的话,就是10亿胶卷,买两个就是20亿胶卷。

别的没有多,就是人多。

所以你看,四十年来我们的发展跟巨国效应有巨大的关系。1978年,这个国家只有不到1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今天多少呢?今天将近60%了。1990年,中国还没有所谓的中产阶层,今天有2.3亿人了。

至于中国的互联网人口,今天中国有2家互联网公司,一个叫阿里,一个叫腾讯,交替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

是两个马老师长得很好看吗?是他们的智商比身在硅谷、伦敦、巴黎、东京,同时代的这些60后、70后更聪明吗?好像不是的。

随着互联网人口的增加,中国一定会出现一个到两个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无非是创始人可能叫马云、叫李云、叫张云。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会出现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互联网人口了。你推出了一款网络游戏,在别的国家有100万人玩,在中国可能同时在线8000万人。

所以,人口基数、人口红利,给很多中国企业造就了巨大的优势。

四、技术破壁

任何一个后进国家、发展中国家,不断进步迭代,依靠的是两种能力。

一种是制度变革,但是有一件事情挺可惜的,直到今天还在发生,就是:制度是可逆的。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朋友抱怨,说什么呢?说我们的政策,像个旋转门,门开了进去以后,转着转着我又回来了,又像天花板,这个天花板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这就是制度的可逆性。

但是,有一个东西不可逆,叫做技术变革。各位想想,今天中国很多的产业变革,金融产业变革、通讯产业变革、媒体产业变革,是制度变革带来的吗?不是的。所有的牌照,仍然牢牢地抓在有关部门手里。但是,因为有技术的革新,使得你的很多牌照变成了一张废纸。技术破壁,是一种新的不逆的动力。

所以你回过头来看,这个四十年来,中国的发展,是一轮接一轮浪潮的结果。

1980年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一个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大转移的结果。欧美国家随着他们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能源价格的上涨,白领人口的增加,没有人愿意做工厂,怎么办呢?好,把大量的工厂腾挪到亚洲地区。刚好这个时候,中国打开了国门。所以整个80年代,中国是一个进口替代,打开国门迎接全球化的过程。

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国劳动力成本也开始提高,制造业开始出现饱和了,这个时候出现了互联网经济。中国赶上产业革命的末班车,同时赶上了互联网革命的头班车。

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互联网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改变了我们人和消费的关系、人和商品的关系、人和服务的关系、人和金融的关系,从去年开始改变了人和资本的关系。

在全球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中国又出现了中产崛起和供需错配。同时,瞭望未来,我们看到了很多技术革命,看到了新能源革命、材料革命、基因革命等等,而这些革命又跟中国的资本和内需增长,发生着重大的应和。

你看,所有的这些变化,好像一个国家、一个人不断往前走的过程中,老天爷在帮你。所以如果讲一句开玩笑的话,1978年以来,如果有个“上帝”的话,他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大家说对不对?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幸运,生活在一个好的商业时代。

所以说,我们经历了恍如隔世的四十年。十年前我在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曾经写下这样一句话: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这就是我们刚刚经历的四十年。

4

向他们致敬

四十年的中国改革,我们需要向一些人致敬,这些社会阶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向哪些人致敬呢?

1、农民工

第一个需要致敬的是农民工。今天有一个词叫鄙视链,一个阶层一个阶层地向下鄙视,可能在众多阶层中农民工处于鄙视链的最底端。但是你要让我致敬的话,我第一个致敬的是农民工,2.3亿农民工。

中国城市化以后,他们又以不真实的身份进入城市,付出他们的劳动,今天仍然是中国城市化建设的主力军。

今年年初,我曾到上海去参观一座大楼,632米的上海中心。上海中心的负责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安徽的农民工,砖瓦工,参与建造这座上海中心。建完的时候,他老家的未婚妻来找他,问他这两年在上海干什么?那个小伙子说,我明天带你去看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到了浦东陆家嘴。

站在马路对面看着600多米的大楼,那个小伙子对他女朋友说,这个楼是我建的。但是,我没有钱带你进这个楼,里面的东西没有我买得起的,可是没关系,在这栋楼最高的地方,我刻了你的名字。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浪漫故事,对吧?

他就是一个大忽悠!

