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东吴重臣张昭的家族墓,近日在南京被确证。
张昭家族墓由8座墓葬东西向并排构成,其中一座墓中出土的两方金印“辅吴将军章”和“娄侯之印”,与《三国志·张昭传》的记载一致,成为确定墓主身份的最关键证据。而该墓为普通竖穴土坑砖室墓,也与史载张昭遗命要求薄葬一致。
张昭在东吴的地位,如荀彧之于曹操、孔明之于刘备。
但跟孔明不同的是,张昭不仅终身未获封相,更在罗贯中《三国演义》里被塑造为投降派。但若是深究历史,真实的张昭却远不是《演义》里的那副“江东鼠辈”的软骨头模样。
壹
“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是小说家言。长史张昭被孙策临终托孤的时候,其实是内事外事都交他决断。
张昭字子布,生于公元156年,徐州彭城人。张昭年轻时随白侯子安学习《左氏春秋》,很快就以博学闻名,尤其对钻研《汉书》别有心得,深受士林敬重。张昭与琅琊人赵昱、东海人王朗齐名当时、互为友好,同出身于徐州的陈琳——为袁绍起草讨曹檄文的名士——对张昭颇为仰慕。徐州刺史陶谦慕张昭名,察举他为茂才却被张昭拒绝,陶谦认为张昭轻视他,因此将张昭监禁起来,因为赵昱求情才被释放。因此张昭其实跟诸葛亮一样,还未出仕即已闻名当世。
194年曹操出征徐州,不愿投曹的张昭南渡至扬州,孙策闻讯立刻主动登门拜访结交。既为孙策诚意所动,又因乱世必须有所安身,张昭从此为孙氏效力。求贤若渴的孙策,封他为长史和抚军中郎将,“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当时,孙策攻占江东六郡时的杀伐令江东豪族大为不满,而张昭的加入令孙氏最大限度地改善了初至江东的负面形象。因此孙氏初奠基业,“彭城张昭”是后世公认的第一功臣,排在张纮、秦松、陈端一干名士之前。
200年孙策遇刺,临终前将继承者孙权托付给张昭,对他说:“如果孙权不堪大任,你可以自己定夺。如果不能取胜,那么从江东退回到原来的江西,也没有什么关系(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
此时孙氏在江东根基未稳,内有异心、外有觊觎,处处危机四伏。
孙策死去孙权只知哭泣,张昭对他说:“孝廉(孙权已举孝廉),现在是哭的时候?”把他扶上马,出外巡视军队以安定人心。
虽然周瑜也很快率军前来力挺孙权,但作为当时顾命集团的第一核心,张昭的态度是决定孙氏政权向何处去的关键,程普、董袭、朱治、吕范等一干武将都受张昭调控。
此外,张昭全力延请严畯、孙邵、是仪、滕胤等名士尤其是江东本地文士入孙权幕下,这是孙权最终能在江东立足的重要原因。
张昭一边部署诸将,平息孙策死后各地势力如山越的叛乱;一边制定典章礼制,为孙氏在此地的长期统治擘画长远。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张昭的运筹帷幄,东吴未必能在孙权手里延续。
此时东吴政权主要由三派力量构成:一是孙坚、孙策留下的江西旧部,如程普黄盖、蒋钦周泰,代表是周瑜;二是江东本地大族,虞、魏、顾、陆为最重要的四大家;三是避乱南下的北方士人,如孔明的兄长诸葛瑾,而代表正是张昭。士人代表文韬、旧部代表武略、世族代表财源,三方在张昭的协调下相安无事,以至于202年孙权母亲吴夫人死时,仍然托孤张昭。
虽然已为东吴的第一实权人物,但张昭跟周瑜、鲁肃不同,他是以安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不是见乱世就兴奋要建功立业的豪杰——正是这一点根本的不同,令张昭在东吴集团中的地位发生改变。
贰
从200年到208年,曹操通过官渡之战和远征乌桓一统北方、进位丞相,随即率军南下,兵不血刃地拿下荆州,将刘备逼到绝境。此时曹操给孙权的信,简单有力到无以复加:
“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是战是降,东吴必须择一而从。
《三国志·张昭传》里并没有关于张昭劝降的记载,但那是作者陈寿的有意回护。根据《周瑜传》《鲁肃传》,东吴一力主战的只有周鲁两人,以张昭为首的其它人都持降曹之议。司马光《资治通鉴》里,借孙权之口明确指出降曹派的代表是“子布(张昭)、文表(秦松)”,而孙权因此大为失望。
《周瑜传》里还记载了张昭不主战的理由:曹操是名正言顺的大汉丞相,舆论上师出有名,东吴不占优势;曹操拿下荆州后除了步兵还有水军,就算远没有八十万,东吴在军事硬实力上也相差太远。
作为儒家士大夫,张昭等人深受名节观念的熏染:许昌的皇帝是一以贯之如假包换的大汉天子,曹操就算飞扬跋扈,高端不过霍光,低端也是王莽——还是篡位前的王莽。王莽远未成形,天子也还在位,因此刘备马腾刘璋包括孙权一干豪强在内,谁也没可能成为光武帝刘秀。
况且,归降并不是把孙权往火坑里推,当初孙策早就说过一旦发展不顺可以“缓步西归”。孙权归降最终是降汉不是降曹,依然可以保有尊崇的地位,比如刘琮就爵封列侯;更重要的是,国家也能就此结束天下四分五裂的局面,所以又何必为了微不足道的获胜可能,像已无立锥之地的丧家犬刘备一样赌上东吴六郡?
