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亿多人有完整社保，全球最大社保网的“负重前行”_

凡事一研究，就总会出乎意料。

这段时间，关于“外卖骑手缴纳社保”的讨论，非常火热。这种火热的舆论氛围，很容易让大家产生误解：就是好像外卖小哥们，是中国最后一批没交社保的人，是中国社保大业“最后的拼图”。只要这部分灵活就业群体缴上了，我们国家的社保事业，就大功告成了。

真是这样吗？我对这个事很感兴趣，后来干脆仔细研究了人社部、住建部、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也分析了各个城市的社保数据，结果发现，实际情况可能和你想得不一样。

当然，研究完我发现这个“不一样”不是我们做得不够好，而是中国真的太大和太复杂了。甚至可以说，探索零工社保这件事，中国是全球步子迈得最快也最稳的国家。

一

到底多少人有完整社保？

在中国，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其实近 7 成打工人，是没有完整的社保“五险”。也就是说，出于种种原因，社保还真不是打工人的“标配”，而是“高配”。所以给外卖小哥缴社保，严格说其实不能说是“补短板”行动，而是超过了很多普通就业者。这个判断本身，也能看出给外卖小哥缴社保，到底有多么大的意义。

接下来，我就来一点点拆解，中国社保的真实现状。

我们国家现行的社保体系，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1993 年，国家首次明确了“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任务。

之后，我们就建立起了一个类似“金字塔”结构的社保体系：底部是参保率 95%的基本医保；中部是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等进阶保障；而顶端才是包括了“公积金”，也就是“五险一金”的全配套。

从这个结构，你也能看出，有“五险一金”的打工人，肯定不是绝大多数。

先来看公积金的缴纳人数。我仔细查了住建部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公开数据说得很清楚，全国只有 1.74 亿职工是缴纳了公积金的。

而全国就业人员总数是 7.34 亿，这么算下来，有公积金的人数，大概是总就业人数的 24%，不到三成。

当我再拆解各个城市的数据时，你会发现，如果你在三、四线城市，想要找个配齐“五险一金”的工作，大概率没有太多的选择，还要是考进“体制内”。

有的城市更夸张，所谓“体制内强度指数”逼近 70%。也就是说，这个城市缴纳公积金的所有人中，70% 都来自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

你看，在一、二线城市，“五险一金”可能是常识或者常态，是基本线，但在三、四线城市，这是妥妥的高线。

有人会说，公积金是最“高端”的。确实，更客观的统计维度可以再看看缴纳“五险”的人数。

我仔细地查阅了人社部的数据和统计公报，到 2024 年底，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参保人数大概分别为 3.04 亿人、2.46亿人。

我们综合下，算下比例：在中国，拥有完整社保，也就是“五险”的人数，大概也就 2 亿多，由于灵活就业人员在大部分地方只能以个人身份参加养老和医疗保险，无法缴纳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因此，完整缴纳五险的人群主要为正规就业的城镇职工，而失业保险的2.46亿人可视为这部分群体的上限。总之，一个就业人口如果有“五险”，妥妥就是全国前三分之一。

我还特别关注了灵活就业者的情况，结果发现，全国约 2 亿灵活就业者中，大约25%的就业者缴纳社保，比例略小于全国情况。

二

我们的难点到底在什么地方？

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觉得中国的社保体系搞了三十多年，完整社保的人数还不到三成，是不是太慢了？客观说，还真不能这么说，这背后不是中国不努力，而是这件事，难度实在有点大。

两个原因：

1、人口太多；2、经济不发达+收入情况差别大。

第一，人口规模实在太大了。对于拥有 14 亿人的人口大国来说，就算是 1% 的缺口也意味着有 1400 万人。

1400 万人什么概念？以北欧高福利国家瑞典为例，全民医保服务的人口总数，一共也才 1000 万人。如果换算到我们的人口体量，相当于只覆盖了全国 1% 的人，连上海常住人口的一半都没到。

但如果你反过来看，中国的社保覆盖面每增加 1%，就能让 1400 万人得到保障，惠及面大大打开。但这小小的 1%，可能就是别的国家全国的人数，这都是需要实打实的财政去覆盖的。

更何况，当人口突破临界值，保障成本将呈几何级数增长。所以，人口规模就决定了，中国没法简单复制北欧模式，只能用时间换空间，一步步建立一个能适用大规模人口的社保模式。

第二，经济发展水平有限，收入情况更复杂。有个数据维度值得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曾经公开过数据，无需缴纳个税的人员占比超过七成。而我们都知道，个税的起征点是5000，也就是说，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底色”可能就是月薪5000附近。大量劳动者的收入，甚至还不到缴费基数，当然他们要按照最低缴费基数缴纳社保。“人人有社保”，客观说只是一、二线城市以及体制内从业者的感知。

所以相比之下，平均工资超过 6 千、有工伤险的骑手小哥，其实已经是国内劳动者的“前排”了。前面也说了，有工伤险的人，全国也才 3 亿人。现金流稳定的这些外卖小哥可能在一、二线城市写字楼白领看来属于弱势群体，但在更多三、四线城市，在很多基层劳动者眼中，这未尝不是一个好工作，之前还有学者提出过一个新概念叫做“县城新中产”。

现在美团、饿了么、京东都在人社部的指导下探索更多其他类型保障，这些保险也补上后，骑手未来真可能会成为一个典型的中级蓝领职业。

而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更应该看到，还有不少人口游离在缴存基数之外。对于这些人来说，最迫切和最现实的事情，可能不是配齐社保，而是先加入进来，能有基本的社保兜底。例如对骑手最重要的工伤保险，优先级一定是大于生育和失业等险种的。

毕竟，衡量一个国家社会保障水平的首要指标就是覆盖面。目前，中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养老保险体系，接下来的大动作是，继续对更多职业群体扩容。

而背后更大的原因是，当下的社保问题，其实本质上是：

匹配问题。

是传统的社保体系难以和新兴的经济模式完全匹配的问题。

传统的“五险一金”制度，最初是服务“铁饭碗”式的单位制工作。这一类工作最大的特点是，雇佣关系明确、劳动收入稳定，所以社保缴纳的问题，就很容易处理。

但在经历平台经济后，中国出现了大量更灵活的就业形态，比如前面提到的外卖骑手，还有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等。他们的劳动关系不是“单位制”的，所以社保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别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对零工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都是一道公共政策的难题。

三

旧系统遇上新业态

关键是如何解决“匹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