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三剑客”与“四大金刚”并列，都是军统的高级特务。“军统三剑客”也就是沈醉、周养浩和徐远举。徐远举是湖北人，15岁考入黄埔军校第七期，曾经在嫡系第59师服役，官至中尉连副，后因与长官不睦脱离部队，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转投军统。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徐远举跟随“班禅行辕”前往西藏工作，这一去就是十年，成为军统内部有名的“西南通”，历任西昌行辕第三组组长、成都经济检查大队长等职，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初升任军统西北区少将区长，不久转任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因“挺进报事件”遭到主任朱绍良的大骂，并要求限期破案。
由于叛徒出卖，“挺进报事件”致使重庆地下党遭受巨大损失，徐远举“因功”升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张群出任“西南军政长官”后对徐远举非常重用，被称为“西南红人”。
徐远举是云南起义部队的“意外收获”，那个时期的飞机由于航程有限，从成都和重庆前往海外的飞机一般要在昆明巫家坝机场加油。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重庆，此前，徐远举奉毛人凤之命对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革命志士进行了大屠杀，包括我们熟知的杨虎城将军一家和江姐等烈士，随后跟蒋介石一样，仓皇逃往成都。
随着胡宗南部队的崩盘，成都解放也指日可待，国民党政府机关和保密局大小特务们纷纷逃往台湾或海南岛，1949年12月9日徐远举带着两个随从乘机到达昆明，准备次日转机飞往台湾，因为他这个级别还不够有专机的资格。如果不是适逢云南起义，这个双手沾满四川地下党鲜血的大特务就逃掉了。
徐远举事先委托保密局云南站长沈醉预定的转机机票，狡猾的徐远举在机场就嗅出气味不太正常，因为昆明机场已奉命停止给过路飞机加油，所以他谢绝了沈醉邀请进城过夜的好意，坚持留在机场，准备第二天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他还提醒沈醉要注意卢汉可能有所行动，沈醉不以为然，因为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就住在卢公馆。他们俩不知道的是，张群已被卢汉秘密拿下，同时以张群的名义命令驻滇中央军及宪特机构首脑当夜到卢汉公馆开会，“请君入瓮”大获成功，包括李弥、余程万、沈醉等人就这样一个个被卢汉的卫队扣押。
1949年12月10日黎明，卢汉领衔发表起义通电，五华山升起了云南第一面五星红旗，随后宣布昆明戒严，滇军警卫部队开始搜捕军统和中统特务分子。
当时滞留昆明的主要特务头目，包括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还有云南绥靖公署政工处长罗春波、西南公路运输处副处长李家杰等人，由昆明警察局长李志正亲自抓捕后送陆军监狱关押，几乎一网打尽。
徐远举被抓获后转押重庆，交给了解放军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保卫部门，随即被押入了他曾经迫害地下党员的白公馆，也是报应；1956年作为高级特务分子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期间据称改造得还算积极。
然而徐远举毕竟罪孽深重，在第一批、第二批特赦名单中都没有他的名字，徐远举心情极为郁闷，1973年冬季的一天，患有高血压的徐远举自虐般用冷水冲澡，当场晕倒并且再也没有醒来，时年5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