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许多中外条约，均已涉及国旗概念。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望厦条约》以及咸丰八年（1858年）《天津条约》中的American flag，现在可能被译作“美国国旗”，但在当时的中文本中，只是写作“合众国旗号”。
这些国家之所以需要“旗号”，是因为他们要到大清国来贸易，为了方便大清官方“认明大合众国旗号，便准入港”：而大清官方并不需要到他们的国家去贸易，所以，大清王朝还没有制定“国家旗号”的必要。
咸丰年间，广东发生了一起缘于“华船冒挂洋旗”的“亚罗号事件”。
依据当时的海上国际惯例，没有旗帜的商船可能被视作无国籍甚至海盗船，无法参与国际贸易，因此许多中国商船向外国机构申请注册，并升挂注册国国旗，他们能够随时要求外国保护，拒绝接受中国管辖。
咸丰六年（1856年）10月8日，一艘名为亚罗号的华人商船被疑参与海盗活动，遭到广东捕快的扣押。由于该船已经在港英政府注册，声称升挂了英国国旗，英国领事巴夏礼借口广东水师侮辱英国国旗，遂挑起事端，点燃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
按理说，亚罗号事件之后，大清王朝应该考虑制定一面标志大清国形象的专用旗号，方便华商进行海外贸易。可是，当时的大清王朝对民间商贸活动不仅不予鼓励和支持，甚至有意加以打压。大清王朝同治五年（1866年）制定的《华商买用洋商火轮夹板等项船只章程》中，明确规定华商购买洋船后，“不准复用外国旗号”。
自己没有旗号，又不许商人借用外国旗号，等于从制度上遏限了中国商人的海外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