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刘秀反王莽的故事脍炙人口。但如果翻看史书我们会发现，在王莽还活着的时候，刘秀并不是反莽领袖。初期实际上的领袖，是刘秀的哥哥刘縯；名义上公认的“带头大哥”，则是名不见经传的刘玄。
刘秀无人不知，刘縯、刘玄是啥情况？
新朝末年的起义首领一共有四个，并且他们都姓刘，分别是刘縯、刘玄、刘秀、刘盆子。
其中，刘縯、刘秀是亲兄弟，是汉景帝的儿子长沙定王刘发之后；刘玄是刘秀族兄，也是刘发的后人，他们三个都是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刘盆子则另出一支，是刘邦之子刘肥的后人，出生在泰山式县（今山东泰安附近）。
“四刘”不仅在血脉、出生地方面出自两个渠道，连政治、军事根基也分为两支：刘縯、刘玄、刘秀的基础是发源于今湖北地区的绿林军，刘盆子的背后则是活跃与泰山一带的赤眉军。
这四个人中，刘縯最具帝王之相、刘秀笑到了最后、刘盆子最可悲；至于刘玄，则称得上是最戏剧的一位：他的短暂人生告诉了人们一个道理——“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的说法，其实并不完全成立。
刘玄曾经是反王莽起义大潮中第一个被立为皇帝的风云人物，但这并不代表他就适合这个位置。
跟刘秀兄弟俩一样，在王莽篡汉时期，刘玄也早已形同平民。当时正处乱世，他的弟弟被人所杀，为了报仇雪恨，刘玄曾经积极地结交英雄豪杰。“弟为人所杀，圣公结客欲报之。客犯法，圣公避吏于平林。吏系圣公父子张。圣公诈死，使人持丧归舂陵，吏乃出子张，圣公因自逃匿。”
地皇二年（21年），王莽的新朝爆发了大规模饥荒，王匡、王凤、王常等人以绿林山为大本营拉起了一支规模庞大的起义军队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绿林军”。但到了下一年，由于爆发瘟疫，绿林军死亡近半，余部便分成了下江兵、新市兵与平林兵（这些队伍的名称，实际上就是各自首领的家乡），到处游荡作战。
刘玄正是在这个时候投奔了平林兵，在军中担任“安集掾”的小官，可以理解为负责安顿队伍，偏向于后勤类工作，不涉及管理、打仗等核心业务，可谓平平无奇、毫无过人之处。
与刘玄截然不同，那时的刘縯、刘秀两兄弟堪称乱世英豪。
刘縯“性刚毅，慷慨有大节”，颇有先祖刘邦的风范；刘秀为人忠厚老实，却上过太学、接受过系统教育，个人魅力十足，在家族内人缘极好。兄弟俩一个积极策划、具备天然的领袖气质，另一个踊跃参与、充分调动了刘氏子弟的信心，他们在地皇三年（22年）10月成功组织起七八千人的子弟兵队伍，举起了反莽兴汉的大旗。
对比双方投身反莽起义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刘玄与刘縯、刘秀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前者走到王莽政权的对立面，起因是替弟弟报仇，说白了属于一己之私；而刘縯、刘秀则是抛开安稳的小地主日子不过，积极吊民伐罪、光复汉室，属于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行动。
由于动机不同，那时的刘玄只是个投身军事团体（农民起义军平林兵）的个体，而刘縯、刘秀则属于有系统理念的政治团体的核心政治人物。按理说，后者更具备发展前景。
但接下来，刘玄却意外地走向了历史前台。
刘縯、刘秀起事后，军力主体是南阳的刘氏宗室、本郡豪杰，不仅人数少，而且装备不足，很快在朝廷军队面前吃了大亏。为了在乱世中存活下来并获得成长的可能，刘氏兄弟积极联合新市、平林、下江这三支绿林军，开始了共同对王莽官军的作战行动。
地皇四年（23年）正月，刘縯指挥联军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他们击败了前来平叛的甄阜、梁丘赐军，歼敌两万余人，消灭了王莽在南阳的精锐之师；随后，他们乘胜追击，击败新朝大将严尤、陈茂后，包围了中原重镇宛城，让长安城的王莽深为震动。
据称，当时的刘縯威名远播，王莽以“食邑五万户，黄金十万斤，上公官位”悬赏他的首级，甚至还下令长安的各级衙门里画上刘縯的图像，每天令士卒射击泄愤。可见，当时的刘縯已成了事实上的义军领袖。
