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具含金量的“户籍”可能会是雄安特区——媒体半公开地“暗示”中央政府将会给予雄安特区特优待遇。
《中国经济周刊》（China Economic Weekly）在最近一期杂志上刊文称，未来雄安户籍含金量将超北京。杂志援引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的观点，“寄希望于未来雄安的吸引力超过北京，到那时大家可能会主动放弃北京户籍到雄安落户。如果达到了这个程度，雄安新区才是真正成功了。”
海外政治观察人士指，雄安新区被列为当下中国的“一号工程”，而政府管理思维依然停留在以“户籍”为圭臬的制度层面上，学者也未能向政府提供更加有想象力的建议——仍在用超福利的、最具含金量的户籍——超北京（福利条件）的户籍，吸引中国人口特别是北京人口落“户”雄安新区。
评论人士称，这实际上是一个悖论——雄安新区的构想是超前的、并且有延续性的“千年大计”，而政府正在拟定的政策仍被旧思维所左右，无法挣脱“户籍”对民众的迁移限制，“新”字将大大折扣，很可能会形成另一个不公平的“特权区域”。
2017年4月4日，摄影师用无人机航拍雄安新区全景图
新瓶旧酒：“以户留人”
这份共产党最高级别的机关报所属的杂志，在报道中，半明半暗地宣称，“雄安新区不应该是也不会是曹妃甸首钢模式，而应该是人户一体的”，并指，“雄安新区作为特定地区，它要有它的户籍管理政策”。
“曹妃甸首钢模式”，是政府为了让位于北京城市西部的钢铁厂工人随厂迁移到河北省曹妃甸——一个靠海的，污染区人口较少的地区，而出台了一个特殊政策，即北京钢铁厂的工人依然保留北京户籍，而工人必须到曹妃甸工作。
“北京户籍”到底有多重要？是什么样的福利，会让北京钢铁厂的工人宁可到远在250多公里的外省地工作，也要保留在北京的户籍？
中国户籍制度或称“户口”，20世纪50年代末期设立，毛老总领导的政府为了不让饥饿的农民涌入城市，而设立户籍制度。最初的设想只是阻止饥饿的农民不会涌入城市或者形成蔓延全国的乞讨者，但后来随后发现公民教育、福利和住房机会都能够以“有限资源”的形式通过户口进行分配或者调控，这会让政府有效地管理民众。
尽管中国在1970年代末认识到，使用经济改革手段的必要性——这形成了几个轮次的人口流动潮流，但户籍制度并未取消，甚至有美国媒体称，“这些政策后来僵化为一个类似种姓制度的壁垒”，这些限制阻碍了许多农村地区人口到城市永久定居，以及小地区的居民迁入如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深圳特区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地区之一，建立于1980年。最初这个仅仅是毗邻香港的小渔村，因为政府开放政策的吸引而形成了类似于美国西部的淘金热，大量的怀揣淘金梦想国人到深圳工作，一度创造了“时间就是金钱”的发展奇迹。不过，这并不能消除户籍制度的藩篱。政府对想要到深圳的“淘金者”通过发放“暂住证”的方式进行调控，没有“暂住证”的打工者被认为是非法进入该地区——这个将户籍制度泛化的政策一直到2003年，当地警方打死了一个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而废止。
观察人士指，“暂住证”导致湖北青年孙志刚的死亡，也只是废止了1982年5月12日中国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而户籍制度的存在，导致城乡二元对立，特别是大城市居民的特权存在对其他城市居民、农村人口来说是个无法逾越的门槛，更像是一种“人生的讽刺”。
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以及省会城市的户口直接关切到居民的生活质量——子女教育、购房购车、招聘就业等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而政府一直在承诺“努力消除不公平，让每个一个国民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但是户籍是最终摆在普通中国人面前的一个“硬性”条件。
政治观察人士称，媒体暗示雄安新区的“含金量”超北京的目的很明显，政府希望居住在北京的人口能够分流到雄安，以缓解北京城市功能上的压力，但是政府依然没有放弃通过“户籍制度”管理人口的愿望，同时亦想藉机将雄安新区也作为奇货可居的“资源”，用户口和城市福利吸引北京人口“放弃北京户口”落户雄安，这只是新瓶装旧酒——“以户留人”，户口含金量的另一面是不公平和不公正，这并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管理理念。
“一号工程”需开放的心态
用什么样的心态吸纳更多的北京人口到雄安新区，这恐怕是比用什么样的政策更重要——政府只看到了雄安新区“户籍”未来的含金量，而忽略了“用什么样的心态思考”将雄安新区变成一个新的“淘金之地”或者叫做“梦想之城”。
海外政治观察人士认为，政府试图在雄安新区建立一个“中国北方新的经济增长极”，不妨可以尝试用更加开放的心态来处理人口的流动和迁徙。
2016年4月1日，政府对外公布将要成立雄安新区的消息，宣称成立新区的目的是“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几乎是同一时间，当地政府冻结了雄安新区范围内的所有房地产交易。随后，官方宣布，政府将出资收购对雄安新区的房地产，再由政府出租给搬迁到雄安的“外地人”，雄安新区未来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商品房”市场。
分析指，上述措施当然有效阻止了“炒房”的可能，但也限制了雄安新区成为中国北方新的经济增长极的进一步可能性。这从另一个层面印证了，政府在面对有着“一号工程”之称的雄安新区时，尚未置换旧有的管理心态，思维上的“限制”手段左右着决策者的政策走向。
“一号工程”是指习总制定的“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而雄安新区的建立被指是在习总亲自参与设计、制定的“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中“极为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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