从大汉之臣变为东吴的开国功臣,绝不是张昭的人生理想,但却是周瑜和鲁肃的。虽然最终赤壁之战成王败寇的结果,证明了联刘抗曹战略的可行性,但以弱胜强,实在是中国数千年战争史上屈指可数的极小概率事件。作为东吴六郡的主理人,张昭就算知道有击败曹操的可能性,他也不敢像赌徒一样,把东吴百姓的身家性命一把梭哈。
但孙权不是刘琮更不是刘禅,孙权是野心家,他对张昭心中的大汉其实不屑一顾,心心念念“彼可取而代之”。所以周瑜鲁肃断言可以一战,说到了孙权的心坎上。最终赤壁一战天下三分,孙权赌赢了。赢才是硬道理,张昭从此在孙权心目中没有了地位。
出身士大夫的张昭,施政的重点其实一直是“保境安民”,而不像出身地方豪强的周瑜鲁肃那样热衷于开疆拓土。孙权心里清楚:张昭虽然在我这里做事,但心里最重视的根本不是我。
正是这一点令孙权耿耿于怀,虽然张昭的作用在东吴仍然不可或缺。赤壁之战后的212年,阮瑀为曹操捉刀写信给孙权,明确提出只要他“内取子布、外击刘备”,就可以让他长期把持江东。张昭如果对东吴而言不重要,根本等不到曹操主动提要求杀,孙权早就把张昭打入尘埃了。
但孙权心里的不爽始终要发泄。赤壁之战二十年后的229年,孙权自称吴王时,把最重要的功劳归给已死的周瑜。张昭甚至还没有开口称颂功德,孙权就按捺不住主动发难:“当初要是听你的,现在怕是已经在要饭了(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张昭无法回答,只能“伏地流汗”。孙权称王后,要封丞相,朝野上下都以为非张昭莫属,但孙权偏偏封了孙邵为相,而孙邵其人其事甚至连《三国志》都进不去。
孙权的羞辱之意,也算昭然若揭。
叁
关于孙权,许多历史记载其实是要打问号的。
比如南朝的裴松之给《三国志》作注引用的《吴历》里,就借曹操之口称赞他:“生儿子就应该像孙仲谋!刘表的儿子跟猪狗一样(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
就算曹操真有此言,可能也只是随口一说罢了。
毕竟他口中英明神武的孙权,一生亲自带兵出征的胜率基本为零。最为后世讪笑的就是215年孙权带十万大军进攻合肥逍遥津,结果被张辽的8000人按在地上摩擦,不是坐骑给力孙权更差点被活捉。
外战一生无胜绩,内政也不乏昏招。229年孙权称帝,丞相仍然不选张昭,换成了江东士族的代表顾雍。
三年后,曹魏的辽东太守公孙渊起兵反魏,主动向孙权称臣。大喜过望的孙权要遣使前往辽东,张昭出言阻止,说公孙渊向吴并非本意,一旦其翻脸东吴就将成为天下笑柄。孙权哪里听得进去,仍然一意孤行遣使辽东,张昭于是称病不朝。愤怒的孙权用土封住张昭的家门,“不出门就不必出门了”;张昭也用土从里面将门堵住,“正是不打算出门了。”
后来,公孙渊把孙权的使者统统砍了脑袋,颜面无光的孙权后悔不迭,终于又请出张昭重新上朝。这些看似儿戏的举动,其实是君主和臣下关系的生动呈现:三国时代的皇帝,普遍还不及后世皇帝一样顺我则可称奴才、不顺我则一刀砍掉的专横。
张昭时代的儒家士大夫,以匡正君主之过为一己之责,也远不像后世经过八股洗脑如明清士子一样卑躬屈膝。孙权从当孝廉到当皇帝,张昭的态度其实并没有多大变化:我看不惯的一定会说,听不听由你。孙权喜欢打猎,老虎都一度扑到了车跟前来,张昭劝谏,孙权道歉但不改;孙权酩酊大醉,张昭愤而离席,说这样的举止跟纣王无异,孙权惭愧但也不改。
孙权就算终于当上了皇帝,还是时刻觉得有掣肘而不能为所欲为,这最大的掣肘就是张昭。
孙权称帝后,张昭告老退位,孙权拜他为辅吴将军,地位仅次于三公——但就是不给最顶级的三公头衔,即便论资历论德望都无人能出张昭之右。张昭也安之若素,天天在家为《论语》《左传》作注。
公元236年,张昭去世,享年八十一岁。在人均寿命不过几十的三国时代,张昭若是常年愤愤不平、郁闷不已,怕是也难享如此高寿。南朝裴松之在为《三国志·张昭传》作注时,对张昭赞颂有加,说上扶汉室、下保黎民才是张昭的本心,搞分裂不是他的本意,所以他劝孙权降曹虽然无功于孙氏,对避免天下四分五裂、兵连祸结却是有大担当的。
历代史家没有几个不佩服张昭的,只是自从扬刘抑曹的《三国演义》行世,张昭才以投降派代表的反面形象出现,似乎降曹只是为了保全一己的荣华富贵。
可以说张昭在赤壁之战时识见不足判断有误,但如果张昭真是跪舔强权的软骨头,他又何必长期地一如既往地跟孙权对着干?
跟后世无数热衷权位的反例相比,张昭实在是找不出惭愧的理由。
文/启凌 编辑 苏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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