总经理跟我讲,上海中心的顶楼,刻了8000人的名字,就是这些农民工的名字。所以,第一个需要致敬的是付出了他们的血汗,得到了非常不公平待遇的这些人。

在座各位里有当老板的吗?对他们好一点,好吗?年底到了,千万不要克扣他们的工资。

2、企业家

第二个需要致敬的群体,他们站在鄙视链的最顶端,但是仍会被我们鄙视——说1个亿还是一个小目标——这是我们第二批需要致敬的人,叫做企业家。

1978年以前的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今天多少呢?2000万。中国今天是一个拥有2000万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国家。

他们在过去几十年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同时改变了这个国家。很多人觉得,这一拨人,血管里流的血液都是金色的。我接触过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开始我也觉得,你们为什么要经商,为什么要做企业,因为爱钱。没有一个企业家说我不爱钱的。

但是你可以发现,这些热爱金钱的人,把企业做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所赚的每一分钱其实都跟日常消费没有关系了。他们在相当的意义上承担着社会责任,解决了几十人、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就业,这些就业者的背后就是几十万的家庭。

这些不确定的冒险,改变了中国一个个产业,一座座城市的面貌。所以这些人的出现,以及容忍这些人出现的制度环境,是我们第二个需要致敬的。

3、地方干部

第三个需要致敬的群体,大家看到可能觉得很奇怪,是我们的地方干部。

所有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就是董事长。所有的县长、市长,就是总经理,他们跟我们做企业一样,背着KPI,我们有营业收入、利润率、净利润,他们有GDP、财政收入。所以张老师说中国的情况是,每一个地方长官都把自己所在的地方当作公司一样来经营,所以他说时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大家看到这个很瘦的老头子叫谢高华,他曾经在浙江中部的一个县——义乌当过县委书记。今天的义乌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但你在中国地图上看,要找一个地方能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打死都不会想到义乌,那个地方交通不好,旁边也没有什么产业基础,就是金华中部一个特别小的县城。为什么它今天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呢?

没有什么道理,1980年代初,就是这个小老头,在全中国所有的县里面第一个允许老百姓在马路边摆摊卖东西。然后下雨、下雪,摆摊的老百姓很可怜,怎么办?搭一个棚吧。这个棚搭起来,就是中国的第一个小商品交易市场。

中国有成千上万的谢高华。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趣,到中国的一个县、一个市里去,你问他们市长是谁啊,有很多人不知道现在的市长是谁,但是会记起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某一个人的名字。

就是这些人,决定性地改变了一个地区的经济面貌。他们手上有比欧美国家市长、州长大得多的权力,但是同时他们的创新、他们的努力也需要比欧美的市长、州长承担更大的责任。对谢高华来讲,允许农民在马路边摆摊这件事本身就是违法的,他是需要拎着乌纱帽去干这些事情的。所以我们要致敬这些拿着自己的前途去赌博的地方干部改革者。

4、创业者

第四个需要致敬的群体,是很多今天来到现场的朋友们,包括很多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他们的名字叫做创业者。

如今中国每一天有多少个企业创业?一百个、一千个?是一万个,中国每天有一万家企业创业,今年诞生了360万家的新注册的企业。但是很遗憾,它们中的95%会在18个月内死掉。所以中国是一个非常多年轻人创业的国家,同时也是创业失败率非常高的国家。

我在讲课的时候,常常有人质疑我这件事情,说吴老师这个东西是不道德的,那么多人创业那么多家死掉,消耗了那么多的资源。

于是我问他们,你看这些创业者中,有哪些人因为创业自杀了吗?每年中国有很多人自杀,因为失恋、抑郁、欠债自杀,有因为创业而自杀的吗?没有。所以这些人,都是拿着自己的生命,拿着自己的时间,在创业过程中成全了自己的人。这一部分人,也是我们需要致敬的人。

5

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

四十年以来,中国是一个不断追赶世界的国家。

四十年来,这个国家的经济面貌不断改革,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甚至,每一个企业在这个国家能够存在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的背后,会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焦虑、很多的寂寞,需要无数的付出。

明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了,我记得我二十多年前大学毕业的时候,进入工作岗位,很多前辈比我大十来岁,他们是谁呢?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高考的大学毕业生,也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这一拨人。

再过五年、十年,又有一代人会退休,然后80后、90后、00后会不断地崛起。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跟这个时代有什么关系?我有没有辜负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有没有辜负我?

在《激荡十年,水大鱼大》这本书中我写了这句话:这个时代从不辜负人,它只是磨炼我们,磨炼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平凡人。有人叹息青春散场,历史已经结束了,要写回忆录了。但是可能今天更多的人开始吟唱: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

“本文已获得吴晓波频道授权,推荐关注财经第一自媒体-吴晓波频道”

财经自媒体联盟更多自媒体作者

新浪首页 语音播报 相关新闻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