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家最重要的思想遗产,生生不息两千多年!

传统儒家最重要的思想遗产,生生不息两千多年!
2024年05月19日 16:20 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文:舒生

作为中华文明的主流,儒家思想对我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极其复杂的,消极与积极的作用都非常明显。之前我曾撰文痛批儒家官本位思想,今天就来谈谈儒家最为重视的思想之一:民本思想。

要说传统儒家最重要的思想遗产,我以为排在首位就非其民本思想莫属了。

传统儒家民本思想成就了汉文帝、唐太宗、康熙等多位开明君主,他们受此感召,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各自将中华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尽管对于昏庸无道的君主,民本思想约束力有限,但它的地位即使是暴君也不能公然反对的。

民本思想源远流长,生生不息,贯穿于中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从未完全中断,其中先秦和明末清初是民本思想发展的两座高峰。到了近代,它又深刻启发了梁启超、孙中山等革命志士的民治思想,与民主运动相接。

为什么传统的民本思想至今仍不失生命力呢?深入了解它的内涵及特点,或许我们就知其所以然了。

儒家民本思想植根于其人本思想,认为人为万物之灵,是宇宙的主宰和中心,以此类推,在国家中,人民便是主宰和中心,进而得出儒家民本思想最重要的一个内涵:人民是立国之本。这在一系列儒家作品中得到印证。

《尚书·大禹谟》:政在养民。

《尚书·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吕氏春秋·务本》:安危荣辱之本在于主,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人民。

刘昼《刘子·贵农》: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

王符《边议》:国以民为基,……民危而国安谁也?

《宋史·危昭德传》:民者,邦之命脉,欲寿国脉,必厚民生。

荀悦《申鉴·杂言上》:人主承天命以养民者也,民存则社稷存,民亡则社稷亡。

汪缙《绳荀下》:国之兴古亦有千万,未有不由于民心之向上。

王廷相《慎言·御民》: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

……

这些阐述都在说明,人民乃国家的根本,决定着国家的兴亡,只有人民安居乐业,统治的根基才稳固。

至于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孰轻孰重的问题,孟子作了最有代表性的回答:“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后来宋代大儒陆象山进一步发挥道:“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张官置吏,所以为民也。民为大,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邦本,得乎丘民为天子,此大正义也。”这就是说,统治者存在的正当性,在于为人民兴利除弊,在于为人民服务。

大儒黄宗羲也认为,君主是国家的客人,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君主毕生经营,只有为天下才符合正道。因此他说:“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既视民为国家之本,传统儒家便极力要求统治者贵民、保民、爱民、仁民、利民、恤民。

《礼记》中的“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左传·文公十三年》中“苟利于民,孤之利也”,《管子》中的“得民则威立,失民则威废”,孟子的“保民而王”,荀子的“平政爱民”,商鞅的“法者,所以爱民也”,李觏的“养民者君也”,《淮南子》的“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魏征的“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张载的“利于民则利”,司马光的“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这些观点皆认为,统治者的利益始终是建立在维护人民利益的基础上的,坚守民本,就是从根本上维护和发展自己的统治;反之,则不免“人亡政息”,众叛亲离。

如果说之前的民本思想都是说给君王听的,到了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和唐甄等思想家那里,则进一步发展为以民本反对君本。

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黄宗羲控诉道,今之君王“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唐甄更是痛斥,“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明末清初以民本反对君本的思想,深刻影响了维新变法派。

积极为变法新民而奔走的谭嗣同便高呼:“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又说:“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维新派这种民本思想,已超出传统统治的视角,具有鲜明的民主色彩,为中国的民主革命拉开了序幕。

纵观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虽然其并未从根本上阻遏专制统治的病变,但它始终警钟长鸣,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专制权力的滥用,教化了君王及其官僚阶层。到了近代,民本思想则成为许多救亡图存的革命志士的思想源泉之一,深刻影响了民主革命以及其后的社会治理。今天,我们仍可从中含英咀华,为当代治国理政提供思想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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