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就不讲最近的热点了，咱们一起来聊聊历史上的大国危机的相似与不同。
主角就两个: 日本的1990，美国的2008。
先说日本，二战后的日本靠着美国扶持和全球化红利（出口红利）迅速崛起，却在80年代后期广场协定（日元被动升值）和日央行的大水漫灌中形成了股市和楼市巨大泡沫。
后来日央行收紧政策，连续五次加息，意外戳破泡沫，房价腰斩，股市跌掉三分之二，无数家庭陷入破产，日本进入“失落的三十年”。
再说美国，千禧年后，超低利率环境和金融衍生品的泛化让美国房价坐上火箭，投资银行们创新出MBS，放低穷人买房门槛，把底层为劣信房产的资产打包卖给全世界，迅速吹大房价泡沫。
最终难以为继，引发了世界金融危机。但与日本不同的是，美国仅用了三五年就走出了泥潭，重新快速增长。
有人会说：美国可以用美元潮汐来收割世界，让全世界为其买单。
这种逻辑最致命的错误就在于：其实是美国经济的强大才让美元有着收割世界的能力，而非反过来。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朋友原本是富豪，但却意外生意失败，如果你相信他有东山再起的能力，你就还愿意把钱借给他，如果他一蹶不振，你是否还会愿意借钱给他？
所以，正是因为美国政府的一系列举措让世界还相信美国经济，才让全球的投资者没有抛弃美元，石油美元体系才得以维持。
言归正传，日本和美国在危机爆发后都采取了相同的措施：维持低利率与量化宽松，扩大财政支出、加大公共投资，把债务从企业和居民头上转移到政府头上。
那为何结果却截然不同呢？这就是今天讨论的问题的核心：
在应对危机时，日本的“不破不立”和美国的“一破一立”。
或者另外起个名字，叫日本的长痛模式和美国的短痛模式。
破，就是落后产能出清，立，就是产业转型升级，或者说经济升维。
美国在解决危机时，往往选择“短痛法”，也就是通过主动刺破泡沫，让该破产的企业破产。
比如大滞胀的80年代保罗沃尔克加息到20%以上，比如千禧年刺破互联网泡沫，再到后来2005-2007年加息刺破房地产泡沫。
这些措施虽然让经济暂时陷入停滞和衰退，但换来的是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优化，产业过剩产能的出清，和大批僵尸企业的淘汰。
整个国家因此实现轻装上阵。
列个数据：2008-2014年间，美国有500多家银行破产倒闭；雷曼兄弟破产重组，贝尔斯登、美林分别被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收购，银行系统清理坏账超过万亿美元，企业倒闭更是超过200万家。
虽然过程痛苦，但整个美国迅速完成了去杠杆，三年就恢复了元气，开始了新一轮的增长。
但是，日本却因为对“僵尸企业”出清不力，把急症拖成了慢性病。
在政府注资救助的惯例下，日本的银行倾向于隐藏而不是暴露风险。
持续给经营不善的“僵尸企业”续命，包括国有企业、包括大量传统过剩产能企业。
1992-2002年，日本企业中“僵尸企业”平均占比高达17%，这些企业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在此期间日本新增贷款的六成。
产业不能出清、信贷资源的错配和浪费成了日本经济深陷泥潭无法自拔的最重要原因。
日本“长痛模式”，本质是用更大的债务来覆盖现有债务问题，然后通过几十年的时间来消化，好处就是经济没有硬着陆，坏处嘛也很明显，错过了经济再次腾飞的关键期。
再说说"立“。
美国经济实现出清后，高速发展的移动互联网创造出了社交、电商、视频、知识付费等前所未有的商业模式，诞生出苹果、谷歌、亚马逊等一众科技巨头，在”立“的方面不断崛起。
就这样，美国一边去杠杆，一边实现了科技和产业升级，整个经济完成了资产负债表的修复。
而日本，却紧抱着原来的大企业、国有企业和众多僵尸企业不放手，在犹豫破不破的时候，错过了立的最佳时机，也错过了整个移动互联网时代。
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我们国家在90年代也面临着重大危机，大量国有企业面临困境。而当时以朱镕基总理为主的国务院锐意改革，推出”三年国企脱困计划”，自上而下推进改革：
”破“：强力去化过剩产能，特别是纺织、煤炭和钢铁等行业；并采取再就业、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等方式，解决职工的困境；强势反腐，打击各领域贪污腐败，降低行政负担；
“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启动城市住房体制改革，开启住房市场化时代；改革金融体制和外汇体制，金融市场化加速；积极出口导向，引导东亚制造业落户中国；成立四大AMC，剥离银行债务; 实施国企体制改革，全面转向现代化管理体制；推动中国入“世”，享受全球化红利。
就是在这无数的“破”和“立”中，2000年后的中国经济重新洗牌完成，再次轻装上阵，走上世界舞台，开启了黄金“二十年”。
如今，大国经济又再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如何选择无疑会影响到今后十几年的发展和民族的未来，站在当下这个大变局之中，期待中国能继续以史为鉴、锐意改革，一直站在历史的正确一方。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