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与绿林队伍的合作，让刘氏兄弟的队伍不再是单打独斗的小规模地主武装，实现了军力呈几何级的增长，极大提高了反莽大业的成功几率；但在同时，由于自身嫡系队伍规模有限，刘氏兄弟在这个军事联盟中的话语权被严重稀释。
在取得连续胜利后，这支反莽大军的规模发展到了10多万人。各部首领都认为，为了强化对这支大军的统一领导、增强在民间的号召力，应该拥立一位刘氏宗室为皇帝。毕竟在当时，人心思汉已成了时代主流。
当时，队伍中的汉宗室基本上都是刘发的后代，但在具体拥立谁这个问题上，起义军将领们分歧严重：
刘氏子弟、南阳豪杰当然主张拥立刘縯，毕竟论魅力、能力、魄力、谋略，当时的十万人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更优秀的；但绿林军的将领们则偏向于刘玄，原因无他——他们畏惧威严霸气的刘縯，而刘玄则性格懦弱、能力稀松，很容易被他们掌控。
由于两股力量实力对比悬殊，刘縯虽然明白对方的算盘，但所谓胳膊拗不过大腿，为了避免反莽大军走向分崩离析，他以大局为重、放弃了领导者之位。
地皇四年（23年）2月，刘玄在淯水之畔称帝，改元更始，是为更始帝， 刘縯则被升为大司徒。
据史书记载，当时的刘玄“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既是因为胆小、没见过大场面，更是因为心里明白自己配不上皇帝之位，自己的德、才、功没有一项符合自己眼下的政治权位。
这也在侧面证明了，刘玄心中仍有是非观念，并不是一个恬不知耻的小人；假如他能够保持清醒、认清定位，搞不好还能维持各方的和谐，促使反莽义军迈上更高的台阶。
但人是会变的，尤其那些本身素养并不高的人，一旦被放到并不适合他的高位上，很容易暴露本性、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刘玄显然就是这类人。
当时的刘縯顾全大局、委屈自己，但结果却是“更始忌伯升威名”。随着刘秀在昆阳之战中力挽狂澜、刘縯率众打下了完成，刘玄的内心越发焦急。也许是明白自己的权位缺乏正当性、合理性，他恶向胆边生，在身边人的怂恿下竟悍然杀害了刘縯。在他看来，除掉更有资格的人，就能体现自己最高权位的合法性。
万事开头难，即使是做坏事也是如此；但只要开了头，后续更夸张、更过分的情节都会显得水到渠成。在杀害刘縯后，曾经的老实人刘玄就摇身一变，充分暴露出自己人性丑恶的一面，在私欲的趋势下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比如在反莽大局还前途未卜之际，当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时，刘玄却“日夜与妇人饮宴后庭”，把正事交给了自己的亲信；刘玄虽然称帝，但在内心中还是一个草寇。当将领们拜见自己时，他竟然首先询问众人掳掠了多少人口、财物，让身边的官员们都“各惊相视”；刘玄还试图利用腐败来凝聚人心，胡乱给部下加官进爵，搞得队伍一派混乱；不同于接受过系统教育的刘縯、刘秀，刘玄对汉家制度一无所知，“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即智商不够。允许刘秀行徇河北、放虎归山，充分证明了他的真实水平。
当初在昆阳之战后，反莽形势一派大好，史称“海内豪桀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原因无他，反莽兴汉、人心思汉已经成了大势所趋，这也是刘氏宗室的最大政治资源，这更是刘玄这个庸碌之人能够登上帝位的根本原因。
然而，刘玄掌权后的作为，却把形势引向了反面。绿林军占领长安后，竟然出现了“关中离心，四方怨叛，诸将出征，各自专置牧守，州郡交错，不知所从”的混乱局面，天下群雄压根不买更始帝的账，纷纷自立门户；昏庸的更始帝刘玄，最终落得向赤眉军投降、随后惨遭杀害的结局。
常言道：“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但显然刘盆子推翻了这个规则，他在那个时代首先称王称帝，但这只是特殊时代背景的产物，不代表他就是个英雄；相反，他还成了事实上的笑柄，实属可悲可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