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生君主专制是我国古代政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这种特点是如此显著，以至于它给人的感觉，好像完全压制了一切。但事实上，历史上并不乏反对君主专制的“逆流”。
这股逆流，犹如暗室一炬，尽管只是星星之火，却始终不曾熄灭，最终成为中华文明之光的源泉之一。
早在《吕氏春秋·贵公》里就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违公道。无独有偶，《汉书》作者也持类似的观点。
宋亡以后以“遗民”自称的思想家邓牧也反对专制。他认为自秦以来的专制统治都违背了尧舜禹秉持的天下大道。后世那些喜好歌功颂德的君王，那些看起来器宇轩昂的帝王，那些穿着龙袍的九五之尊动辄说“奉天承运”，其实都是假公济私。
明代思想家吕坤也反对君权至上，认为“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批判君主“以我病百姓”，危害无穷。
明末清初是反对君主专制的高潮。大儒顾炎武在《郡县论一 》痛斥家天下专制对国家的危害：
“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
在顾炎武看来，君主本质上都是自私的，特权在手便以为天下独有。随着野心膨胀，君主会试图控制臣民的方方面面，让一切都为自己服务。在这样的制度下，即使他不想加害于民，底下一帮喽啰也必然会盘剥民脂民膏。
视君主为天下大害的还有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黄宗羲对这种危害作了更深入鞭辟的分析：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始而渐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享受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以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这段话真是淋漓地揭露了统治者的嘴脸。黄宗羲在此不仅痛陈专制君主“反客为主”的窃国本质，而且指出了君主利益集团与人民利益之间的根本对立。正是君主的“大私”，使得人民不能“自利”；正是无数人民的牺牲，成全了君主的莫大产业。因此，不反对君主特权集团，人民便不能“各得其利”。
如果说黄宗羲还对君主“口下留情”的话，到了唐甄这位明末清初思想家这里，对君主的批判就完全白热化了。
他认为君主只不过是“匹夫”“独夫”而已，自秦以来的帝王都是独夫民贼。表面上仁义道德，实则杀人越货，血迹斑斑。大将、偏将、卒伍、官吏杀人，皆非彼之所杀，实是皇帝老二所杀。自秦以来屠杀二千年，“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唐甄甚至主张把君王送上刑庭，进行审判。这种思想，可谓是中国版的大革命思想了。在那个专制笼罩一切的社会，真是石破天惊之语。
受唐甄反君主专制影响，维新派的谭嗣同后来高呼：“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面对专制统治的屠刀，这位改革先驱没有丝毫畏惧，一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血溅刑场，让一切“九五之尊”相形见绌。
如今，斯人早已远去，但那些反君主专制的铮铮铁骨，却回荡在历史的长河里。
伟大的反专制斗士永垂不朽！
